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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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虹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她体恤我们的忙碌，坚持由自己打印复制。她打英文稿用的是老式打字机。老太太挺直腰板端坐在桌前，紧抿着嘴，全神贯注，下手很用力，字键被她按出咔嗒嗒咔嗒嗒的声响，子弹扫射一样。
随着手腕的用力，她的两侧肩膀耸上去，衣服上厚厚的垫肩像两块盾牌张开，头颅缩进脖严里，下巴上的垂肉一颤一颤，显得很辛苦也很吃力。我们经常从门缝里偷看她专心打字的模样。大家都说，老太太脾气不好，心肠挺好，从来都不肯因为自己的私事麻烦别人。我们还杞人忧天地议论，照老太太的性格，到她老成了木乃伊模样的时候，她怎么照顾自己呢？ 她尝试在那台PC机上打印她的中文讲稿。她用拼音法。但是她对拼音远不如对英文那么熟悉，常常是手举在空中好半天都不知道该按哪个字键。这样的速度比一一年级小学生写字还慢。她歪着头，无奈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字，神情沮丧得可爱。
“葛教授，我来帮你吧。”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
她抬头看看我，一开始并不特别相信，觉得我的水平不可能比她高出很多。但是她还是起身，把屏幕前的位置让给了我，好像是不忍心伤害我的热情。我调出“五笔字形”的软件，立刻开始了令她眼花的打字表演。我的两只手动得飞快，键盘发出令人愉悦的啪啪声，字体几乎是一片片地涌出来，然后又一行行地后退，流畅而且优美。我承认熟练劳动能给人带来愉快，那是动作的协调性、节奏感以及连贯的旋律所具有的美妙，如原始舞蹈一般精彩。
葛一虹吃惊地问我：“你一分钟能打出多少字？ ”
“没算过。一百个字吧？ ”
“天哪。”她说。她觉得这个速度有点吓人。
然后她一直俯身看我打字。她微微地张着嘴，表情陶醉，如同一个孩子面对着令她惊喜的玩具。她身上有烟味，咖啡味，还有淡淡的男性香水味。种种复杂的气味钻入我的鼻腔，使我倍加兴奋。我们两个人同时沉浸在速度的魔力中，流连忘返。
国际会议开幕的酒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葛一虹照例要致一个欢迎词。秘书组把撰写欢迎词的任务落实给了我。初稿出来后，葛一虹大加称赞，当众表扬了我，认为写得有文采，化学系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好的文章。其实她不知道，稿子是经过陈清风帮我润色的。我认识陈清风这么多年，这是唯一求他帮的忙。我像是在讨葛一虹的好，一心要让她赏识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仅仅是虚荣心？ 我自已也弄不明白。很多时候，当我们格外卖力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行动并不受思维支配，仅仅是想要去做，非做不可。
葛一虹要求我自己把这篇欢迎词译成英：艾。但是她对我的译文很不满意。她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当面给我修改。有很多语法上的错误。还有一些习惯用词的错误。形容词用得也不准确，还有更好一点的选择。当一个别扭的句式出现时，她大声地读出来，夸张了那种别扭，让我面红耳赤。她嘲笑我不会使用被动语态。“‘The party has been planned since the newyear．”（ 这个聚会自新年起就已筹划了。） 可是我仅仅用了“plan”，而没有用“has beenplanned ”，诸如此类。“谁教了你们大学英文课？ ”她有点恼怒地问我。“四年大学加三年研究生，英文都学了些什么？ ”
我喜欢看她紧皱眉头的不满姿态。被她面批过一次英文翻译，我忽然感觉自己在语法问题上大有长进，许多从前模糊的知识点变得清晰。我忍不住地有了冲动，眼睛里看到的每一个句子都想用英文翻译一把。
教研室主任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我，他难得微笑着说：“艾晚，葛教授大概很赏识你。如果她留下你做办公室秘书，你觉得怎么样？ ”
