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舞蹈-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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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嘎子心里一阵酸楚，忍不住朝长尾驼走去。长尾驼无精打采地跪卧着，它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已明显地出现了老态。巨大的骨架支撑着松塌的皮囊，没有光泽的棕色毛稀疏零乱。这样子很像病榻上的继父，继父的眼睛总是半睁半阖，嘴唇像蚯蚓一样蠕动着对他说：“叔要死了，你答应叔回家来住吧？”这时侯铁嘎子总是不吱声，默默地离开病榻中的继父。
……
凯瑞读完全篇，感到小说以深沉强烈的情感，形成一股冲击力和震撼力。作品对长尾驼的描绘与想象，始终与主人公铁嘎子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发展相契合。由于童年时代曾经挨了继父的一个巴掌，铁嘎子一直不肯原谅继父。在继父病入膏肓的时刻，他带领驼队出了远门。征途中的长尾驼，渐渐耗尽了体力，生命垂危。此时长尾驼与继父的形象，渐次重叠：同是辛劳一生，同是垂暮之年，同是行将死去。
凯瑞离开图书馆时，把孙舟的这个小说复印了回去。她很想让阿芒读读这个小说，但又怕阿芒理解错误。因此，她还是对阿芒只字未提。这好比凯瑞收藏了一个情节。收藏是一种隐私，也是一种自由和快乐。凯瑞与阿芒，这会儿各自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他们已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在七分庄严三分凌乱，不太清洁整齐，然而舒适、亲切、熟悉的家里，他们感悟生命最终会像蜡烛的火焰一样熄灭。
下雪了。雪落在地上，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落在屋顶上，落在他们的视野中。它以其独特的湿润，滋养着干燥的大地，也滋养着他们干燥的生活。他们在雪中，听雪花传述着远古的语言。雪花仿佛从唐朝走来，也仿佛从宋朝走来。那些积雪至今没有融化，厚厚地积在唐宋诗词里。于是他们在巴黎，读李白、李贺、李商隐，他们也读蔡文姬、李清照、朱淑贞，他们读了那么多，他们在21世纪初却无奈又坚定地说：把诗歌进行到底。
诗歌在古老文明的诗歌大国里，近些年忽然地失落了。它们像六角形的雪花一样，落在他们睫毛上化成了泪水。他们通过这泪水说出里尔克所说的：“挺住，意味着一切！”因为这是心灵的家园，也是体现自我价值的生存方式，更是默默的精神奉献和超越自我的一种博大胸怀。
在巴黎诗友们聚会时，他们的杯子里盛着李白的诗、李白的酒、李白的月亮。李白的诗如河流，一如既往地推动着古老的石头。雪落在石头上，他们闭上眼睛倾听，倾听雪的声音，也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自己的声音，拨开曾经笼罩于诗坛上空灰暗的云翳，光芒般喷薄而出。它抵达神性的远方，抵达他们攀援不尽的高山、雪峰。这时候他们触摸着新世纪、新时代，改革中的巨大演变，就是他们诗的意象叠加、诗的句式跳跃。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7（3）
雪落在地上。雪在空中和地上铺展着纯粹的诗。它以柔美的语言、纯洁的爱，把大地描写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8（1）
凯瑞那天去一家公司采访，那家公司的员工正聚集在一起唱法语《国际歌》。这让凯瑞一阵感动。“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句《国际歌》中的至理名言，一直是凯瑞克服困难，永远前进的动力。小时候，她在学校里常唱这首歌。那时候除了唱《国际歌》，还要唱毛主席语录歌。除了唱毛主席语录歌，还要跳“忠”字舞。对孩子来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凯瑞采访的那家公司副经理，就是中国的“老三届”知青。他来到巴黎已经15年了，与凯瑞谈起“文革”，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如今的“文革”研究者，海外学者比国内多。国内的知识分子，有着某种局限性和自身的懦弱。因此，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对纳粹暴行和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没有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及原苏联境内其他民族人民，对70年的历史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思。在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度里，历史的书写早已走上正轨，罪人都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或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上。而中国对“文革”的反思，还没有深入到大部分国民的骨髓里。所以，如何以更大的勇气和耐心，来面对过去了的伤痕和耻辱，勇敢地追问历史，不做一个历史的局外人，是21世纪中国人的责任。
凯瑞的这次采访，收获很大。她觉得不仅是因为新结识了一个在巴黎的中国知青，更重要的是他让她懂得了作为中国人，除了对中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还要有对中国历史的追问与反思。这天凯瑞回到家，第一次与阿芒探讨了有关“文革”的余毒。那余毒让当代中国大部分人，都缺乏忏悔与反省意识。
阿芒谈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小小故事。
索尔仁尼琴在被捕后的第二天，与一群囚犯一起被押解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战俘。押解队队长，要求索尔仁尼琴拿起自己的箱子，但索尔仁尼琴想：我毕竟是一个有战功的军官，怎么能够自己拿着箱子与空着手的六个士兵和一个战败民族的俘虏一起走路呢？于是便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我的箱子吧！”队长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箱子。德国人很快就扛累了，把箱子不断地换手。于是，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员下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扛着。
