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编1917-1926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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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回，前　106　回是不肖生撰，未及写完，1932　年回湘，由也是小说家的编者赵苕狂用“走肖生”的名字续完。此书以湖南平江、浏阳农民争夺交界地引起械斗为线索，带出昆仑派、崆峒派的剑侠争雄。《近代侠义英雄传》虽不如前者出名，实际比前者更完整，思想性也略优。这部书写京城大刀王五与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的情谊，及霍元甲以中华武术为国争光的事迹，侠义、爱国交相辉映。尤其写霍元甲反帝却并不排外的行动，显得格外可贵。这是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作品中现代性颇强的一部书。从武侠小说的发展看，《江湖奇侠传》里面的武技，已经由棍棒拳术发挥到呼风唤雨、吞吐飞剑，武术拳师已然变化成神魔一类的人物，幻想丰富。在表现生活方面，把武侠的世界和民间亚社会结合，小说中利用民俗和传说的部分都很富生气，只是消化民俗材料的功力尚不足。结构上，两部作品十分散漫，表彰侠义时不免掺杂了不少的封建思想，但已基本脱出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框子，侠客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不再为清官做忠仆，做捕快。这样，民国的武侠小说便取得了独立的品格，平江不肖生的奠基之功正是在这里得以显示。
其他的武侠小说有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大侠殷一官轶事》《马鹞子全传》等，作风峭拔，注重继承讲史传统而发挥之，从清代故实中杜撰出侠义情节，描摹世态人性皆入情入
理。当时便与不肖生并举，世有“南向北赵”之称。还有姚民哀的《山东响马传》《盐枭残杀记》、。前者取材于当时轰动全国的山东临城劫车案，时效性强，又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可称绘声绘色，写的是“匪”《盐枭残杀记》写两伙盐枭之间的火并。这只能是姚民哀日后“党会武侠小说”的雏形。
通俗文学在近代由外国引入英美的各种“探案”之后，增加了一个“舶来”的新品种：侦探小说。这类作品先是翻译，如清末《新民丛报》里就译载过《福尔摩斯探案》，1916　年周瘦鹃等用文言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计　12　册。英国柯南道尔的影响似乎要比世界侦探文学的鼻祖美国爱伦？坡大得多。然后是蜂起模仿，在一切消遣的通俗文学刊物里，“侦探”总是跻身其间。中国原来也有公堂破案像包拯的故事，但不会如此曲折，如此逻辑推理，并广泛利用新兴科技，所以非传统的侦探小说也隐藏着一种对现代技术好奇、玩赏的市民心理（“奇技淫巧”也属小道）。当时写过侦探的鸳蝴作家不下五十多人，其中最早取得成就的是程小青。程小青译创并重，他由模仿福尔摩斯，化出了中国的侦探形象，1914　年起就写开了“霍桑探案”系列。1919　年该系列中的《江南燕》曾被搬上银幕。比较出名的有《神农》《活尸》《新婚劫》《案中案》等。霍桑是一私家侦探，是智慧、正义的化身。他也有助手包朗作陪衬，以包朗为叙述人，犹如福尔摩斯之有华生医生。但逃不出福尔摩斯的阴影，也是他最大的局限。
历史演义本是旧文学惯用的体式，现在成了较小的品种。这是因为通俗小说与报纸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可分，小说史笔的即时性、当下性越来越盛，便掩去了一部分“回顾”的兴味。
不过传统深厚，不过传统深厚，佳作还是有的。叶小凤　1914　到　1915年连载的《古戍寒笳记》，用明未来喻清，改造了一般历史演义的“纵式”结构，把二十年的抗清历史“横向”地压缩到数年时间去展开。历史的回叙与个人的身世、经验两相融和，小说充满悲凉气度。从　1916　年至　1926　年，蔡东藩以一人之力、十年的时间，将前后汉到民国的史迹用“通俗演义”的形式写了一遍，总题《历朝通俗演义》，11　种，计　600　万言，称得上宏伟。而所用多为正史材料，客观记述，与《古戍寒笳记》的取材和叙述情调正好相反。这套书现在还有人当作历史辅助读物来用。包天笑　1922　年写的《留芳记》等于是一部长篇民国开国演义，将刚逝的事件写成“野史”，用梅兰芳做贯穿人物，记录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内幕，夹杂了不少轶闻笔记材料。三种历史演义，显示了各有短长的写法。
　　　　大约从近代以来，旧派文学为了迎合市民读者的趣味，作者和编辑便联成一气，不断使用花样翻新的方式给小说制造名目，以至打开当时的旧派文学刊物，扑面而来的往往是五花八门的叫法，如政治小说、哲理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心理小说、战争小说、学校小说、地理小说、法律小说等等。有了言情小说不够，还要造出苦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痴情小说、艳情小说、忏情小说、哀情小说、丑情小说、喜情小说等不一言足的名称。但经过一段混乱，到了这个时期，终于沉淀为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这四种通俗小说的基本类型。它们有的是历来传统所固有，在古典文学时代已有相当的经验积累和延续性。有的是新兴的，是中西文学结出的果实。三十年通俗小说的发展，后来就稳定地沿袭了这样的小说类型。
　　　　这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南派通俗小说占据上风。由于经济发达和现代出现业、书店业、新闻业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繁荣，清末的小说就以上海为中心。到了新文学于北方诞生前后，旧派文学作“战略撤退”，它更要依赖江浙城镇的市民读者。苏州有包天笑、周瘦鹃等，扬州有李涵秋、毕倚虹等，他们又都在上海活动，南派的力量雄厚是显然的。以后，张恨水从北方打回南方，北派武侠崛起，更有复杂的原因。南北竞争，给通俗文学带来的地域特色也不容忽视。
整个通俗文学在放弃部分读者市场，面向民间之后，受新文学先锋作品的压力，在小说文体上一直围绕如何改造传统的而发生变动。包括用不用白话叙述？在普遍采用了白话后，要不要章回的固定格式？能不能用旧的章回，是消除说书人的讲述口吻，或者打开章回，依然是一派笔记的笔风呢？纪实性和虚构性两者又该怎样搭配？这些无疑都是通俗小说内部矛盾运动需具体解决的。当通俗文学进入下一阶段，向着新文学渗透并进行吸取时，它面对的就是如此的文体上的问题。

附录　本章年表
1909　年
10　月　《小说时报》创刊。
1910　年
7　月　《小说月报》创刊。
9　月　陈景韩（冷血）译《侠客谈》由时中书局出版。
1913　年
9　月　徐枕亚《玉梨魂》由民权出版部出版。
1914　年
1　月　吴双热《孽冤镜》由民权出版部出版。
6　月　《礼拜六》创刊。
7　月　李定夷《霣玉冤》由国华书局出版。
9　月　李涵秋《广陵潮》由震亚图书局出版。
1916　年
　　　1　月　徐枕亚《血鸿泪史》由清华书局出二版。
1917　年
　　　本年　叶小凤《古戍寒笳记》由小说丛报社出版。
1918　年
　　　2　月始　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由民权出版部出版，1至　10　册，1927　年　8　月出齐。