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喜欢老太太是一回事，做她的秘书又是另一回事。做秘书，意味着我从此要跟文字和会议打交道，我的七年专业课自学了，我指望着熬成副教授、教授的梦想也破灭了。不，我没有这个准备，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幸亏教研室主任的一句提醒，使我没有在老太太跟前陷得更深。我适可而止，没有进一步卖力表现。否则的话，五年之后，我不可能得到去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专业课的机会。
初夏。有一天我偶尔经过从前住过的大学宿舍，发现泡桐树又开花了，紫色的花朵层层簇簇，堆云叠雪，颜色看起来比从前更浓更艳。
树龄跟花的颜色有关系吗？ 应该不会。可能是我有好几年没有注意到泡桐树的缘故吧。
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夏装。跟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服装的变化似乎比时局和政治的变化来得更快。典雅的公主裙，夸张的泡泡裙，狂野的牛仔裙，妖娆的鱼尾裙，还有大摆裙，铅笔裙，一步裙，超短裙，蝙蝠裙……五花八门的裙装把这个面孔单调的工科院校打扮起来，校园里百花盛开蝴蝶翩跹，空气是热烘烘甜丝丝的，走路走得稍快一点，心里会荡漾，脸上泛出红潮，肌肉发酸，眼神恍惚，脚步不知不觉飘起来，喝多了米酒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不像盛夏有刺人的灼疼，但是时间久了也会发红，手摸上去微微地发烫，感觉像发着低烧，人不难受，反而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愉悦。
晚上八点多钟，我做完手头的一个催化剂的实验，从教学楼出来，拐到小卖部买了几个面包，拎着回家。在实验室闷了一天，身上满是化学药剂的酸味，衣服粘在身上．像是在热烘烘的空气里发酵了，被那些化合、聚变、分裂之后变得面目全非的分子们浸泡得膨胀了，紧紧挤压着皮肤，使汗水无法排泄。我迫切希望回家冲个澡，换上千爽的睡裙，就着一袋榨菜片，一边啃面包，一边看看电视节目。或者读几页小说也不错，我刚从图书馆借来一套《川端康成文集》，那些优美讲究的文字需要靠在床头慢慢地读，就像含食话梅一样，先用唾液浸湿，把果肉泡开，再吮出咸咸甜甜的滋味，咽下去，获得满足。
单元门洞里黑漆漆的，大概楼道灯又坏了。
在我们这儿，公共设施总是比私人物品容易损坏。楼道里的空气有点闷，有一股石灰和水泥受潮发霉的甜腥气。家家户户房门紧闭，隐约能听见电视剧里人物对白的声音，很激烈，还夹着不顾一切的哭闹。电视剧总喜欢夸张人物情绪，把喜怒哀乐的动静弄得很大，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成“戏”。有趣的是那一天全楼道的人家不约而同收看了同一部电视剧，所以我几乎是一路追着哭声闹声上楼。
我家门口的楼梯扶手边倚着一个黑影，听见脚步声，黑影转身。“艾晚！ ”
我拍着胸口喘息：“艾早，你吓死我了。于吗不去学校找我？ ”
“刚刚对门老师上楼，说看到你在小卖部，我想你快回来了，找岔了反而不好。”
我打开门，艾早把门口的行李提进屋。是一个纸箱子。打开看，里面装着日本产的“夏普”微波炉。
“哪儿来的？ ”
“张根本让我带给你的。一个日本华侨回青阳，送了他这个东西。他说你用最合适。”
我抿嘴笑：“是他受贿的吧？ ”
艾早跟着笑：“你管他！ ”
她把微波炉从纸箱里搬出来，自作主张地替我安顿到冰箱上。炉子很沉，我上去搭了一把手，才放置妥当。这么沉的东西，不知道她是怎么从车站弄过来，又一个人搬到楼上的。艾早这个人实在是能吃苦。
我看了一遍说明书，然后拿了两个面包放进微波炉，试试怎么用。
“加热要几分钟？ ”我征求艾早的意见。
“两个馒头应该是两分钟，面包不知道。”
我把旋钮拧到两分钟。过不多会儿，丁地一声响，炉膛里灯光熄灭。开门取面包，烫得我差点儿扔出去。等热气散尽时，发现原本松软的面包已经僵缩成婴儿拳头大小的面团，里面干硬板结，用劲咬一口在嘴里嚼，像牛筋，无法下咽。
艾早惊讶不止：“天哪，真厉害，多开一分钟就成这样！ ”
把面包扔进垃圾箱，我们下楼去街边的小吃店，一人要了一碗馄饨，一客锅贴。
