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编1917-1926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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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乐饕逯苯右朴糜谥泄挛难В刮难Ц锩谌莞泳咛寤�1918 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同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也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提倡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文艺思潮，文学革命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文学革命先驱者们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批判精神，先集中力量摧毁当时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旧文学阵地，把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以及旧戏曲，作为一场“硬仗”来打。周作人写了《论黑幕》，剖析了晚清以来那种专门泼污水、揭阴私的“黑幕小说”的社会根源，指出其与封建复辟思潮同气相求的本质。钱玄同则指出当时“黑幕小说”的提倡，是北洋军阀政府以“复古”达到“愚民”的一种手段。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指出“鸳鸯蝴蝶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鲁迅则写了《关于〈小说世界〉》等文，指出“鸳鸯蝴蝶派”借白话和通俗刊物流布，不过是“旧文化小说”的“异样的挣扎”。此外，对于那些专门宣扬封建思想道德的旧戏曲，以及团圆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模式，也曾展开批判。这些批判深挖“文以载道”的、游戏消遣的种种传统文学观念的根源，为新文学创作与理论建设扫清了道路。
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激流裹挟而下，摧枯拉朽，势不可挡，虽然也遭到旧文学势力的一些抵抗，但相对而言，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最初有林纾（琴南）出来正面迎击文学革命。这位古文家在晚清曾用古文翻译过大量外国小说，影响和贡献甚大，如今他极力反对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 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注：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1919 年 3月 18 日《公言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我主义”（注：蔡元培：《答林琴南书》，1919 年 4 月 1 日《公言报》）。李大钊、鲁迅等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新青年》还将林纾含沙射影诅咒文学革命领袖的小说《荆生》全文转载，逐向批驳。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返顾的抗争。
1922 年，又发生了与“学衡派”的论辩。此派以 1922 年 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都曾留学美国，寝馈西洋文学，多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是相信启蒙的理性可以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的，那么像“学衡派”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更相信靠伦理道德的理论来凝聚中国，所以他们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激进行为甚为反感。他们试图以学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坚持一个宗旨，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注：《学衡》每一期都标明其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堂，不激不随”），着手整理研究和维持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某些偏激的弊病不无中肯的批评。但保守立场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变革的趋势，他们认定学术文化的进步只能依赖少数精英分子，因而学究气地指责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平民主义，同时反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急剧的社会变革，站到时代主潮的对立面上去了。梅光迪写有《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有《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骕有《评〈尝试集〉》，对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有较为系统的批评意见，代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从文化积累与学理建树的角度看，也确有一些独立的见解，但其基本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否定革命的逻辑的。他们也甚为激烈地贬斥新文学提倡者无非是“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标袭喧嚷，侥幸尝试”，“提倡方始，衰相毕露”（注：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运动者》 《学衡》1922年第 1 期），对此，鲁迅发表了《估学衡》，抓住一些实例以揭破此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此外，有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拥护者先后写文迎击，批驳“学衡派”的保守立场。
1925 年还发生过与“甲寅派”的论争。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与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复刊了《甲寅》周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试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角度论争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文，说什么“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甚至断定“白话文学”已成就弩之末，要重新提倡“读经救国”。 新文学阵线全力反击，撰写了许多批判“甲寅派”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批驳了“甲寅派”阻挡新思潮的本质。在与守旧派反复较量中，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循导更明晰有力，脚跟也站得更稳了。新文化运动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要冲决旧思想的束缚，势必采取激烈彻底的姿态，在那种激进而浮躁的历史氛围中，难于认真思考文化转型与选择的复杂性，也难于接受论争对立面的某些可能合理的意见。
文学革命发动后，很快便形成规模和声势，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取得重大的实绩。
首先是白话文的全面推广。“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 1919 年就出版 400 多种，到 1920 年，连那些最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等，也都采用白话文了。1920 年 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语）。“‘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 （注：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文学革命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 又为新文学的语体变革拓展了广阔的天地，并迅速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1924 年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已经收有一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第二，是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呈起出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
第三，是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关于第二、三点，后文将有专节论述。
第四，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1918 年 5 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并采用了现代意味的手法与样式。随后，鲁迅又连续创作了《孔乙己》《药》等小说，都显示了深切的思想和完整的现代小说特色。鲁迅的小说一出现，艺术上就很成熟，使得新文学的创作有相当高的起点。除鲁迅外，《新青年》《新潮》《学灯》等报刊上陆续推出、、一些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杨振声的《渔家》、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青雨之夜》、郁达夫的《沉沦》等等。诗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是 1919…1922 年间发表的，不够圆熟，却都充溢着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都追求现代性品格，给文坛带来青春气息。
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不同于历史上包括近代产生过的文学变革或文学改良，它所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在文学观念上，将“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种种传统的文学思想作为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物加以否定，表现人生、反映时代的积极的文学思想，成为一般新文学作者的共同倾向。在文学内容上体现着现代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充溢着觉醒的时代精神。在语言和形式上，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写作，广泛吸收运用外国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手法，促使文学语言和形式更加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接近人民大众，创造了既与世界文学发展相联结，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的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在文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中，实现文学的现代化，从而揭开了现代文学光辉的第一页，把中国文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文学革命既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发难者就直接从外国文学运动中得到过启示。1916 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经非常注意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对西方传统诗歌繁绵堆砌风气的反叛，及其形式上追求具体性、运用日常口语等主张，与他自己的主张“多相似之处”（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正是在“意象派”的启发之下，胡适写了《文学改争刍议》一文，提出“文章八事”，胡适还引发了“意象派”诗人庞德关于诗歌要靠具体意象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象”的“新诗”（注：胡适：，《谈新诗》），倡为白话新诗运动。陈独秀写《文学革命论》，也开宗明义，号召要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变革运动为楷模，发动中国的文学革命。其“三大主义”中所要求建设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也是以 19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为蓝本的。胡适、陈独秀等人最初提倡文学革命的一个基本理论，即文学历史进化论，就是从 19 世纪自然科学三大主要学说之一的进化论脱胎而来的，是西方思潮的直接产物。他们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注：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指出旧文学必然被新文学取替，是因为旧文学“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 年第 2 卷第 6 号），这种观点，也从发展的角度看到新旧文学交替的必然趋势，成为当时向旧文学发动进攻的重要精神武器之一。
文学革命要彻底否定旧文学，但是到底如何建设新文学呢？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对此曾经积极进行过讨论，也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又大都是借鉴过外国文艺运动或文学创作的经验。如当时影响较大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在提倡“人的文学”时，就首先大力介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如何“发现了人”，人道主义如何主张“灵肉一致”的人生，西方和俄国一些人道主义作家严肃地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品又如何区别于我国古代文学等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一套观念，完全是以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当时日本文坛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而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所做的历史唯物论的初步解释，则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点的影响。另外像《谈新诗》（胡适）等具体讨论各种文体新文学创作的文章，也都直接间接地运用了外国文学的经验和理论。文学革命初期关于如何建设新文学的理论探讨，是在外国文学思潮理论影响下展开的，而这种理论探讨的开展，又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理论的介绍传播。
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还通过作品翻译来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向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新鲜的现代气息。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
又是《新青年》捷足先登，从第一卷开始，就先后译刊了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等各式外国作家的作品。文学革命前后的文坛还基本上被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占据，甚至到 1921 年，新文学创作还不是很多，因此这些比较严肃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发表，在实际上起着扭转风气的积极作用。1918 年，《新青年》第 4 卷第 6 号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都是以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的，正和“五四”精神吻合，所以影响非常之大，许多学校都上演过。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