彼岸太远-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文
第一章
一九六三年秋天，本书作者出生在中国西部一个叫十里铺的地方。那一年中国刚刚结束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生活还和前三年一样，一切生活用品和钱都还很匮乏，尤其是中国西部，人活着更是艰难。
好在他能记起事的时候已经是三、四年以后了。在他幼年他基本上记不得什么叫贫困。
四岁以后的事他差不多记了很多，现在用小说的形式演义出来，像是一个历史。不过，历史本就是历史学家创作的小说，也经过了取舍与演义。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真实还原过去。教科书不行，小说也不行，我们只能通过一些丰富的方式让人们对过去有一些感知罢了。
罗杰四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罗杰记得有一天晚上，他被妈妈从被窝里拽出来，跟着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一个大广场上，等待毛主席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子夜过后，一架轻型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几圈后，就着巨大的轰鸣声拋洒出许多传单。传单在天空飘着的时候人们伸出长臂去抢，有些被撕烂了，有些被踩在脚下，拿在手里的传单也没有几张能够平整如初。
罗杰夹在人群中，他够不着天上飘下的传单，他只好从地上捡起一张传单，是粉红色的，他不认识字，他不知道毛主席又发表了什么指示，他把传单递给妈妈。妈妈这时候手里也已经抢到了好几张传单，正就着广场上的灯光看。
广场上的人们逐渐散去，妈妈背着罗杰往回走，罗杰看到广场上已是一片狼藉，无数的传单被人们遗落在广场上。其实那已经不再是传单，不再是圣物，仅仅是形形色色的纸片而已。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罗杰的最初印象，而且非常深刻。
罗杰在家里排行老五，他的大姐罗兰在他三岁多的时候去了建设兵团，他的大哥罗鸣和二哥罗青在子校上学。他的三哥罗民是个聋哑人，没有上学，在家里带他玩儿。罗杰的爸爸在罗杰还没有记事的时候就被关进了牛棚，童年的罗杰对他的父亲基本没有印象。罗杰的母亲在纺织厂工作，用四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这个纺织厂的前身据说是大资本家荣毅仁在解放前从上海搬迁过来的，叫申新纱厂，现在叫国棉十二厂。十二厂在十里铺算是个大厂。
十里铺是一个工业小镇。关于这个小镇的方方面面，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传统的小说方式总要在这方面花些笔墨来描述一番，那不免让人生厌。这不过就是一个很普通、没什么情趣的一个小城而已。
罗杰记不清是六七年还是六八年的秋天，他的家被厂里的一伙人抄了。所有的家具和杂物被扔在门口，他们家住的公房被厂里收回去了。白天罗杰和罗民就坐在那堆东西中间守着，晚上一家人就在露天地里睡。妈妈除了上班，还得四处奔走，估计在厂里也少不了费口舌争取找个落脚的地方。整整三天，罗杰就那样守着，白天倒没有什么，夜里他感觉到了冷。这冷，使他心颤，他差不多在后半夜里没有睡熟。也就是这个秋天的冷，这三天的冷，使他终生都害怕冷。一直到现在，夏天再热他都不觉得怎样，可一到初秋，他立刻就得添衣服，稍不注意还总感冒，“春捂秋冻”对罗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对于这件事情的缘由，罗杰当时弄不明白。很久以后他听二哥罗青说，由于爸爸在牛棚改造期间被查出历史上有问题，据说有人揭发爸爸在解放前参加过“一贯道”反动会道门，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于是被开除公职，所以就收回了他们家的公房，使罗杰他们被扫地出门。
这样的遭遇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
三天以后，妈妈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大哥罗鸣和二哥罗青找了几个同学把他们的家当用架子车驮着，罗杰和罗民各抱着一个包袱坐在架子车上杂乱的家具中间，他们沿着小城那条大街向西投奔他姑姑家去了。
罗杰的妈妈参加了工宣队，被派到西北农学院去发动那里的学生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后，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造反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地在学院里漫延。
