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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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问题激发他进行了几乎非凡的殚精竭虑的思考。他不仅发展了一种诊断和疗法，而且（尤其在他的第三个时期）发展了他的诊断所依据的整个宇宙论以及一种他的疗法所根据的知识论。
他的社会诊断十分深入。他不满足于谴责民主政体，在他看来民主政体是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因为疾病是社会革命——征服了社会、导致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的、人人都幸福的古家长制社会的消亡的革命性变革。社会处于退化的过程中：退化是邪恶的，稳定是神圣的。
柏拉图在希腊城市国家的历史中看到了政治退化的各阶段。它们始于世袭王权的黄金时代——最优秀者，最聪明者的个人统治——和有机的分工：最聪明者统治，勇敢者帮助他维持秩序和保卫国家，人民劳动（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从这里我们通过贵族统治（或者尊荣政体［timarchy」），即最优秀的少数人的统治，到达了多数人的统治的民主政体。在《理想国》中，表明民主政体十分容易导致最终的衰败状态：导致使自己成为城市的僭主的残忍的煽动者的统治。
政治退化的原因是什么？按照柏拉图第二个时期的主要著作《理想国》所说，是统治阶级的种族退化破坏了它的健康和它的统治决心。按照他的第三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法律篇》所说，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冲突，它是工业发展（例如雅典的银矿）、贸易、拥有港口和舰队、建立殖民地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这一切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如人口压力是动荡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见解那样。柏拉图把人口增长或量的增加与种族退化或质的减小联系起来，这似乎不无可能：他关于善的少数人和恶的多数人的观点可能向他暗示了这一点（《法律篇》710D，740D－741A，838E）。
柏拉图的社会学诊断就谈到这里。
柏拉图所提倡的疗法——他的政治纲领——符合他的诊断：阻止一切社会变革！（只要可能）返回到家长制国家！加强统治阶级的稳定性和力量、它的一致，它的统治意志！因为柏拉图系统阐述了下面的诊断——社会学的革命法则：“政体的变迁毫无例外地由于统治阶级本身，因为这个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或者因为它的统治意志被削弱，或者因为它在战争中被打败（《理想国》545D，465B）。因此，对统治阶级的适当的教育成为政治的主要工具；必须用优生学防止统治阶级的退化；必须用一种激进的共产主义（局限于统治阶级）加强统治阶级的一致，它包含妇女儿童的公有；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人人都必须把本阶级老一代的所有成员看作自己的父母。（这种令人吃惊的共产主义是柏拉图纲领的唯一要点，它在《法律篇》中认为要求过多而放弃，即使它仍被宣称为在观念上是最佳的社会形式。）他在《法律篇》中说，必须防止文化冲突，因此，这个城市不可拥有港口和舰队，公民都不可拥有旅行工具：货币必须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代币（《法律篇》742A－C），尽管政府将拥有“一般希腊货币”的财富。宗教和仪式应作为防止变革的重要工具得到发展，它们的任何变化都不可宽容。（这个观点预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念，由于在希腊缺乏任何类似教会的组织，这个观点就更加引人注目。）
在他的第三个时期中（尤其在《法律篇》），柏拉图不再把苏格拉底用作他的主要谈话者：他似乎已意识到自己远离苏格拉底的教导。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期的政治观念，并赋予它们（尤其在《政治家篇》「Statemsan」和《蒂迈欧篇》［Timaeus］中）宇宙论的背景：种族退化和政治腐败的最深层的原因是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时期中，世界正远离它的神圣起源；每一个变化都使它更不像它的原型即它被按其形象创造的神圣形式或理念。
在这第三个时期中，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知识论。在他的第一个时期中，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理论，它使人人的学习都成为可能（《曼诺篇》81B－D）。在他的第二和第三个时期中，只有受到高度训练的哲学家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神圣的形式或理念的知识。
晚年。把柏拉图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时期的著作与他的晚年相联系是十分困难的，据传说，他的晚年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他的几次旅行（一次去埃及，三次去叙拉古），建立学园，学园（和柏拉图）对叙拉古高层政治的参与：他的朋友迪奥［Dio］在学园的其他成员支持下入侵叙拉古，并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朝［Dionysian dynasty］。迪奥被学园的另一名成员卡里普斯［Callipus」谋杀，卡里普斯又被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莱普廷斯「Leptines」谋杀。（柏拉图学园的至少九名学生使自己成为某个城市或另一个城市的僭主。）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辨认出这几次旅行的痕迹，例如对埃及风俗的提及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的痕迹，但是这些解释的大部分尽管很有趣，却颇多争议。
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
书籍与思想 欧洲的第一次书籍出版
邀请我做关于书籍的讲演，我十分感激。这不仅由于我认为书籍，因而还有图书馆，是欧洲文明也许是整个人类文明中最独特、最重要的物质事物，而且由于书籍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起过的——而且仍然在起的——支配性作用。在我五岁的时候，人们给我读了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的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Wunderbare Reise des kleinen NiIs Holgerssonmit den Wildgansen〕第一卷。这部著作刚刚出版，绿皮，共三卷。其他任何书都没有不仅对我自己的性格而且对我的童年朋友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的性格产生了这样决定性的影响。康拉德爱上了野鹅，而我爱上了塞尔玛·拉格洛夫和她的书。像她一样，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和康拉德都仍然忠于我们的爱好。
