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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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就上去了。美国当时有一个评论员开玩笑说，石油危机期间是美国车辆润滑销售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

　　　　因为价格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因素，而价格本身仅仅是一个信号。所以老想控制这个世界，老想控制价格，这是人类从权力时代带来的一个妄念，由此才产生了阴谋论的想法。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由谁控制的？由所有在自由市场中作为交易主体的决策者。他们分散决策，形成的一个总体现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没有谁能够真正控制它。

　　　　如果这个道理你还没弄懂，你就想想，冬天要不要穿秋裤这件事情。政府、中央银行行长是可以规定你哪天穿秋裤，但是你真正穿秋裤的时间，跟你妈妈、你媳妇、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穿秋裤只是对天气变冷的一种反应，而不是说你可以通过穿脱秋裤来控制外在的天气。

　　　　阴谋论为什么会破产

　　　　前面我讲了一系列经济学的原理，其实只是想描述一个趋势，就是历史越往回追溯，你越会发现人类社会是由权力来主导、由中心来控制的一种社会样态。但是越往后，越往未来，人类社会就越以自由为前提，以市场来协同，由分散的节点来分头决策，就会变成这样一种社会样态。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我们回头再来看阴谋论这个话题，你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在空间上看，阴谋会永远存在，但是阴谋的规模会遭到限制。为什么？因为阴谋的前提是保密，策划阴谋的一帮人不跟其他人说。但是保密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所以阴谋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受控。你瞒着你老婆出去玩点儿花花肠子也许能做得到，一帮人躲在家里想控制全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结论，在时间上，历史越往回追溯，和中心化的社会联系越紧密的时候，阴谋就越奏效。但是越往后看，随着开放社会的到来，信息流动的加强，阴谋得逞的可能性就太低了。

　　　　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儿糊涂，那就记住这句格言吧：“你可以短暂地骗住所有人，你也可以永久地骗住一部分人，但是如果你想得永久地骗住所有的人，对不住，您办不到。”这就是阴谋论会破产，它的理论根基扎不牢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想跟阴谋论者抬杠，因为他们是说服不了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想探查一下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叫“去中心化”。你可能会反驳，人类没有中心怎么行？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这天下不就乱了吗？

　　　　你还真别把这个中心的作用绝对化，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市场的力量，作者叫李子旸，是一个用小故事来揭示市场经济原理的高手。在这本书里，他讲到一个例子，18世纪的时候，欧洲对于鲸鱼的需求非常大，那个时候妇女穿的裙子里面都是用鲸鱼骨来支撑的，而且家家户户点灯用的都是鲸鱼油。但是在浩瀚的大洋上，那些分头进行捕猎和作业的船只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太大了，因为一头鲸鱼那么大，不可能一个鱼叉叉上去它马上就死，一般会带伤逃亡一段；第二艘船上去再来一叉子，这条鲸鱼死了，请问这头鲸鱼是谁的？非常容易产生纠纷。

　　　　奇怪的是，在18世纪中期，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英国法院很少接到这个方面的诉讼。说白了，就是捕鲸船的老板们和水手们之间形成了一套规矩，没有法院的掺和，没有成文的法条，他们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纠纷。

　　　　根据李子旸先生的介绍，欧洲的捕鲸船大概形成了两个规则。第一个规则在英国海岸周边适用，叫系牢原则。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鱼叉叉上去，你后面得带根绳子，这头鲸鱼负伤跑掉以后，你可以像牵着一条狗一样跟在后头追，一直追到这头鲸鱼死掉，你把它收获上来。但是请注意，什么能够证明你是这条鲸鱼的主人呢？就是这条绳子，一定要系牢。

　　　　可是到了北美海岸就不一样了，就不能用系牢原则了，为什么？因为鲸鱼品种不一样。英国海岸的鲸鱼叫露背鲸，性格比较温顺，它不会往下沉，不会跟你折腾，它就是跑，跑累了就死了。美洲海岸的叫抹香鲸，抹香鲸的脾气很大，你扎我，我就下沉上浮跟你一通折腾，所以这个时候再牵一根绳就太危险了，容易把船都拽到大海底下去。那就得另定一套规则体系，叫“鱼叉占有规则”。就是每个鱼叉上要带有这艘捕鲸船的标志，最后这头鲸鱼死了，就看上面的第一个鱼叉是谁的，那这头鲸鱼就归谁。

　　　　虽然形成了两套规则，可是这两套规则不能互换，比如说在英国海岸，如果你用鱼叉规则的话，那就很麻烦，因为露背鲸常常单独出现，一堆捕鲸船要是都上来用鱼叉戳，最后怎么判别哪个是第一个叉的？但是抹香鲸不一样，抹香鲸成群出现，几艘捕鲸船可以一起作业，分头追捕，所以容易平息纠纷。

　　　　任何一个长期在一起博弈的群体，都可以形成大家默认的法规，而没有必要用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

　　　　但是很奇怪，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法院突然接到很多捕鲸业的诉讼，为什么呢？根据李子旸先生的分析，原因很简单，这个行业没奔头了，大西洋海域的鲸鱼都被捕杀得差不多了，这个行业很快就要日落西山了。

