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捡了一个香港小富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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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牛磨村人对春子一家的不幸遭遇多持同情态度，所以回家务农的他和乡亲们相处得还算和谐。虽说春子是高考落榜者，但在牛磨村，他仍是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所以遇上需要“舞文弄墨”的事，左邻右舍少不了要请上他，比如帮邻居给亲友写写信，过年时帮忙写写春联等等。
就这样，春子在家一呆将近两年。近两年来，闭塞的乡村始终如一潭死水，了无生机，他所经营的两口水塘，尽管小有收获，但远不够偿还自己读书和前些年因养殖不善而落下的债务，他依旧是一贫如洗。还有让他揪心的是，一直得不到牛芳玲的任何音讯。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宋代词人贺铸的这首《青玉案》，虽算不得诗词经典，却也是寄情佳作。由于词中描写一位男子因情人远去，不知人在何处，生出无限忧愁与叹息，而深受春子亲睐。他常在深夜里轻轻吟咏此诗，以解浓郁的怀念相思之情。
我捡了一个香港小富婆（10）
这期间，春子去过几次高峰县城刘老师家，只有一次遇到蔡学良。蔡得知春子投给《文州日报》的几篇杂文和散文都陆续发表出来了，很高兴，送给他更多书籍刊物，鼓励他继续加强学习，提高自己。
然而，正是因为春子一篇投给《文州日报》的稿件，使他的人生有了第一次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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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文所述，1995年6月的一天，老土乡人民政府派吉普车到牛磨村将春子带走了，起因是该村不久前发生一起超生农妇服毒自杀事件。
这自杀的农妇叫崔建英，是春子的邻居。她和丈夫牛志勇除在土里刨食外，并无其他挣钱的手艺，两个人也常有矛盾，但在生育方面，两人却惊人地意见一致，在连生了三个女孩后，都坚持要生第四胎。
得知崔建英又怀孕了，村书记牛双全便带领6名村干部全体出动，硬要抓她去乡卫生院引产，否则就罚款5000元。崔建英和丈夫既交不出罚款，又坚决不肯引产，牛双全便一声令下：“把他家的牛牵走、谷子也挑走，看老实不老实。”
几个村干部立即附合，马上行动。
牛志勇赶紧拦住他们，央求道：“你们把牛牵走，把谷子挑走了，我一家子可怎么活啊？”
“都乡里乡亲的，可别把人逼得太绝了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鸣不平。
几个村干部听了，都把目光投向牛双全。只听牛双全大声吼道：“谁说逼绝了，这国有国法，村有村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难道干部执法也有错？”
这一声果然把村民震住了，牛双全继续高声说道：“要么马上引产，要么交上罚款，村里早有规矩，难道就你这一家是天王老子爷，两样都不执行？”
几个村干部又各自展开行动。牛志勇夫妇急了，一个去牛栏把门，一个坐在装有稻谷的箩框上。可就在村干部搬动码了几层的箩框时，坐在箩框上面的崔建英与他们发生争执，一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跌坐在地上。“别理她，想耍泼。”村干部继续搬动箩框。
“不好啦，建英下面出血啦？”旁边有人看到崔建英下身见了红，慌忙叫道。崔建英用手一摸裤裆，更是吓得嚎啕大哭。
牛双全闻讯，走近一看，顿感事情不妙，忙叫人将崔建英送到村里的赤脚医生那儿。
原来是崔建英流产了！把她哭得个死去活来，几天后，她趁丈夫出门，无人在家，竟偷偷服下了农药。后虽送到乡卫生院抢救，终因服药过量抢救无效，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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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子在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并不在家，他在塘里捞了些鱼到集镇上卖去了。回来的时候听邻居细说此事，觉得这些村干部动横使粗如同旧时的土匪一般，几日后崔建英服毒自杀，更是激起了春子内心的悲愤。