自从那些早期时代以来，书籍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比音乐还重要。在我看来，任何其他人类成就，甚至最伟大的文艺创作，都不像伟大的古典音乐那样在一切人类能力中超类拔群，同时也没有它那样感人、令人惊叹。然而我认为，书籍在文化上更为重要。
在此我不想谈论我们应归功于约翰·古登堡「JohannGutenberg］（或者也许归功于劳伦·杨松·科斯特［LaurenJanszoon Costre］？）的伟大的欧洲革命，他对书籍印刷的发明极可能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主力，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力，科学兴起的主力，最终是民主的主力。
我倒要谈一谈一个非常相似的，尽管更地方化的过程，它在古登堡的两千年前始于希腊，我猜想，它是我们特有的欧洲文明的起源。
那段时间被正确地称作希腊奇迹，或者更明确些，雅典奇迹：公元前六和五世纪，击退波斯人的时期；希腊世界通过捍卫自由而意识到了自由的观念的时期；产生了伯里克利「Peri－cles］并导致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建造的时期。
像这样的奇迹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解释。关于它我已思索多年，并撰写过文章，我认为解释的一部分，无疑只是一小部分，在于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在于人们所称的“文化冲突”。无论如何，荷马［Homer］的史诗（它们的主题是文化冲突）和几乎所有伟大的新思想都出现在小亚细亚海岸上的东部希腊殖民地，在那里人们最强烈地感到了文化冲突。这一切至少部分地被从波斯人那里逃出的政治难民和其他难民带到西方。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安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就是这样的难民。
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有这样的想法，希腊奇迹，尤其是雅典奇迹，也许可以不完全地——无疑只是非常不完全地——由于写的书、书籍出版和书籍市场的发明来解释。
各种不同形式的书写已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尤其在东方，到处都可以发现类似书籍的东西，尽管蜡、粘土和类似材料上的书面记载不很便利。当然有宗教手稿。确实，有很长时间书写（除信件外）主要用于官方文件，用于宗教文件，也许还被商人用来记笔记，如皮洛斯＇Pylos＇和克诺索斯「Knossos］的货物和其他财产的清单所表明的那样。它有时也用来记载伟大的国王们的事迹。
根据我在此第一次表达的假定，特别的欧洲文化始于以书的形式出版荷马的著作。
荷马的史诗已存在大约三百年。但是它们是在公元前550年前后收集起来，首次被写下来，并向公众出售的。它们作为整体，曾经只是在职业讲述者、荷马氏族、荷马史诗吟游诗人中众所周知。识字的奴隶用从埃及进口的纸莎草纸抄写了许多复制本，把它们售给公众。这是最初的书籍出版。它发生在雅典，据传说，是在统治者、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的倡导下发生的。
庇西特拉图的主要职业是统治雅典——这是非常困难而艰巨的任务。他似乎选定书籍出版作为自己的嗜好，因而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与皇家文书局「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相比的国家事业单位的创立者和指导者。这个事业单位的寿命不比它的创立者更长久，但是它的文化后果却持续下来，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在雅典，随着第一本欧洲的书的问世，诞生了第一个欧洲书籍市场。人人都读荷马的书，他的作品成为第一个识字课本和欧洲的第一部圣经。赫西奥德［Hesiod」、品达［Pindar」、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其他诗人紧步其后。雅典人学习阅读（有很长时间，一切阅读都意味着大声朗读）和写字，尤其是经过准备的讲演和信件，而且雅典成为民主国家。人们撰写书籍，渴望的雅典人蜂拥着购买。到公元前466年已显然以大型版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的书：安那克萨哥拉的伟大著作《论自然》［OnNature］。（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著作显然从未出版，尽管似乎吕刻昂学园［Lyceum」有一本抄本，或者也许是一本摘要，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后来在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抄本——也许就是同一本抄本。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没有出版他的著作，它存放在阿耳特弥斯神庙［Templeof Artemis」。）安那克萨哥拉是来自爱奥尼亚［Ionia］的士麦那［Smyrna」附近的克拉佐曼纳［Clazomenae］的政治难民，在雅典撰写了他的著作。我们知道，这部书在第一次出版的六十七年后在雅典廉价出售，然而它幸存了一千年。我猜想，它是第一部想为出版而写的书。
在安那克萨哥拉的《论自然》约三十七年之后，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伟大历史著作在雅典出版，与此同时，作者亲自当众朗诵了它的一部分。这证明两年前伯里克利把雅典称作“希腊的学校”［School of Hellas］是正确的。
我的假设是，通过使雅典有书可供出售，庇西特拉图为其重要性可与两千年后古登堡所发起的那场文化革命相比的文化革命做了准备，但是我的假设当然是不可检验的。印刷的书为整个西欧树立了新的价值和标准。尽管决不应过于认真地对待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它们有时却惊人地接近。例如，在安那克萨哥拉的书出版后，他被指控为渎神，就像两千年后伽利略［Galileo］那样。两人都有性命之虞。他们都未被处死，这多亏了他们与一些非凡的掌权人物的个人关系：伯里克利和教皇。由于伯里克利（他曾是安那克萨哥拉的学生）的干预，安那克萨哥拉未被处死，但是在付清一大笔罚款后被逐出雅典。他先前的学生、也已被逐出这个城市的伟大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邀请他前往兰萨库斯［Lampsakos」。几年后安那克萨哥拉在那里与世长辞。就伽利略而言，他与教皇的个人关系使他免于死刑，他也不得不在流放中度过余生。
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人似乎想到焚烧或禁止像安那克萨哥拉的论著《论自然》之类的危险书籍。书籍仍然是十分新奇的事物，没有成为法律干预的对象。因此，由于对它的作者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安那克萨哥拉的书成了地方的畅销书；此书不太抽象的部分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同样，到公元前399年，对这本书的兴趣已经消退，花不了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