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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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看起来，达尔文的观念（与拉马克「Lamarck］的观念相比），似乎不赋予个别植物或动物的行为对于进化的意义——例如，个别动物可能对一种新食物或一种新的猎食方法有偏爱。有机淘汰的理论的新观念是，个体行为的这些形式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影响该门的进化。这种观念很简单：每个新的行为模式都可被看作对新的生态学生态位的选择。例如，对一种新食物或对在一种特定的树上营巢的偏爱，甚至在动物并未迁移的时候，也意味着它迁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在选定这个新环境，这个新生态学生态位的过程中，动物使自己和它的后代受到新环境的影响，因此受到新的选择压力。正是在那时，这种新的选择压力左右遗传进化，并导致对新环境的适应。这个简单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理论——如阿利斯特·哈迪［Alister　Hardy」所表明的那样，它先于达尔文甚至拉马克‘’——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它被沃丁顿「Waddington］重新发现，进一步发展，并用实验加以检验。这个理论远比拉马克更清楚地表明，行为，例如动物的探索欲望，好奇心，动物的好恶，可以对系统演化的基因进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个别有机体的每个新奇行为都具有创造性的、经常是革命性的系统演化的结果。这表明，个体的创始力在达尔文的进化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观察克服了长久以来围绕着达尔文主义的无望的和令人沮丧的印象，那种印象似乎表明个别有机体的活动在选择机制中不能起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还要由我补充说，我们不可从不久的过去的惊人结果得出关于科学的未来的任何结论。我认为，庞大的、新的科研组织意味着对于科学的严重的危险。科学伟人们是批评的个人。这当然适用于薛定谔和哥德尔，甚至适用于沃森和克里克。

　　　　作为有组织的研究的结果，科学的精神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希望，尽管如此，总会有伟大的个人。　
　
框架的神话　
　
　　　　相信这一点的人与不相信这一点的人没有讨论的共同基础，但是鉴于他们的见解，必然彼此轻蔑。

——柏拉图

Ⅰ

　　　　当前知识界生活的颇为扰乱人心的特征之一，是非理性主义得到如此广泛的拥护、非理性主义学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方式。在我看来，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成分之一是相对主义（关于真理是相对于我们的知识背景或框架的学说：从一个框架到另一个框架它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关于不同的文化、世代或历史时期之间不可能互相理解的学说。我在本文中讨论相对主义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在它的后面隐藏着我所称的“框架的神话”。我解释与批评这种神话，而且也评论人们用于为之辩护的源自奎因［Quine」、库恩［Kuhn」和沃尔夫＇Whorf＇的论点。

　　　　相对主义的支持者们向我们提出了高得不现实的互相理解的标准；当我们不能达到那些标准时，他们就宣称理解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我认为如果怀着共同的善意和付出巨大努力，那么十分广泛的理解是可能的。而且，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了自己的观点，了解了我们企图理解的那些人，这种努力得到了充分的报偿。

　　　　本文打算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向相对主义提出挑战。提出这样的挑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今天，武器生产的日益逐步升级已使生存几乎等同于理解。

Ⅱ

　　　　尽管我是传统的赞赏者，然而我同时又是非正统性的几乎正统的拥护者：我认为正统性是知识的灭亡，因为知识的增长完全依赖于不一致的存在。无可否认，不一致可能导致冲突，甚至导致暴力；我认为这的确很糟糕，因为我憎恶暴力。然而不一致也可能导致讨论，导致辩论——导致互相批评——我认为这是首要的。我认为，当刀剑之战开始被词语之战所支持有时甚至所取代时；便向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迈出了最大的一步。

　　　　不过得让我首先解释一下我的论题是什么，我的题目“框架的神话”是什么意思。我将讨论并反对一个神话——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虚幻的故事，尤其在德国被广泛接受。它从那里侵入美国，在那里几乎到处蔓延。因此我担心我目前的读者的大多数也许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它。框架的神话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如下：

　　　　除非参加者具有基本假设的共同框架，或者至少除非他们为着讨论的目的同意这样一种框架，否则理性的、富有成效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要批评的神话。

　　　　如我系统阐述的那样，这个神话听上去像冷静的陈述，或者像我们为了进一步进行理性的讨论而应予注意的明智的告诫。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一条逻辑原则，或者根据的是一条逻辑原则。相反，我认为它不仅是错误的陈述，而且是有害的陈述，如果人们广泛相信，就一定会破坏人类的一致，一定会极大增加暴力和战争的可能性。我要反对它，驳斥它，这就是主要原因。

　　　　让我同时说，这个神话包含着一个真理的核心。尽管我主张，除非参加者具有一个共同框架否则富有成效的讨论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极大的夸张，我却欣然承认，在没有一个共同框架的参加者中进行的讨论可能是困难的。如果框架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讨论也会是困难的，框架间重迭部分越大，讨论就越容易。确实，如果参加者在所有各点上见解都一致，它最终常常可能是最容易、最顺利的讨论——尽管可能有些令人厌烦。

　　　　但是富有成效性怎么样呢？在我对这个神话所做的系统阐述中，正是富有成效的讨论被宣布为不可能。与此相反，我要为这样的命题辩护，即，具有许多共同观点的人们之间的讨论未必富有成效，即使他们也许认为它令人愉快和非常令人满意，而在迥然不同的框架间的讨论会极富成效，即使它通常是困难的，也许不太令人愉快（不过我们可以学会喜欢它）。

　　　　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谈论一场讨论，参加者从中学到的越多，它越富有成效。这意味着：向他们提出的有趣的问题和困难的问题越多；吸引他们思考的新的答案越多；他们的观点越是发生动摇；以及讨论后他们越是能对事物有不同看法；简言之，他们的知识视野越是开阔。