1919　年
　　　1　月周作人《论“黑幕”》载《每周评论》第　4　号。　
　　　5　月　李涵秋《战地茑花录》由新民图书馆出版。
1920　年
　　　3　月　程瞻庐《茶察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1　年
　　　1　月　《小说月报》革新，脱离鸳鸯蝴蝶派系统。
　　　4　月　程小青《江南燕》由华亭书局出版。
　　　5　月　鲁迅《名字》载　7　日《晨报副刊》
　　　本月　海上说梦人（朱瘦菊）《歇浦潮》自刊出版。
　　　9　月　《半月》创刊。
1922　年
　　　7　月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7　号。
　　　本月　青社成立于上海，发起人徐卓呆等。
　　　8　月　《红杂志》创刊。
　　　本月　星社成立于苏州，发起人赵眠云，最初参加者有郑逸梅等。
1923　年
　　　1　月　《小说世界》创刊。
　　　5　月始　赵焕亭《奇侠精忠传》由益新书社出版，1　至　8册，1926　年　6　月出齐。
　　　6　月　《侦探世界》创刊。
1924　年
　　　5　月　姚民哀《山东响马传》由世界书局出版。
1925　年
　　　3　月　包天笑《留芳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10　月　包天笑《上海春秋》由大东书局出版。
　　　12　月　《紫罗兰》创刊。
1926　年
　　　2　月　《良友》画报创刊
　　　5　月　程小青《东方福尔摩斯探案》由大东书局出版。
　　　本月　陈慎言《说不得》由北京晨报出版部出版。
　　　6　月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由世界书局出版，1　至11　册，1929　年　9　月出齐。
　　　本月　赵焕亭《大侠殷一官轶事》由益世印书馆出版。
　　　10　月始　张恨水《春恨外史》由《世界日报》社出版，3册，至　1929　年　8　月出齐。
　　　12　月　《包天笑小说集》由大东书局出版。
1927　年
　　　2　月　《良友》画报自　13　期始由梁得所革新。
　　　5　月　徐卓呆、周瘦鹃、范烟桥、许指严、严其孙、何海鸣、张舍我、胡寄尘、赵苕狂、袁寒云等　10　位通俗小说作家分别命名的作品集《说集》12　本由大东书局出版。

第五章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　年）在现代文学史上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他是鲁迅在本世纪初热切呼唤、终于出现的摩罗诗人，又是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于　1921　年　8　月，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一　《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而诗人郭沫若正是“偏于主观的人”，艺术想象力胜于观察力。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浪漫主义这里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口的方法。郭沫若反复强调：　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注：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215　页、206　页、216…217　页），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注：郭沫若：《文艺的生产过程》《文艺论集》，101　页），“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注：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215　页、206页、216…217　页）。诗的抒情本质的强调，以及诗歌个性化的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对诗歌艺术认识的深化；自我抒情主义公形象的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
　　　　《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郭沫若对于时代发展的信息，有着海燕般的特殊敏感，他最先感受到了在　20世纪初，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的新生，中华民族的觉醒。他的《凤凰涅槃》正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宣告着：在“五四”开辟的新时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是她的象征）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诗中“凤歌”与“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凤凰更生歌”以热诚、和谐的欢唱预示着生动、自由、净朗、华美的民族振兴新时期的到来。在《炉中煤》中，老化的中华古国在诗人笔下成了一位“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　这个为时代再造的中华民族的崭新形象在。《女神》中第一次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
　　　　这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诗人在诗剧《女神之再生》里，通过“黑暗中女性之声”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
囊”“破了的天体”“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于是，诗人笔下的“我”高喊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　（《梅花树下的醉歌》）赞美着一切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的“匪徒”（《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呼唤着“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的“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里，还存在着丝毫的古老中国的妥协、中庸、柔弱么？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雄强的民族精神。
　　　　这个新生的巨人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热烈地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在《女神》里，处处喧嚣着这样自觉的呼声：“我……我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我赞美我自己”（《梅花树下的醉歌》），“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