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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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讨之！”于是商汤联合诸侯部队，埋伏于鸣条，诱敌出战，彻底消灭之，建立了商王朝。这便是公元前1763年的鸣条之战。

　　　　鸣条之战告诉田武：将帅应审时度势，待机歼敌。

　　　　楚、宋的重要边界黄河，其支流泓水曾是楚、宋二国交战的古战场。

　　　　当时，两军隔水对峙，楚军有二十万大军，而宋军却只有五万。且不论军队多寡，在敌阵前渡水而过，最为愚蠢，然而楚王轻敌，率然下令渡河。

　　　　宋国谋士子鱼，见楚渡河，心喜，急告宋君。楚军不智，率然渡河，请大王下令攻击，必能趁机将其彻底消灭之。”

　　　　宋襄公慈悲为怀，摇头道：“虽对敌，又怎能于渡河时下令攻击呢？”

　　　　楚军渡河后，阵容一时大乱，子鱼又向宋君进言道：“良机不可再失，请大王速下令攻击。”

　　　　宋襄公执迷不悟，依然不肯下令攻击，回答道；“虽为敌人，然军队布阵尚未整齐，君子岂可乘人之危也！”

　　　　子鱼忍无可忍，愤愤说道：“战争乃一决生死，战场上怎能心存慈悲？”说完，甩袖离去。

　　　　泓水之战的结果，自然是楚军不费吹灰之力地杀尽了宋军——这便是所谓的“宋襄之仁”。

　　　　就泓水的地理条件而言，倘在楚军渡河时，宋襄公能当机立断地下令攻击，楚军必早入鱼腹无一幸存。然宋君为仁心所误，坐失制胜先机，结果惨遭败北。

　　　　田武徘徊于泓水河畔，脑海里分析着仁与战争。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一颗仁爱之心，因而仁有其存在的必要，但仁不能处处适用。仁是人类的慈悲之心，而战争的过程却要牺牲人命，仁与战争虽手段不同，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即用战争来制止不仁的现象，消灭不仁者，仁才能通行于天下。企图以说教来行仁政者，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切实际的幻想。

　　　　探查完泓水古战场，田武回到旅店，记下自己所悟得的兵法理论：不能妥善利用交战地点的有利条件，必惨遭失败。

　　　　楚庄王初继位，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国势日衰。后经老臣伍参、苏从力谏，方一改荒唐，专心治国，召宁海贤人孙叔敖，封为令尹。为巩固王权，振兴国威，孙叔敖谏君伐郑。郑夹于晋、楚之间，与晋结为同盟，楚伐郑，晋必援救，但不会派全国之精兵，楚必轻易击败晋援军，威名远播。庄王纳谏，任命孙叔敖为元帅，伍参、苏从、范山、关越为四大将军，统帅二十万大军伐郑。

　　　　郑乃小国，不到三天即被楚军层层包围。晋成公得知郑国情势危急，任命荀林父为元帅，亲统十五万大军援郑击楚。不幸的是，出发的第二天，晋成公死于阵中。为了不增楚之气焰，晋遣将送成公灵柩回都同时，大军继续进发。十几天后，来到黄河边，此时郑国等待不及，已向楚军投降。楚军受降后，现正撤兵回国。荀林父重新编制大军，命先谷为先锋，魏锜（qi）、赵旃（zhān）、赵婴、赵括为大将，渡过黄河。先谷性格粗暴，一过黄河，便立即紧追在楚军之后。此时楚已行军至（bi），众将心慌，庄王十分不安，元帅孙叔敖却信心十足，他分析了敌军的弱点和楚军的优势：

　　　　第一，高昂的士气乃决胜之第一要素，而晋军出征之始，即失其主君，士气必低落。

　　　　第二，敌军主帅荀林父缺乏统帅力，且不谙兵法。

　　　　第三，晋军先锋先谷功利心强，性情粗暴，为人傲慢，与其他将领不合。

　　　　第四，行军中途，改变大军编制，传令系统必定尚未确立。

　　　　第五，我军刚击败郑军，士气高昂，敌军则士气低落，故我军在各方面均占优势。

第38章　田武考察　田书伐莒（2）（）　
伍参完全同意孙叔敖的见解，补充道：“吾国长久以来为晋所轻，今日正可趁机一雪前耻。”

