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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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没有人再去卖书了。文革已经结束，出卖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十年浩劫之后所剩无几的书籍都成了宝贝。而新版的图书，那些经过有关部门审慎核准才得以重见天日的政治、历史、文学、经济和法律的圣典，它们还要再过两年才能摆上新华书店的木制柜台。
艾早最后还是从书痴艾好的手中抢到了一本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 贝里历险记》。她把书的故事复述给我听：哈克不堪酒鬼父亲的虐待，结识了从种植园逃出来的黑奴吉姆，两个人一块儿乘木筏沿密西西比河而下，一路经历了许许多多惊奇和怪诞的事情，也领略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壮美险峻的自然风光。艾早说：“了不起的故事！ 陈清风会喜欢的。可以当地理杂志读。艾晚你想想，乘木筏游历美国啊！ ”
艾早说完这句话后，我马上想到一个可能：陈清风是中文系的大学生，他也许早就读过了这本书。
“那也没有关系。”艾早不在乎地说：“他还可以再读一遍。好书还怕多读吗？”
她这么说，我就无话可答了。于是我陪着她去广播站，给陈清风送书。
艾早一路上都显得兴奋，不停地把书从帆布书包里掏出来看看，放回去，再掏出来看看，再放回去。这书看样子曾被无数的人读过，封面剩下一半，末尾少了两页，书页还起皱，变薄变脆，感觉稍不留神就会让手指在书上捅出个窟窿。我很担心艾早兴奋过度，翻来倒去把书弄坏了。要真是弄坏的话，可怜的艾好就没法对他的同学交代。以前艾好弄丢过人家一本《历代名画录》，结果赔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水浒传》。艾好心疼得几天都没有说话。
我们在闸桥上碰到了张根本。他穿着一身便装，开了一辆军绿色的警用摩托，大热天气，手上却套了一双浆得很挺括的薄纱手套，显得那么讲究，神气。他停下车，身子从车座上探过来，下巴点一点艾早手里缺头少尾的书：“天天盯我帮你弄借书证，就借了这么一本小破书？ ”
艾早不答话，下意识地把书藏到了身后。
跟张根本的摩托车、跟这双洁白的薄纱手套共处在一个空间里，艾早手里的《哈克·贝里历险记》忽然变得可怜巴巴，有几分狼狈。
“大学要考试招生了，邓小平都有指示了。”张根本居高临下地，“你们两个有空多看看正经书，过两年考大学，别在外面架着膀子晃来晃去。还有，交朋友要慎重，女孩子家……”
他知道我们跟陈清风的交往了吗？ 还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泛泛而谈？ 艾早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她想说的是：你自己又是怎么做的？ 实际上，我心里也这么想了，可是我不敢公然表示这种不满和不屑。
张根本从我们脸上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反应，只好叹口气，从车斗里摸出一包什么东西，扔到我怀里。“早点回家，免得你妈妈哆嗦。”说完他油门一踩，摩托车喷出一股热浪，绝尘而去。他手上的白手套在极速奔驰中拉出一一条白线，像空气划过去的闪光。
我低头，发现怀里接住的是一袋话梅。一定是哪个相好的女孩子塞给他，他做个顺水人情扔给了我们。我打开，往艾早嘴巴里塞了一颗，自己也含了一颗。话梅又酸又咸，一时间教们满嘴口水，牙床僵涩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艾早忽然碰碰我的肩，问我一句：“艾晚，你说他在外面会不会有个儿子跟别的女人牛出来的？ ”
我吃惊地瞪眼看她。这个问题太刺激了，简直是匪夷所思，真亏她想得出来。