他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就是因牛双全而死，如今以他为首的村干部们又间接逼死人命，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但春子并非要简单的恶意的告他们一状，而是通过这个事件，写了一篇发人深省的言论，对基层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如何服务群众进行了一些深层次思考。他在文章中指出，农村基层干部只知催公粮、抓计划生育，不在服务群众方面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且工作作风粗暴，已成了激化农村矛盾的主要因素，各级党委政府对这一现状如不加以重视并解决，将严重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文州日报》的编辑收到春子的这篇稿件后，非常重视，立即将稿子转呈总编陈文轩阅。陈总编看后，认为稿件抓住了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主要矛盾，是一篇很好的言论稿。他指示采访部记者就稿件中重点提到的牛磨村村干部由于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导致严重后果的“农妇自杀事件”进行实地了解，如果属实，可将其采写成“新闻调查”，连同春子的言论稿一起编发。
报社派出了两名记者来到牛磨村，把牛双全吓得半死，他知道这事再难隐瞒，赶紧到老土乡政府向乡领导作了汇报。
乡长聂连生当即带着几名乡干部来到牛磨村。他们将正采访的两名记者好说歹说请上了吉普车，拉到老土乡集镇上条件最好的“酒泉酒店”接风，乡党委书记游金发和几名班子成员亲自作陪。
第二日，两名记者在牛磨村作了一上午的调查采访，于下午便离开了。乡长聂连生作了全程陪同，直到护送记者离开老土乡境内。
聂连生一身疲惫回到办公室，刚一落坐，书记游金发便走了进来，“我托人了解到，此事之所以惊动报社，是牛磨村一个叫牛春早的人投稿，在文中狠批了此事。”
“我去村里好好教训这个惹事生非的家伙。”聂连生气愤的说。
“批评一下就是了，毕竟人家也不是诬告。对这个村书记牛双全，我倒认为要好好处理下，虽然他当了多年村书记，劳苦功高，但发生这样的事，他负有主要责任。而且，数年前这位牛书记因生活作风问题，引起群众不满，我们就帮他顶住了压力，没有对他作出任何处理，算是对得起他，没想到他又给乡里添这么大一个乱子。”
“这牛书记是要处理，但这写告状信的我也要去会会。”
聂连生临走时，游金发对他说：“要注意分寸，别把事情闹大了。”
聂连生带着几名乡干部来到牛磨村，把春子叫到村部严辞训斥了一番。
但几天后，乡政府何故再次派车将春子带走呢？
牛磨村的村民疑惑不解，都为春子捏着一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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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春子家中的乡干部说，有位县领导来到老土乡考察工作，点名要见他。
春子着实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自己的一篇文章会惹来这么多的麻烦，但他抱定自己此举并不违法，不怕见任何人的思想，毅然跟随乡干部坐上了吉普车。
来到乡政府，干部们正在会议室座谈工作。春子候在门口，用眼往里一瞧，只见坐在中间位置的那位竟是刘老师的丈夫，他所尊敬的蔡学良叔叔。
“蔡叔叔。”还没等到回话，春子便欣喜地走了进去。
“谁叫你进来的？”乡长聂连生喝住春子，“领导在开会，你到屋外等着去。”
“哎，别吓着了孩子。”坐在中间的果真是蔡学良，他见春子走了进来，站起了身子，“春子啊，你先到隔壁办公室坐坐，我一会就过来。”然后，他转身对聂连生说：“你安排他到办公室坐下子。”
“这……”聂连生想说什么，见游金发在和他递眼色，便赶紧招呼春子出去了。
他们出去后，游金发轻声问蔡学良：“蔡书记，你和那‘告御状’的年轻人认识？”
“什么告御状？人家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蔡学良纠正他的话。
“对对，是我说错了。”
“他是我爱人的学生，颇有才华，只是家庭屡遭不幸。”
“哦，原来是您爱人的学生，我说怎么您对一个年轻作者这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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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文州日报社总编陈文轩接到两名记者采写的新闻调查稿后，为慎重起见，呈送给了市委宣传部领导过目。部领导阅后认为不宜公开发表，暂将稿子压了下来，但建议将春子的言论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后予以发表。