索尔仁尼琴当时感到自豪地说：“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判祖国或者临阵逃脱，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然而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承受了很多苦难，从苦难中反省自己当年的这一行径是可耻的。谁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谁又说“好人”可以奴役“坏人”？这难道不是重复斯大林的思路吗？一个自诩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清醒者，做的却是与斯大林一模一样的事情。索尔仁尼琴从这一细微的事件中，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和忏悔。1993年，他在回国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记者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忏悔，你们也不会替我忏悔。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阿芒说到这里，凯瑞觉得与阿芒又在灵魂上走近了一些。他们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比如“文革”之后的不少中国人，他们已不再相信“品格的力量”，而膜拜“物质利益”。只有少数人，仍在精神世界里坚守着。凯瑞觉得自己是一个固执的坚守者。在没有来巴黎前，她便是个对艺术最虔诚的信徒。那堆满古代圣贤经卷和世界名著的书屋里，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课。每当孤独到了极点的时候，她就宛如一朵遗世独立的灿烂莲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独则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变的。
那时候凯瑞在漫想许多孤独后，忽然觉得比孤独更需要漫想的是独立。独立是时代的呼唤，真正的独立者在现代化开放的时代，仍然是困难的。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一种抗拒，不是抗拒别的什么，而是要抗拒业已成为习惯的世俗。世俗是什么？以凯瑞简单直截的解释，就是当下最流行的习俗，一种无时不在、随处通约的公众规则。它固然不是生活的深山，却是笼罩在深山内外的雾霭，固然不是人生创造的核心地带，却是进入核心的一片外围开阔地。
世俗是不能回避的。凯瑞白天打工，会亲友，为稻粮谋，在人群中她尽量掩饰自己，窥探周围。周围的某些人在渐渐习惯佝偻着行走，趴着觅食的时候，她就想站出来喊一声：“挺住，别趴下！那不是人的姿态。”尽管有姿态的独立者，每个时代都很少。但他们就像历史大漠上，一棵撑起一片生命的挺立的树。鲁迅笔下的独立者，是新文学的第一道光芒。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曾激动千千万万年轻的心。所以独立者总是对时代有所见、有所言、有所行的。
应该说，社会的发展没有平面。人间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独立者站在倾斜的山坡上，赖于卓识才能测准时代倾斜的方位、角度，才能投注批判的方向、力度，不再瞻前顾后。所以，独立者执著追求人生理想，大悖于世俗，大逆于人情。这是一种决绝的表现。鲁迅将这种表现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把决不宽恕写进了遗嘱。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8（2）
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生的“不宽恕”，想必一定有他的道理。设想一个民族耽于安逸，走向沉迷不醒的时候，难道还要来论证安逸的好处吗？一个“正人君子”假借种种美名行私利己，难道还要被迫害、被欺凌的人们口唱宽容、放弃反抗吗？凯瑞对鲁迅敬重备至。她知道独立者的人生，总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正如先生决绝抗争的另一方面，则是一片大写中庸。大写中庸既是人类道德理想，也是独立者人生追求的现实目标。因此独立自我，不断地突破自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者。
一个精神富翁的境界，是由塔中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中外名著以及自身不断感悟积累而成的。凯瑞想，做一个精神富翁是她的理想。
现在，凯瑞打开采访时副经理送给她的摄影图片册《石头》。一幅幅造型各异、形象逼真的石头图片，是一个石头的艺术世界。那些自然的嶙峋怪石是文人的雅玩。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大画家米元章都有石癖。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对石头以美名曰“玉贝叶”、“红蜀锦”。
其实，石头也是有灵性的。“三生石”能说禅，“补天石”能通神，“望夫石”可言情，“雨花石”可审美，“太湖石”可造景……林语堂说：“山峰的静默、伟大和永久性，可说是中国人喜欢石头的原因。”凯瑞想对石头的嗜好，也就是对艺术的热爱。石头之于女性，应该是一种高贵的阳刚之气的滋养。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9（1）
整整一个上午，阿芒都有些忧郁、苦闷和迷惘。他拖着因血压有些偏高而引起头晕的躯体，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已经倦于在这个风光旖旎的异国城市。但塞纳河畔召唤着他的幻想。他在巴黎一眨眼，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岁月如梭，他的心却是依然年轻。
六月的巴黎是个节日。是阿芒喜欢的节日。是夏尔—戴高乐将军，1940年在英国伦敦组织法国抵抗运动发表“618号召书”的纪念节日。阿芒喜欢戴高乐。戴高乐是法兰西的精神。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受过伤，差一点儿死在战场上。他被俘过，被囚过，直到战争结束。1940年希特勒对法国的闪击战，遭到了担任法国第四装甲师师长戴高乐的有力狙击。戴高乐在洛林双横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战斗着的法国人”进行殊死战斗，以挽回法兰西的荣誉。
阿芒在收录机里，听到过戴高乐雄狮般的吼声。也知道戴高乐在法国最困难时期，宣布法国不孤立。因为，法国的战斗已经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因为，戴高乐相信法国能够把战争继续下去，并且取得胜利。如果说巴黎拥有荣誉和辉煌的历史，那么戴高乐就是这种荣誉和历史，最具代表的一位伟大缔造者。戴高乐在想象和现实、丰富的智慧和历史的选择之上，建立了法兰西式的权威。权威不是权力，不是武力、不是教条。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都在或希望、或时运、或星宿之迷惘中告别历史，戴高乐则是在权威和权力、武力之间的彷徨中，一度失掉了法兰西。然而，假如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假如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
阿芒对法国的历史、文学、艺术都十分感兴趣，小时候他就读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今他对这个在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的历史，已了如指掌。他不至一次地对凯瑞说：“在莫洛温王朝的时代，西岱岛上已经有了一座小教堂。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和路易七世，他们共同为这座教堂奠基，但直到1345年才算建成。以后又经过多次战火的焚烧和修复，这座八百多年前的庄严巍峨的建筑才保留到今天。”
阿芒与凯瑞很少一起游巴黎。最多在古老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上走走。香榭丽舍田园大街，西北东南走向，它宽阔、壮观、豪华、典雅，是巴黎引以为荣的风景线。两旁各十余米宽的人行道，中间日夜涌流不息的车道，能并排行驶十辆汽车。然而拥挤、噪音、污染、车祸，已成为威胁人们生活的公害。法国著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