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绝色赌妃(完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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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希名求位心理而鼓舞其上进。现代文官固然不以热中名位为根本要图，但公务人员在品位观念影响下，仍以享有品级地位为荣，是不容否认的，在这方面，品位制确比职位分类制更具激励作用。”＇19＇
西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始于英国，这时的文官制度就属于“品位分类”＇20＇，人们或以“绅治型”、“贵族型”概括之，说它“出身与考选均有不同，次一等级的人员，很难晋升高的等级，身份难以流通升晋，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时代的贵族制”＇21＇。英国文官制形成较早，残留着浓厚“绅治”、“贵族”色彩并不在意料之外。台湾公务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几大类，每类又分若干阶，这也是“品位分类”的例子。台湾学者把它称为“名器尺度”＇22＇，这种论调，传统气味扑面而来。此外日本曾把官吏分为敕任、奏任、简任三大类，亦属同类。不过在60年代末英国文官制已向“职位分类”靠拢，台湾、日本在数十年前也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型。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向“职位分类”的过渡，不过刚刚开启而已。美国则早在20世纪初就率先推广了“职位分类”，其文官体制被认为是这种分类的典型＇23＇，而且和美国政治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息息相关＇24＇。有一种文官制度的分类，把德国、法国的称为“官僚型”，把英国的称为“贵族型”，而把美国的称为“民主型”＇25＇。当然，“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二者其实也是利弊相兼的。最新的动向显示，以效率为目的并强调按劳取酬的“职位分类”，实践中也存在着改良余地＇26＇。
“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概念已经简介如上了，继踵而来的问题便是：对中华帝国的官僚等级制研究，这些概念到底能提供什么启发呢？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相当精致发达，其等级制度是相当完备的。虽如前述，传统的官员等级制大多采取“品位分类”形式，不过若从品级从属于职位、还是另有“从属于个人的品级”这个区别着眼，那么即使在本书所论的汉唐官阶制范围，还是能看到复杂得多的情况。进而再把“职位分类”重效率、以“事”为中心，“品位分类”重“身份”、以“人”为中心一点纳入考虑，我相信就能够提供一个新鲜视角。本章下一节就将提供一些情况，显示秦汉以“若干石”禄秩来标志的官僚等级，具有从属于职位的意味；同时唐宋“散阶”则构成了另一类型，它作为官僚们的“本品”，无疑就是跟人走的“品位”。那么“品位…职位”框架，看来就是个很便利的工具，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汉代禄秩和唐代散阶之间的差异，从而为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官阶研究注入新意，收“以论带史”之功。
不过若把“职位分类”一语直接用于古代，在初步尝试之余，犹疑依然挥之不去。在最初的思考中，我曾把汉代禄秩称为“以职位分类为主”的制度，把唐宋阶官称为“以品位分类为主”的制度。也就是说，还不打算把禄秩、阶官分别与“职位分类”、“品位分类”等同起来，而只是以何种特色“为主”＇27＇。还曾考虑可以更谨慎一点儿，采用杨树藩先生的成说，把唐宋散阶称为“阶职分立制”（详后），另创“秩职合一制”指称汉代禄秩。最终我还是感到，“职位分类”概念是很富现代性的，它伴随着职门、职系、职级、职等的精密规划，伴随着对权责资格的复杂考察，两千年前的等级制在这一点上很难与现代比拟。尽管汉代禄秩可能显示了从属于职位的色彩，而后代有些时候职事官品与官僚“本阶”被区别开来，但传统政治秩序中依禄秩或官品而授予的身份特权，依然使各种等级都染上了“品位”色彩。
事实上，“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这种现代概念，在制订时并未考虑传统中国的政治现实，二者间存在着一大片尚未清晰定义的灰色区域，给自由引申留下了不小余地。一方面，若是断言传统官阶制，包括汉代的禄秩等级，全都属于“品位分类”，人们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给出许多“说法”；而另一方面，“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等级”这个视角，确实有助于区分历代官阶制间不容忽略的差异，弃之可惜而不宜割爱。根据对史实的了解，我们有信心令“品位…职位”框架显示出锐利的分析价值，不过在这会儿做一些必要修订，使之尽量切合于研究对象的性状，当是明智之举。
在设计分析框架时我们遵循如下原则：尽量充分考虑各期各类官阶制的不同特征，并尽可能地以最便于把它们区分开来的方式定义概念。由此，本书最终的概念策略是：改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二词，对“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二词取而代之。“分类”的字样改换为“分等”，便可以淡化与现代制度的可能联想，并“稀释”其职门、职系、职组等横向的“分类”意义，同时在纵向的“分等”上凸显一个关节之点：这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还是另有独立于职位而跟个人走的位阶；进而再把重效率、以“事”为中心，还是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问题，纳入考虑。
一番修订之后，这个由“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而衍生出来的“品位…职位”视角，或许就具有了更大可行性。在此之后，若有人坚决主张各种传统官僚等级制都属“品位分类”，传统中国并不存在“职位分类”的话，这和我们的视角已不存在冲突牴牾。我们已预先避开了他指责的锋芒，让他扑了一个空儿：本书所用术语已经是“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而不再是“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了。从这两种“分等”出发，考察所涉各种不同官僚等级的特征，及其来源、变迁和意义，由此就成了研究官阶制时可选择的思路之一。
进一步说，这个“品位…职位”视角的价值，还可以通过与另一组概念的结合，而变得更为精致丰满。考察时我们的关注并不限于官品官阶本身，也关注着由官品、官阶的变迁而投射出的传统官僚的性格变迁，由文官等级制问题进及于帝国官僚政治问题。这就将涉及专制强度与官僚特权之间的制约与均衡，官僚对专制者的从属程度，其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其自主性的限度、其贵族化倾向，以及官僚自身构成一个阶级的可能性，等等。在此不必过多征引以免枝蔓横生，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得提供的一个分析框架，我们觉得已足够清晰明快了。在艾森斯塔得看来，帝国官僚可能呈现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