　　　　这个意义上的富有成效性几乎总是取决于讨论参加者的见解的最初差距。差距越大，讨论越能够富有成效——当然总要假定这样的讨论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框架的神话所断言的那样。

Ⅲ

　　　　但是，它是不可能的吗？让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然而有些可怕的故事。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the　First］想给他的国家的希腊居民一个教训，那些希腊人的习俗是焚烧死者。我们在希罗多德的书中读到，他“召来居住在他的国土的希腊人，问他们要多少报酬才会同意在他们的父亲死后把尸体吃掉。他们回答说，无论什么引诱他们都不会这样做。然后大流士又召来确实吃父亲尸体的卡拉提耶人＇Callatians＇，当着有翻译帮助的希腊人的面问他们，要多少报酬才会同意在他们的父亲死后焚烧其尸体。他们高声喊叫，央求他不要提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情。”

　　　　我怀疑，大流士是想证明框架的神话的正确。的确，我们知道，甚至有翻译的帮助，双方间的讨论也会是不可能的。这是“对峙”［confrontation」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使用这样一个词，它是在相信这个神话正确的人中间很流行的词，当他们希望让我们注意到对峙很少导致富有成效的讨论这一事实时所喜欢使用的词。

　　　　但是假定国王大流士所安排的这次对峙确实发生了，它真的毫无成效吗？我否认。几乎可以肯定，双方都被这次经历深深震动。我自己认为食人肉恶习的观念正像国王大流士宫廷上的希腊人所认为的那样令人厌恶，我想读者也会有同感。但是这些感觉应使我们对希罗多德希望从故事中得出的极好的教训有更敏锐的感受和更深刻的认识。在提到品达［Pindar］对自然与惯例的区分时，希罗多德提出我们应当以宽容的甚至尊重的态度看待与我们自己的惯例不同的习俗或惯例性规则。如果这次特定的对峙曾发生，某些参加者很可能以希罗多德希望我们以之对他的故事作出反应的那种开明的态度对它作出反应。

　　　　这表明，甚至没有讨论，也存在深深束缚于不同框架的人们的富有成效的对峙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不可抱更多的期望：我们不可期望对峙、甚至漫长的讨论将以参加者取得一致而告终。

　　　　但是，难道一致的见解总是称心如意的吗？让我们假定进行一次讨论，利害攸关的问题是某个理论或假设正确还是谬误。我们——即这场讨论的有理性的目击者或者评判者——当然会喜欢在讨论结束时如果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正确的，各方一致同意其正确，如果实际上是谬误的，各方一致同意其谬误：如有可能，我们希望讨论得出正确的裁决。但是我们会讨厌这样的观念，即，如果理论实际上是谬误的，大家却对其正确性取得一致的意见；即使它是正确的，如果支持这一理论的论点很不充分，远远不能证实其结论，我们也宁愿不对其正确性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宁愿不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见解的抵触使参加者提出新的、有趣的论点时，我们应当说讨论是富有成效的，即使一些论点并不是结论性的。因为除去最琐细的问题外，在所有问题上结论性的论点都是十分罕见的，即使反对一种理论的论点有时会很强有力。

　　　　回顾一下希罗多德所讲的对峙的故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看不到任何一致见解的这个极端例子中，对峙也会是有益的，而且只要有时间和耐心——希罗多德似乎有自由支配时间和耐心——它确实富有成效，至少在希罗多德自己的心灵中如此。

Ⅳ

　　　　现在我想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态度就是对峙和这种未得到结论的讨论的结果。

　　　　我的意思可由这样的命题来概括，我们的西方文明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或译文化冲突，本文采用前者；在本书关于这一主题的专题论文和其他地方译文化冲突。——译者」或对峙的结果，因此是种种框架的对峙的结果。

　　　　人们广泛承认，我们的文明——在最高水平上可被有些颂扬地描述为理性主义的文明——主要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结果。它不仅通过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的碰撞，而且通过它与犹太文明、腓尼基文明和其他中东文明的碰撞，还通过由于日尔曼人和伊斯兰教的入侵而发生的碰撞获得了它的许多特征，例如字母表和基督教信仰。

　　　　但是，最初的希腊奇迹——希腊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兴起；西方理性主义的真正起源，又如何呢？我许多年来一直主张，希腊奇迹在它可被解释的程度上也主要归因于文化碰撞。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History＇中希望给我们的教训之一。

　　　　让我们用一点时间看一看希腊哲学的起源。它全部始于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始于南部意大利，始于西西里；即，在东方，希腊殖民地与伟大的东方文明对峙并相碰撞的地方，或者在西方，它们与西西里人、迦太基人和意大利人例如托斯卡纳人相遇的地方。文化碰撞对希腊哲学的影响从关于泰勒斯［Thales」的最早传说看非常明显。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那里也明确无误地看到这种影响。但是它使人们以批评性思考的方式在吟游诗人色诺芬尼［Xenophanes」那里极有说服力地表现出来，尽管我在其他场合已援引了他的一些诗句，我还要这样做，因为它们极好地说明了我的论点。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鼻子扁平，黑皮肤，

　　　　而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蓝眼红发。

　　　　然而，倘若牛或马或狮子长着手，能描画，

　　　　能像人一样制作雕象，那么马会把它们的神画得

　　　　像马，牛会把他们的神画得像牛，各自都会按各自的形象

　　　　塑造神的躯体。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

　　　　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我们很可能猜想，这些事物就像真理。

　　　　但是至于确实的真理，无人已知晓，

　　　　将来他也不会知晓；既不知道神的真理，

　　　　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