因此，题为《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亟待转变》的文章中，只提到了高峰县老土乡个别村干部因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引起少数群众的不满，呼吁广大基层干部在落实政策、服务群众上要有新作为。文章仍暑名牛春早。
我捡了一个香港小富婆（11）
这篇经修改后的言论变得四平八稳，一些尖锐的言词也改成了空话套话，因此并未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但却引起了一个多月前刚从邻县调任高峰县委副书记的蔡学良的注意，一是职责所在，文章所反映的问题值得探究；二是文章作者，竟是自己所熟知的春子。蔡学良为春子的成长进步感到欣慰，一个长年待在农村的年轻人有如此见识，确实不可多得，看来送给他的书籍报刊发挥了作用，帮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同时也说明春子这几年加强了学习，没有虚度。因此，蔡学良当即决定到老土乡来考察工作，顺便找春子聊聊。他在听取乡党委、政府的工作汇报后，问到了在牛磨村发生的事，游金发只得如实作答。蔡学良指出，对犯有错误的干部，不该有包庇思想，该怎样处罚就怎样处罚；对死去的村民的家属要想办法安抚，虽然他们违反了计生政策，也是自己寻的短见，但我们对这一悲剧的发生还是负有责任；对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或向上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要虚心接受，切不可有抵触情绪，更不能打击报复。
春子被安排在乡党政办公室坐，看到了刚发下来的新一期《文州日报》，他不解报社编辑为何将他的文章改成了“八股文”，但毕竟是公开发表出来了，他仍是很高兴。最让他高兴的事还莫过于在这里见到了蔡叔叔，而且他当上了县领导，想来自己已无须为此事担心了。
蔡学良不多久便到办公室找他，问了他在家的一些情况和内心的一些想法。春子说，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贫穷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一个人再有理想抱负，生活在这样的境地，迟早也会将那一股子锐气消弥殆尽。
春子的话让蔡学良陷入了沉思。临走时，他说：“你先在家呆着，不要出远门。”
春子不知何意，见蔡学良若有所思的神情，又不便多问，只得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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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牛磨村，不少村民还在为春子的事担心，见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才长舒了一口气。大伯对春子说：“你回来就好，没为难你吧？我们正筹划着去上访，为你也为死去的崔建英讨个公道。”
“为我就不必了，他们没有为难我。为崔建英我想也不必，上级已经知道这一事，我想会作出处理的。”
“你的事既然不要紧了，我也放心。至于她的事，牛志勇会作打算。听说他早就准备上访，无奈咱村那书记盯得紧，软硬兼施，赔了他三千块钱算了事。”
春子听了，气愤地说：“他狗书记想花三千块就了结此事，我看未必。”
果然，两天后，乡党委便作出决定，免去牛双全村党支部书记一职，并给予相关人员纪律处分；对死者家属，从乡财政中拿出六千元以示慰问。
接下来，农村“双抢”大忙时节到了。春子种了两亩责任田，和大家一样，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由于这些天的太阳毒得很，把个春子晒得越发的黑，活像个黑脸包公。
一天，春子正在田里挑禾，堂兄牛太锋突然跑来，大口大口喘气，“春子，你麻烦了，一辆汽车开到咱村口，说是来找你的，我爸叫你先躲躲。”
“我没犯什么事啊，躲什么躲，你知道是哪来的车吗？”春子放下手中的扁担。
“听说是从县城来的。”
县城？春子沉吟了半响，难道是？春子一拍脑袋，“走，我们回去。”
“没搞清什么事，还是先别回去吧。”牛太锋还是有些担心。
“哈，没事，走吧。”
牛太锋见春子乐了，估计他已心里有数，便不再相劝，一同返回家中。
不出春子所料，来者虽不是蔡学良叔叔本人，却是他派来的秘书。
“你就是牛春早吧，你好，我叫李唯一，是蔡书记的秘书。”春子一进门，来人便主动和他打招呼。
春子答应着，因满手是泥土，不好意思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便转而对堂兄说：“太锋哥，帮我买包好烟去。”
“买了，买了，听说是蔡书记的秘书，我哪敢怠慢，只是人家不抽。”在一旁的大伯接过话。
春子便对李秘书说：“真不好意思，你先坐，我将手洗洗去。”说着，一边向大伯使眼色，一边来到屋后的厨房。
春子对跟来的大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