妈妈在工宣队里只是一个普通成员。她没有什么文化，想必不会对这场旷世未闻的运动有更深的理解，她只是凭了朴素的阶级感情而紧跟政治形势，她只是一个时代滚滚洪流中泥沙俱下的一个成员，无所谓个人的力量和作用。她曾经历过的这段历史，在她后来的日子里，她再也没有提起过。当罗杰或罗青谈到“文革”的往事，妈妈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说一个字。
用小说来表现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会凭借虚构的技法来写一些不存在的事。根本用不着费尽心思去进行创作，只要把曾经的事整理一下，用比较好的方式表现出来，就足以满足小说对事件的要求了。的确，这一段历史给经历过的人们留下的弥足清晰而铭心的记忆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比的。不过，这种记忆非常沉重，沉重到人们想把它从生命中剥离出去，然而做不到，非常困难，以至于人们想把它彻底忘记，或者深藏在心底不去触及它。
地处关中西部尽头的这个小城，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还算比较平静，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的形势，那简直就不算是运动。也许是罗杰太小，有很多事他没能了解，毕竟那总是大人们的事。
罗兰在建设兵团已经战斗生活了一年多。最初的革命冲动被漫漫黄沙弥漫得有些褪色，在那个与城市基本隔绝的环境里，她开始意识到真实的生存问题。
生存问题在建设兵团这样建制的单位里，应该说没什么大的问题。但罗兰所理解的生存的要求不纯粹就是动物本能，还应该包括思想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舒展，以及对物质的不断追求。同时，青春的萌动与生理的成熟也与那个似乎被完全禁锢了的环境发生了微妙而不可回避的冲突。一方面她和她的兵团战友肩负着开垦荒原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还不会有修正的机会。另一方面她对所能完成的使命的结果有所思考，发现那种结果从逻辑的推理上还导不出概念上的革命成果。于是，罗兰有所觉悟，她感觉到她们的行为可能不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的成就。
罗兰想起她们最初热血澎湃地投入到建设兵团的队伍来到一个荒原，最初的理想是把这里变成适合人类生存的城市环境，而不是那种只适合种庄稼与繁衍子孙的农村，建设兵团的生存环境应该通过她们的奋斗建立起来包括农场、学校、工厂和图书馆、商厦之类的建筑物和场所，甚至可能有银行和税务等机构，至少应该有宽阔的柏油马路，那上面应该奔驰着为祖国建设而穿梭不止的大卡车。实际上这些都似乎不可能有了。罗兰能接触到的任务永远都是开垦土地、种上庄稼，然后学习毛主席的指示，通读《毛泽东选集》。原初的理想仿佛离她越来越远。
建设兵团的组成部分基本上学校的进步青年，在这个环境里没有搞什么阶级斗争的机会和必要，这些年青的学生成员在这个环境里也不太可能接触到反动思潮的侵蚀，因为她们远离一切信息，远离一切人类，她们只是在大脑里留存着她们曾经生活过和与她们有过关系的环境和人们的印象，她们可以在休息或闲下来的时候回忆一下过去的事，但那些事与建设兵团的生活毕竟相差太远了。有些曾经的家长和邻居，竟然会是隐蔽在身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攻击伟大革命的右派分子。而她们是大无畏和纯真的兵团战士。现在的生存环境完全与历史隔绝了，只能与曾经的人们共享同一个太阳和天空，除此以外，她们生活在相当相当纯洁的处女地。
无法避免的是，不论生存环境怎样的不同，很不幸罗兰她们的人体结构与那些反革命分子完全相同，她们大脑里涌动的意识流也是与那些被她们视为革命对象的人们的方式和符号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内容，而这内容也是从那些前辈留下的文化中演绎而来的，她们终究不能与生活完全割裂开来。
罗兰受到这种意识的困扰，但她不能说出来，罗兰以为她对建设兵团产生了些许的怀疑，是她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征兆。她曾经悄悄地问过她的一位战友这样的话：“我们建设兵团真能把这里变成共产主义的理想花园？”
