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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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鲁国的孔子，一辈子都跟三个大家族过不去，就是所谓的“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人，形成的三个大家族。他们跟鲁国国君是亲戚，但这三个大家族变得很大，领头人就是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孔子一辈子都在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当乱臣贼子，一定要恪守本分，等等。好话说尽，歹话也说尽。
后来季孙氏有一个家臣反叛了，他说我跟孔子是一样的，都是为鲁国国君好。他反叛失败后跑到齐国去了，连齐国的君臣都痛骂他是乱臣贼子。那个时代的人可不管他是为了谁好，你是季孙氏的家臣，你就要对季孙氏忠诚。而孔子是鲁国国君的大司寇，他当然要维护鲁国国君的地位。他们俩的地位不一样，所以应该遵从的那个小道理就不一样。不要看俩人的行为方式一样，目的也一样，但是孔子这么做就是对的，家臣这么做就是错的。
论语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叶公的人跑到孔子那儿去吹牛，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可正直了，有一个人偷了一只羊，他儿子发现之后大义灭亲，马上把他告发了。你看，民风淳朴吧。孔子听完之后就反唇相讥，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也很正直，但是方式跟你们不太一样。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一定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子之间互相包庇隐瞒。
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一定会支持叶公，觉得孔子错了。但是要知道，大道理和小道理永远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大道理就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福祉、公共秩序，偷羊这种行为一定要举报、要揭发、要惩罚。小道理是，父子之间出于人伦天性，一定要互相包庇。
大道理和小道理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个大呢？孔子那个时代就认为，小道理应该大，父子人伦大于一切。
再举个例子，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有一次打仗失败后出逃，逃到了陨国。陨国上上下下都跟这楚昭王有仇，因为陨国此时当权的是兄弟俩，一个叫斗辛，一个叫斗怀，他们的父亲就是被楚昭王的父亲给杀掉的。一看楚昭王来了，这兄弟俩的意见就发生了分歧。
老大斗辛就说，他是王，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仍然把他要当王对待。弟弟斗怀说，我们的父亲就是被他父亲给弄死的，我也要把他弄死。老大一看，实在说服不了自己的弟弟，就护送楚昭王逃走了。
后来楚昭王回到了楚国国都，继续当他的国君，下了一份红头文件，把这兄弟俩都给表扬了。一个要宰他，一个要保他，他居然都表扬，是什么道理呢？楚昭王说，一个是侍君以礼，一个是侍父以礼，这两个道理我都认。
所以在那个时代，大道理和小道理是可以调和的。但是问题是，在皇权时代，还能够调和吗？
在皇权独大的时代，皇帝当然希望大道理要压过小道理，自己的政令能够通达，全天下一盘棋，都听我的。可是小道理在西周和春秋以来，一直是中国人伦社会当中一个坚定的存在，这二者之间难免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
战国时，儒家的掌门人孟子有一个小徒弟，叫桃应。桃应有一天问了老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中国古代著名的圣君大舜，他的父亲叫瞽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个坏父亲，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的一个坏蛋。假设瞽叟犯了罪，被抓起来关在国家的大牢里。请问，贵为天子的大舜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刁钻就刁钻在，小道理和大道理在同一个场景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贵为天子的大舜如果要主持天下的正义，就应该秉公执法，把自己的父亲判刑或杀掉；而身为瞽叟的儿子，他又不得不照顾父子的亲情，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得非常好，孟子说，大舜应该弃天下如敝屣。就是把自己的天子之位像破鞋子一样扔掉，然后跑到大牢里，把瞽叟背起来就跑，一直跑到国家政权管不到的地方。然后像欧洲童话里讲的，像王子和公主一样，快乐地度过下半生。
可见，在孟子的观念里，仍然是小道理大过大道理，父子亲情要比天下正义大。可是这套解决方案在皇权时代我们没有见过，什么样的皇帝可以轻易地抛弃天下，专门去照顾父子亲情？所以，矛盾就出现了。
这种矛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是俯拾皆是。话说唐代武则天执政的时候，朝中有个大官叫赵师韫，某天晚上在驿站被人杀了，杀他的凶手叫徐元庆。他们俩之间有什么过节？
原来很多年之前，赵师韫在一个县当公安局局长的时候，把徐元庆的父亲给杀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徐元庆当晚手刃仇人，然后投案自首。
第43章 理性乐观派（7）（）
这个案子可把主审的官员为难死了，按照大道理来讲，国法要伸张，杀人要偿命，徐元庆必须死。可是按照小道理来讲，儒家最讲究的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他明明是个孝子，怎么能杀呢？
最后这个矛盾交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按照武则天的想法，放了算了，不要再搞这种真理标准大讨论了，权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朝中有一个人不干，就是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复仇议，专门论述这件事。陈子昂出了一个馊主意，说此人既然违犯了国法，就应该按国法处置，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我们再表彰他的孝道，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这是一个多么鸡贼的主意啊！武则天后来还真就这么办了，把徐元庆杀了，然后再表彰他。
陈子昂死了几十年后，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也大名鼎鼎，叫柳宗元。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专门跟陈子昂抬杠。说一个国家执行法律的时候，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呢？一个孝子，你既表彰他，又把他宰了，这是人干的事吗？应该一码归一码。如果他的父亲当年是被赵师韫冤杀的，那国家就应该向徐元庆赔礼道歉，然后表彰他这个孝子。如果他父亲当年是因为触犯国法被赵师韫杀的，再去杀徐元庆也不迟。