　　　　所以这又得出另一个结论，人们在长期博弈过程中，要想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有盼头、有奔头。如果没盼头、没奔头，大家都倾向于打破这个规则，这个时候就得法院介入，就得中心化的那个社会结构来介入了。

　　　　西方的法理学当中有一脉理论，叫作自然法理论，它的理论就和李子旸先生讲的这个理论差不多。自然法理论认为，人类的法律是客观的，它有一些公序良俗、天理人心、公平和正义、先验的原则在。我们人类制定法律，不过就是把这些早已经客观存在的法律条文落实到纸面上，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更倾向于公平正义、公序良俗，仅此而已。所以法律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我们努力去发现的一个天条。

第46章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3）（）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发现，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利息、利率的来源有点像？美联储不是去制定利率，而是去发现市场已经形成的利率，然后把它表述出来而已。所以这个社会到底是由中心来控制，还是由大家分头决策，早已经形成，最后只不过是通过价格、法律法规这些显示屏把它显现出来而已。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阴谋论这个话题，阴谋论有一个隐藏得更深的前提，那就是阴谋论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以谁战胜谁、谁控制谁、谁把谁搞定为基本样式的，就像30多年前的一首歌唱的那样：“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但是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谁怕谁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和谁发生了良性的、有行为规范的合作，这个世界才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02中国窄门

　　　　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国庆长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

　　　　我跟吴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始他写了企业史大败局，然后是中国经济史，一段一段地往前写，先是激荡三十年，然后是跌荡一百年，最后是浩荡两千年。所有朋友都跟他开玩笑说：“你用了这个‘荡’字，后面可没什么好词了。”正当我们等着他再捧出一本什么荡多少年的时候，他突然就捧出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前不久遇到吴老师，我请教说：“这么枯燥的专门史，又是古代的，有多少人会看？你为什么要写呢？”

　　　　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他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济史，就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这话听着有道理，但是当时我觉得太牵强了。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经济结构多简单呀！而现在是多么大的经济体量，多么复杂的博弈环境，多么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以及多么复杂的产业结构！这东西你非说有联系也行，但是借鉴意义并不大。

　　　　可就在我仔细拜读过这本书之后，我的认知发生了大翻转。这本书至少帮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微观问题，一个宏观问题。

　　　　微观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可是计划经济残留的国营企业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死蛇翻身，越活越健康？不仅“垂死病中惊坐起”，而且返老还童了，这是为什么？

　　　　宏观问题是，当中国经济的体量变得这么大，在gdp这个单一指标上要赶超美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总不能说中国崛起之后就是另一个美国或英国吧？我们总有自己文明的特质，可这个特质是什么？

　　　　这可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全世界都关心我们中国到底要往哪儿走，将来的变形方向到底是什么。就像关汉卿那首小曲里说的，那颗“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从历史中带来又一定会带去未来的那个特质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经济，会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阶段性的解答。

　　　　中国经济现在好可怕，西方人也觉得看不懂，因为它越长越大了。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死前写的一本书得出来的结论，让我大惊失色。他说中国经济有三大特征：第一，伟大；第二，非计划；第三，意外，说白了就是看不懂。他说这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美国人萨默斯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还险些当了美联储主席。他说，如果300年后再来看21世纪最初这十几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要被颠倒过来的。冷战结束只能算是第三流事件，现在觉得很热闹，300年后一点儿都不重要，不就是两个国家竞争嘛！第二流事件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真正的第一流事件是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看来，中国崛起、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现在，我们中国的学者自己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和深处去看，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大一统：中国文明的内核

　　　　那粒铜豌豆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还摆脱不掉的内核呢？吴晓波老师的回答是，这个东西叫大一统。中国上上下下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

　　　　分裂为什么不可能是好的呢？历史已经证明，分裂的时候，任何善良的统治者，可能有善治的开始，但是最后一定会结出一个恶果。最典型的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他当时控制着华东的苏、松二府，也就是如今的江苏和上海一带，他老人家轻徭薄赋、礼贤下士，治理得非常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张士诚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权，被朱元璋打败了，所以他的老百姓还是要受苦。有明一代，苏、松二府的赋税都非常重，带有一点儿惩罚的意义。张士诚的铁杆儿部下被朱元璋贬为贱籍，很多工作都不能干，只能干最下贱的事，比如淘粪桶，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才终结。

　　　　所以，在分裂的地方政权下，是没有绝对的安生日子的。老百姓真想过安生日子怎么办？只能盼望全国统一，天下太平，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先以这个为逻辑起点。

　　　　如果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都是要实现大一统，那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建立了哪些制度呢？吴老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制度。第一项，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就是郡县制。第二项，全民思想的控制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第三项，精英的控制制度，这在隋唐年间通过科举制解决了。第四项制度就是宏观经济制度，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叙述框架。

　　　　自由派市场经济大师——管仲

　　　　讲完这个叙述框架，我们回到公元前，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管仲。大家都知道，管仲辅佐齐国公子小白登上了齐国的宝座，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雄才大略，他只有一个好处，特别信任管仲——只要我吃饱喝好，剩下的我都不管，我给你钱、给你权，你来操持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