已经是九点多钟，小吃店恒全都是下了夜自修出来吃夜宵的大学生，成双结队，嘻嘻哈哈，有的还胳膊套着胳膊，一分钟都不肯分开的模样。在校园里不敢公开的恋情，在小吃店里没有了顾忌，呈现出人类相处最自然的状态。
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情侣们出校门都是一前一后，像地下党接头。时代的确大大不同了。
艾早这时候说：“我得告诉你实话，我来不是专为送微波炉，是有事跟你商量。”
“办服装厂的事吗？ ”
“不，结婚的事。”
我刚好咬开一只锅贴，热乎乎的猪油顺着我的嘴角淌下去，险些滴在衣服上。
“我不能再耗着了，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得结婚，不然爸妈会疯掉。”
总有一个，那就是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担责任的那个总是她。我很难受。
“那个人是谁？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我太在乎艾早。
她轻轻叹口气：“赵三虎。”
我没有说话。有很长时间，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旁边的一个小女生这时候尖声叫了一下，原来是男孩子用汤匙喂她馄饨，没喂到嘴里，掉在她光溜溜的腿上。
“你是存心的！ ”小女生嗲声嗲气说。，“对不起对不起……”男孩站起来为她擦拭，又弯了腰，撮起嘴巴，吹她腿上被烫红的地方。
艾早噗哧一笑，扭头对我：“小晚，在我们两个二十岁的时候，有人喂过我们馄饨吗？ ”
我想了想：“我喂过别人。”
“谁呀？ ”
“寒假回家，李艳华生病了，我喂过她蒸鸡蛋。”
艾早大笑，前仰后合，弄得小女生和她的男友都转头看她。我开始也笑，后来又觉得心酸，笑容僵住了，眼泪慢慢涌出来，把视线里的一切弄得漫漶不清。
没有人喂过我们馄饨。也许别人有过这个念头，可我们不给对方机会。那么，我们把二十岁的年华给了谁？ 谁是那个可耻的窃春者？ 我们从来没有打开心里的一扇门，走进一个春光旖旎的世界去。或者说，那扇门从来没有为我们打开过。根本没有人阻挡我们这么做，封闭心灵完全是咎由自取。
这就怪不得我们身边的那些人——艾忠义、李素清、李艳华、张根本、胡妈，还有陈清风，甚至还有那个实习医生。每个人都愿意给我们爱，让我们过得更好，可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就变成了这样。
艾早探过身，隔着油腻腻的小桌子，握住了我的手。她的眼睛里似乎也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她的手有一点粗糙，指骨硬硬的，不像我在实验课上接触到的那些女孩子的手，一个更比一个柔若无骨。她的面容也见老了，眼角细碎的皱纹开始明显，肤色发干，眼神不那么清亮。
我明白我自己同样如此。我们是双胞姐妹，她的面容就是我的影像。
时间真的是一口深潭，站到潭边，低下头去，穿过漆黑的潭水，我还能看见艾早小时候的样子：穿．一件深绿和淡绿交织的粗格布衣服，翻领，两个贴袋塞得鼓鼓囊囊，里面有橡皮筋、弹子球、米粒做成的沙包，还有路上捡到的玻璃糖纸。下身是一条草绿色的裤子，裤裆肥大，膝盖处两个鼓鼓的包，往两边撇着，如同长着一双古里古怪的罗圈腿。她嚼着一根甜芦秆，把渣子往桥下吐，嘴巴被芦秆戳得通红，像绿树上开出来的一小朵红花。
“艾晚，”她摇摇我的手，“我是特地赶过来跟你商量的。你要是觉得三虎不合适，我可以马上放弃。”
我说：“三虎人好，从小就对你好。你那一次剪碎了毛主席像，我吓得只会哭，是他奔去找张根本救下了你。”
她笑起来：“我记得。那时候张根本戴着大檐帽，白手套，腰背笔挺，就像个神，他一到学校，校长马上就放了我。我从此认为大人们都像张根本那样，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
“那就跟赵三虎结婚吧，起码他会把你当神。，”
我们在各自的床上辗转反侧，都没有睡着。我不习惯睡这张行李床，太软，人睡下去就窝折在中间，翻身要费很火的力气。可是艾早睡在我的大床上，同样寒塞窜窄不得安宁。她一定在想着结婚的这件事，在踟蹰，徘徊，矛盾和伤心。我不能主动挑起她的话头，这事一说开，她很可能黯然放弃，从此不肯再提。
我还隐约觉得，艾早到南京找我，实际上是想要通过我的口，把这个愚蠢的主意打消。
她会回家向我父母汇报：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