1．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
2．演变为仅仅是统治者的被动工具，几乎没有内在的自主性，或几乎不为民众的不同阶层提供服务；
3．取代了其为不同阶层和政权服务的目标，代之以自我扩张目标，或为一己和（或）他们与之密切认同的群体的利益而僭夺权力的目标；
4．以自我扩张和谋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取代了其服务于主要阶层的目标，但同时又保持了为政权和统治者服务的目标。＇28＇
现实中的官僚取向被认为是以上四者之一或其重叠；中华帝国的官僚被认为属于第一类“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他们极大地顺从于统治者，同时因科举制度，他们也构成了士人群体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不过在各王朝的衰落时期，则官僚们往往显现出第三项“自利取向”。
为了便利起见，不妨以简化方式着重观察其第二和第三项，即“服务取向”（serviceorientation）和“自利取向”（selforientation），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在第二项“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完全顺从于君主，只有很小的自主性。统治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统治者或“国家”的“个人仆从”，对官僚强大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支配，使之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卓有效能的工具。特别是在新王朝的初期，统治者有能力不循规蹈矩而把官僚任意调任，破坏确定的晋升模式，并施之以严刑峻法。在这类情况中，中上层官僚总是从下等阶层或弱小的中等阶层中录用的，录用程序使官僚与其由之而来的阶层疏离、与传统社会的身份疏离，并建立了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官僚为唯一顶端的身份等级制。
而在第三项“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则极力强调其自主性和自我利益，甚至要求摆脱政治监督，淡化职业责任。这时官僚将变成一个效率低下、谋求私利的群体，主要通过在官僚内部引荐亲私的方式进行铨选，将其职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视为私有甚至世袭财产。由此便有超出行政需要的官额膨胀，部门增殖而效率下降，越来越多的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这时官僚已演化为独立的半贵族阶层或“绅士”阶层，甚至变成了既存贵族阶层的一部分。
我们打算，把“品位…职位”框架与上述的官僚取向分析结合起来，做出如下设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相应的理由过于简单，我想就不必赘述了。本来，从不同文官分等制度的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事”为中心的区别，转入到传统官僚政治的特性问题，其间还有一步之遥；但是现在我们又引入了“自利取向…服务取向”概念，就填上了预设概念中的空档或缺环。由此，“品位…职位”视角就变得更充实、更切题了。
说到这儿，对所谓“贵族化”一词还得略作说明。这里的“贵族化”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用来指称这样一个进程：在其两端，分别以纯工具性的行政官僚和世袭的或封建的贵族作为和终点；由前者到后者的蜕变演化，则包括特权的累积、身份的凝固、作为阶层的自主性和封闭性的不断增强等等。早在1821年，黑格尔就曾论及官僚获得贵族式独立地位的可能性＇29＇。政治学家拉斯基也早已说过：“在极端的情况下，官僚还会变成世袭阶级（ahereditarycaste），为他们的个人私利而操纵政权。”18世纪的法国官僚就曾经变成了贵族＇30＇。王亚南先生在论述传统官僚政治之时，也曾提出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这样的论题＇31＇。当然也存在相反的进程，例如贵族性官员的“官僚化”变迁。
本书用以考察汉唐官僚等级制的分析框架，就是这么构筑起来的。随后就将展开这样的尝试：对中华帝国的各色文官等级，观察它们是偏重从属于官员个人的，还是偏重从属于职位的；并由“品位分等”较重身份、“职位分等”较重效率一点，进而探讨历代官僚政治的倾向与性格，亦即“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若考察发现某朝官阶更富“品位分等”色彩，我们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更大“自利取向”和“贵族化”倾向相关；若发现某朝官僚等级较具“职位分等”意味，我们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较强“服务取向”相关；其间因果，则涉及皇权的专制强度和官僚的自主程度。
当然，概念只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而已，现实的官僚取向必定存在着大量重叠或居间的情况，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官僚层次也可能呈现出不同取向，并进而导致不同性质的等级制的同时并存。比方说吧，在官、吏两分的时候，就可能为士大夫官僚提供了跟人走的品位性质的等级，而对“吏”的高下安排，则使之近于“职位分等”。分析框架的简明性，不应该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也并不等于研究结果。
史学家们对所谓“理论”有两种态度：一是将之看成历史规律的归纳升华，二是将之看成研究者预设的分析工具。这两种态度各有偏重，我之所取则为后者。作为预设的分析工具，它必须切合于特定对象才有意义＇32＇。在科学演算之中，“公式”好比炊具，“得数”就是垂涎以待的佳肴；但人文研究有时候就得换个比方了：有时“公式”、“得数”不过餐前小菜、餐后水果而已，不吃也罢，“演算过程”本身倒成了餍人口腹的正餐。生活之树长绿，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在具体叙述之中，干巴巴的概念才会真正鲜活起来。那么随后的任务，就是把分析框架和历史事实编织在一起，并尽力使之融洽无间。假如到目前为止，对本书的“品位…职位”视角仍有不解，或作者还没说明白的话，那么不妨借用一句古语：“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随后的四节中，随着事实的提供、叙述的展开和分析的推进，就不难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