　　　　于是庄王下令总攻击，伍参率先锋军迎头痛击晋军，孙叔敖楚军主力绕至黄河埋伏。孙叔敖料定，伍参将敌方先锋军歼灭后，敌军必溃逃黄河，楚军主力埋伏于此，必一举将其全部歼灭。有人对此部署提出异议：若敌军先设埋伏，我军必失利。孙叔敖断然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敌军的先锋是先谷，此人性急如火，傲慢轻敌，好大喜功，决不会有耐性躲在溪谷里等待尚不知动向的楚军。孙叔敖指挥楚军主力埋伏于又深又窄的名唤瓶底的溪谷之中，待敌深入，予以痛击。

　　　　不出孙叔敖所料，先谷果真中了埋伏。当晋军部队三分之一进入瓶底后，楚军忽地大声击鼓呐喊，冲出树林，奋勇杀敌，一时刀剑声、惨叫声和马嘶声不绝于耳，斩先谷人头于车下，全歼晋军。

　　　　读了这段晋、楚交战的历史，田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

　　　　田武来到了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齐、秦军救宋，曾与围宋的楚军在此决战。

　　　　战前，晋国君臣十分细致地对双方的有利和不利诸因素进行了分析判断：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宋庄公孙）如晋告急。先轸（后为晋中军元帅）曰：‘报旋（晋文公流亡时，曾得到宋国的恩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在此一举）。’狐偃（晋将）曰：‘楚始得曹，而新昏（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是围魏救赵所本的最早原则）。’”

　　　　先轸的中心思想是想趁此机会，发动战争，以奠定霸权。狐偃的策略，认为楚刚统治曹，又和卫有亲戚关系，如果直接进攻曹、卫，则齐、宋可免楚之侵略。晋文公采纳了这一策略。

　　　　第二年春天，晋出兵伐曹、卫，都取得了胜利，但楚军仍继续围宋，宋又派门尹般到晋军告急。晋文公曰：“宋人告急，舍之（不设法救宋之急）则绝（两国就会断交），告楚不许（不答应和解），我欲战矣。齐、秦未可（不出兵），若之何？”先轸说：“使宋舍我，我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捉住）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齐、秦喜得贿赂而恨楚之顽固），能无战乎？”先轸的策略确实高明，不仅把齐、秦争取过来，而且又激怒了楚军，非战不可。这样就达到了“取威定霸”的目的。晋文公完全按先轸的意见去做，形成了战前非常有利的战略态势。

　　　　战斗开始时，晋令其下军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右军进攻。楚右军是由其盟军陈、蔡军队组成的，战斗力最弱，遭到这一出其不意的打击，立即溃败。晋上军主将狐毛为了诱歼战斗力较弱的楚左军，接战后故意竖起两面白旗引车佯退，下军主将栾技也令阵后的战车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伪装败逃。楚军统帅子玉不知是计，下令追击。晋军元帅先轸指挥中军主力乘机横击楚军，晋上军也回军夹击，楚左军大部被歼。子玉急忙下令撤退，才保全了中军逃回楚地。

　　　　考察城濮古战场，田武有三点收获：

　　　　第一，战前要对战争进程进行严肃的、细致的、全面的分析判断，然后才能下决心，定部署，绝不可贸然应战。

　　　　第二，印证了鬼谷涧王栩老师之所教：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第三，兵不厌诈。

　　　　田武自城濮来到鲁国的长勺。公元前684年，齐国进攻鲁国，战于长勺。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擂鼓出战，被曹刿（gui）劝止。待到齐军击鼓三次，进攻受挫，旗倒辙乱，曹刿说，可以反击了。于是鲁军发起反击，打败了齐军。事后，鲁庄公问曹刿打败齐军的道理，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田武从齐、鲁长勺之战，特别是从曹刿的精辟论述中，获得了新的兵法理论：指挥作战，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公元前718年，郑国进攻卫国，燕国出兵救援，与郑国的军队战于北制（今河南荥阳县境）。郑以三军部署在燕军的正面，另以一部偷袭其侧后。燕军只注意防备正面，背后遭到了郑军的突然袭击，结果大败。

　　　　齐桓公时，蛮族大将令友王和孤竹王分别领兵十万，合力犯齐。齐桓公急忙召见名相管仲商议如何歼敌，管仲答道：“蛮军兵力强大，正面对抗必难以制胜。若能切断敌军后援，烧毁其粮秣，我三万精兵可击溃二十万蛮军。”