我并不想判断是非，只想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大道理和小道理在中国皇权时代一直是一对矛盾。而且这对矛盾发展到最后，甚至对皇权本身的合法性都提出了挑战。
汉景帝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手下有两个大儒生，一个叫黄生，一个叫辕固。黄生有一天大放厥词，说我认为历史上有两个大坏蛋，就是儒家一直尊奉的先贤——商汤和周武王。为什么？因为他们造反。人家夏桀、商纣王的天下坐得好好的，他俩偏要搞革命，所以这两个人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辕固在旁边听着就来气，说你搞反了吧，夏桀和商纣王才是坏蛋呢！在他们的统治下，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商汤和周武王才会造反，这叫吊民伐罪，有什么错呢？
黄生这个时候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冠敝于上，履新于下。”意思是，帽子即使破了，也得戴在头上，你的鞋再新，也得穿在脚下。上下之分已定，你凭什么造反呢？
辕固反驳道，那我们汉朝刘邦他老人家造秦始皇的反，难道也错了吗？
这句话太厉害了，他说完之后就拿眼瞟汉景帝，汉景帝就很为难，到底是否定自己的老祖宗刘邦，还是否定儒家一直主张的上下尊卑这个秩序？他两个都不能碰。
但汉景帝这个时候就显露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他讲了一段话。第一句话是，我听说有一些美食家从来不吃有毒的东西，这可不是他们不懂吃东西。下句话就有意思了，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不去谈汤武受命，而是在争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能说你们是蠢人。
这明显是反话正说——你们要再谈汤武受命，可就是蠢人了，那我就要对你们动手了。汉景帝就是画了一个学术禁区，让大家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在当时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架构下，大道理和小道理的矛盾是无解的。
这就是皇权政治从身份社会中破茧而出之后，带来的一个逻辑死结，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开。
对等关系解体之后
皇权社会时期还有一个现实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关系被拆解掉了。这个对等可不是平等，而是指你对我什么样，我才会对你什么样。
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臣下才会有臣下的样子。这句话反过来说可就不好听了，君主要是没个君主的样子，臣下可就不必有个臣下的样子了。孔孟是一体的，在先秦，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春秋时陈国有一个君主，叫陈灵公，他跟两个臣下共同包养了一个女子，叫夏姬。他们三个经常让这个夏姬穿上各种情趣内衣，在朝堂上奔跑嬉闹。
有一个臣下叫泄冶，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对陈灵公说，您是不是该稍微收敛一下？这样做影响不好。陈灵公一听，觉得好像有点儿道理，然后就跟夏姬和包养她的臣子商量，说有人给我提意见，你们说怎么办呢？三个人一商量，觉得应该把提意见的人给宰了。后来真就把泄冶给杀了。
这个故事的是非曲直好像很明显，有人就问孔子怎么看这件事。孔子说，泄冶活该。他又不是国君的亲戚，更不是商纣王的叔叔比干，给国君提意见被杀，也算是个忠臣。泄冶不就是个职业经理人嘛，既然投奔了这样的国家，侍奉了这样的昏君，还对他提这样的意见，妄图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淫乱的朝廷，这不是活该吗？所以，比干值得上一个忠字，而泄冶只称得上一个狷字，狂狷的狷，就是一个妄人。
孔子这套说法很有意思，就是说泄冶根本就不必跟昏君讲道理，根本就不必臣服于昏君，走人就是了。这是先秦儒家的观点。
后来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当时我觉得廉颇是好样的，是个忠臣，以大局为重。可是后来发生的故事你知道吗？廉颇意识到赵王不再重用他了，想用别人来替代他，就出走了，先去了魏国，后来又去了楚国。十几年后，赵国就被秦国灭掉了。
在廉颇这样的人看来，你赵王重用我、待见我，我就好好对你尽忠；你不待见我，那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走了。这就是先秦时代人们的价值观。
皇权时代，这种对等的关系逐渐解体，渐渐变成了单方面的义务——臣下单独对皇上尽忠。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有一个瞬间很有意思。宋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召见自己的宰相范质谈工作，赵匡胤突然说，我眼神不太好，你手里拿的那份文件我看不清楚，你拿过来给我看看。范质就老老实实地把这份文件送了上去。范质退回去的时候发现，旁边的小太监已经把自己的座位给撤了。要知道，宋朝以前，宰相在皇帝面前都是有座位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从此，宰相在皇帝面前就没有座位了。
到了清朝，就变本加厉了，所有的大臣都要在军机处，在皇帝面前跪受笔录，皇上说什么，他们记下就好了，没有说话的份儿。君臣之间的义务关系越来越单向。
清代的皇帝雍正，有一次收到臣下的一份奏折，里面说了一堆漂亮话，说君恩深重，我涓埃难报。就是说，您对我的恩情实在是太重了，我怎么报答都报答不过来。
这明摆着就是拍马屁，可雍正听了很不高兴，说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不报君恩吗？我们之间没有对等关系，你就尽你的臣节就好，至于君恩深重不深重，不用你管。你看，对等关系一解体，皇权就没有节制了。
记得年轻的时候，我读过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里面说明朝最大的劣政有两样，一样是廷杖，一样是诏狱。廷杖就是在朝堂上直接把大臣摁翻打屁股；诏狱就是不通过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皇帝想抓谁就抓谁，要杀谁就杀谁。
廷杖真的是惨无人道，我在史料中看过执行廷杖的过程，就是把大臣从肩以下捆上，脱掉裤子露出屁股，直接就打，而且让大臣的脸直接贴到地面。打完之后，屁股肯定是烂掉了，嘴里也要吃上一嘴土。你以为就这样就完了吗？还要让同朝的百官都站在旁边看着。
明朝的时候，君上折辱臣下的程度，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皇权对士大夫和朝臣都能够摧残成这个样子，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更是要抓就抓，要杀就杀。
很多人是从情感的角度来批判皇权，觉得它血腥、黑暗。而如果今天我们从学理上来看，皇权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先秦、春秋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