这个战友叫安妮，她对罗兰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一定能，可不是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只是先驱。革命事业的成功需要无数先驱，历史把这个光荣的使命交给我们，是这个时代的需要，但我们看不到伟大的成功，成功属于后来的革命者，甚至是不革命者，或者是自然主义者。把革命的成果留给后来那些我们永远也不认识的人，现在想起来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这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是先驱。”
建设兵团的夜空是纯净的，打开手电筒往天上照，看不见光柱。小电珠产生的光经聚光碗反射出去的光线，找不到空气中可以反射的阻挡物来反射到眼睛里。星星清晰地按照星座图谱排列在天空，在长时间凝望天空的时候，能看清楚时而划过的流星陨落的方向，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星空里穿行。
在皓月明朗的夜空，月亮的运行轨迹和速度，让人感到是那样和谐而安详，仔细想一想，有时还真能感觉到地球的转动。或者还会有一种晕眩的感觉。
那是长时间仰视导致脑部缺氧的生理反应。
要是躺在沙滩上注视建设兵团的天空，有时能数出许多叫得上名字的恒星。大多数的情况下你会静静地睡去。
安妮是从西安来的兵团战士。她是一个高干子弟，她的父亲是一个军官，大概相当于团级。她父亲在部队上一个搞军事科研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不归当地驻军管理，而是直接受北京领导，谁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总之，就是个保密单位。安妮原本可以直接进部队接受革命再教育，但她从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见到毛主席之后，就决定参加建设兵团，投入到一个崭新的革命队伍中去建设伟大的祖国。她最初只是觉得她以一个女兵的身份进入军队，可能得不到冲锋陷阵的机会，所以她宁愿选择去建设祖国，而把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留给她的小弟安东。她的弟弟安东后来在部队中勉强赶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负伤荣立二等功。
安妮的事情是在她与罗兰认识以后告诉罗兰的。
罗杰的大哥罗鸣这个时候正在通往北京的列车上，与一些红卫兵搞串联，准备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渴望看到毛主席真实的肉身，感觉一下从未有过的热血澎湃和革命激情。
在列车上的罗鸣全凭了左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和斜肩而挎的黄书包，结识了许多不认识的来自大西北和中原的红卫兵同学，并全程免费享受乘车和简单的列车餐。
车厢里很拥挤，使人难以呼吸。一些人在座椅底下铺张报纸就地而卧。
这是中国列车史上一贯的乘车现象，很多年以后人们依然司空见惯。
这种情况像极了表现战争时期难民逃跑的电影中的画面。曾经在一个日本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镜头：整个车厢空空的，好像只有女主角一个人在乘车，她无聊地在车窗玻璃上用手指随意地划了些符号，当列车驶进隧道的时候，车内的灯光将窗户玻璃上的符号映在黑暗的隧道上，那些日本语的符号表示了一种爱情的意思。像这种乘车现象在中国还不可能被电影艺术家来表现，因为它离现实生活实在太遥远而不可企及。
罗鸣在乘客中挤着穿行到他刚认识的一个叫冯波的红卫兵的座位旁，用他粗犷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对冯波说他刚才在另一车厢看到的事。
罗鸣：“刚才在五号车厢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装扮的像普通贫下中农的人被一伙革命小将逮个正着。”
冯波：“怎么回事？说说看。”
罗鸣：“那家伙在座位底下铺了一张印有毛主席形象的报纸，撕毁、污染了毛主席的画像，被旁边的红卫兵现场抓获，给扭送到刚才那个车站上的革命委员会去了”。
“太可恶了，简直就是现行反革命！”冯波说。
罗鸣：“就是，还冒充贫下中农，穿一个农民的衣服，以为我们识不破他，也太胆大了，敢在车上搞反革命活动。”
列车在中国华北的大地上穿行，一路上每到一个车站都会有一些人被扭押下车，送到车站的革命委员会或车站派出所。这些人中有被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