　　　　管仲派大将高溪率兵一万埋伏于天柱山西侧，断敌后援；孙管湫率五千兵马在鹤子谷烧敌粮秣，大将宾胥无领兵二万正面迎敌，夜袭蛮军。

第39章　田武考察　田书伐莒（3）（）　
齐军部队前以庞大的稻草人为先锋，大军躲在稻草人后面推进。攻击的时刻来临，宾胥无率兵二万，在黑暗中击鼓呐喊，惊醒之蛮军在黑暗中胡乱放箭。齐军早有准备，蛮军之箭全射在草人身上，齐军无人伤亡。蛮军遂如乌合之众，四下窜逃。接着，埋伏于后的高溪，率领一万精兵，在蛮军所经之重要据点斩杀狼狈而逃之敌军。孙管湫带着五千兵马在鹤子谷放火烧光敌军粮秣。黎明时全军突击，将其余蛮军一万余全部歼灭。

　　　　考察北制和天柱峰古战场，田武总结出这样的理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公元前700年，楚国攻打绞国，绞人守城不出，楚便用无兵保护的打柴人前往诱敌，使绞人俘获三十人。绞人见有利可图，于次日大批出动。这时，预先埋伏于山下的楚兵突然出击，大败绞人。

　　　　这一战例虽然简单，但田武却从中总结出了一条兵法理论：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即以小利引诱调动敌人，以伏兵待机破敌。

　　　　公元前615前，秦国攻打晋国，晋派赵盾为中军元帅，到河曲（今山西永济）迎战。晋军针对秦国出国远征，难以持久的弱点，采取“深垒固军”，待其撤退而击之的方针。秦军因久战不胜，决定撤退，为了掩饰其意图，派使者以强硬的言辞约晋军于第二天再战。秦军的这一企图被晋上军的一个副将臾骈识破，建议乘其撤退时予以截击，但由于上大夫赵穿等的反对而未能实施，致使秦军在当晚得以安全撤退。

　　　　这一战例告诉田武：辞强而进驱者，退也。亦即敌人派来的使者言辞强硬，并在行动上摆出进逼的架势，这往往是撤退的征兆。

　　　　公元前645年，秦、晋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一带），晋因地形不熟，使战车陷于泥泞而无法行动，全军覆没，晋惠公被俘。

　　　　公元前589年，齐倾公被晋军战败，在退却中不明地形，战车被丛木挂住不能行动，伤亡惨重，倾公险些被俘。

　　　　这两则战例都在证明，战争中熟悉地形是十分重要的，田武读后总结道：“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从前，商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夏为臣的伊尹；周朝的兴起，是由于重用了在殷为臣的吕牙。田武由此得出一条规律：“故唯明君贤将，能以上智（指具有很高智谋的人）为问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这是用兵作战的要事），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提供情报而采取行动）。”

　　　　长途跋涉两年有余，田武返回了临淄，向祖父作了汇报。一天，他出了临淄西城，顺着时水信步向西北走去，来到了史称“干时之战”的古战场考察。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初即位，为助公子纠争君位，鲁庄公亲率太军伐齐。鲁军到了齐国边关城下，见城门紧闭，城上刀枪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兵士手持强弓硬箭，满脸杀气，鲁军大声呼唤，城上置之不理，鲁庄公见状勃然大怒，立时下令攻城。大将曹沫首先率众驾云梯登上了城头，将画戟一摆，一连刺死了十多个齐军，鲁军趁机纷纷登城。齐军守将见了，呼哨一声，齐军立即退下城头，乘车弃城而去。鲁军大开城门，战车浩浩荡荡闯入齐国边城。鲁庄公下令乘胜追击，直捣临淄。

　　　　一路上，鲁军不断捡到齐军丢弃的军械物品，几乎再也没有遇到齐军的阻挡，长驱直入，很快攻到了时水（亦名干时）河畔。

　　　　时水地处齐都临淄城西，顺地势自南向北流入乐安。在临淄城西北数十里，河上有一座木桥，是鲁国通往齐国都城临淄的必由之路，河两岸虽无崇山峻岭，但却沟壕纵横，林木遍地，战车无其他路可通。

　　　　鲁军赶到河边，见河上的木桥已被拆掉，但河水并无滚滚滔滔的气势，急令伐木架桥。鲁军经过长途行军，已是十分疲劳，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