可是再一转念，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于是就猜，如果有儿子，那孩子会是什么模样？ 也像张根本这么神气活现、招摇撞骗吗？ 艾早还学张根本骑摩托的样子，胳膊张开，肩膀耸起来，头伸到前面，嘴里“嘟嘟嘟”地哼着，往桥下冲了几步。
然后我们肩膀搭着肩膀，拉扯在一起，疯笑。李艳华说得一点不错，我只要跟艾早凑在一块儿，就不是文静的张小晚了，是成了艾早的翻版，跟她一样疯疯癫癫的女孩。
广播站的门卫老头儿拦着我们不让进去，说陈清风下乡采访去了，宿舍里没人。
“你让我们进去看看！ ”艾早把那本《哈里·贝克历险记》抱在胸前，苦苦哀求。
老头儿从花镜下面瞪着我们：“没人还看什么？ ”
艾早决心蛮扯到底：“没人为什么不能看？ ”
老头儿笑起来，拿两个小姑娘没办法：“进去吧进去吧。不摸摸门锁你们不死心噢。”
我们双双扑进院子，直奔回廊。老头儿远远地透过窗玻璃监视着两个非法入侵者。
陈清风的窗台上有薄薄的一层灰。挂灯泡的廊柱已经空了，电线被重新牵回房间，隔着窗户玻璃，好像看见灯头挂在蚊帐的钩子上。
艾早莫名其妙地生出忧虑，担心陈清风晚上开灯看书会引燃蚊帐。我说不会，陈清风又不是小孩子，这点常识他不会不懂。我们接着开始争论，陈清风床底下的箱子里大概藏了多少书？ 我说有一百本。艾早坚持说有一千本。我认为不可能，我们学校那么大的图书馆，总共才有不到三千册的书，还包括教材和教辅。于是我们就说定，等陈清风回来了问问他，谁输了谁给对方买一副扎辫子的玻璃绳。
第二天艾早一个人又去过一次，陈清风仍然没有回来。第三天，第四天，艾早上下午放学都会绕过去看看。她好像来了劲儿，非得把那本《哈克·贝里历险记》递到陈清风的_ 手里不可。到第五天，她垂头丧气地站在我面前。“我去过了。”她说。“他下乡刚回来。”
“书给他了吗？ ”我问。
“给了。他说马克·吐温是大作家．可那本书是小孩子看的书。”
我憋不住地笑起来。艾早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可笑吗？ 这可笑吗？ ”可是过了没多会儿，她也跟着我一起笑。我们都觉得这事挺荒诞。
最后艾早通知我：“陈清风后天还要下乡。
他同意带我们一块儿去。后天是星期日，你负责把张根本的自行车借出来。”
起先是陈清风自己骑一部车，我和艾早合骑一部车。我的车技比艾早好一点，所以她坐在我后面，我带着她。出城拐到乡村公路上，就不行了，石子路面被各种拖拉机、独轮车、载货的小卡车压出一道一道坑坑洼洼的车辙，碾压厉害的地方，路面简直就像被人扒开，五脏六腑都翻弄出来了一样，糟糕透顶，我的双手在这样的路面上把不稳龙头，车轮一个劲蹦蹦跳跳，根本不听我的指挥。艾早就下车，坐到了陈清风的车后。
陈清风的车技好，带上艾早丝毫不显得吃力。那些车辙、洼坑、凸成馒头状的路面，他总能扭转龙头，轻快地让过去，流畅得像是跳舞。
他说是因为经常下乡、走惯了这种乡村公路的缘故。他在县广播站当通讯员，日常工作就是往下面跑，到四乡八镇采访，碰上一些有意思的事，赶回来写成文字稿，让播音员播报出来。
有些稿子也会往地区和省里寄，会在省报发表。我问他，什么是“有意思的事”？他笑笑，好像不太愿意回答似的：“就是你们在报上常看到的那些事吧。”
初秋的田野是一种沉甸甸的绿，庄稼刚从漫长夏季的干旱和暴晒中缓过气儿来，又知道不久之后将是生命的结束，枝枝蔓蔓就拼命吸吮着地里的养分生长，放眼望去一片蓬勃，一片撒着欢儿的兴旺。那一年农村还没有分田到户，社员们必须踩着钟点出工，成群结队地聚在同一块地里忙碌，我们经过那些人头攒动的地块时，会有很多人直起腰来朝我们张望，皱纹密布的面容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神一片空洞和茫然。那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安徽凤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十八户农民秘密签订的一个分田到户的契约，会从此改变他们自身连同他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命运。
艾早规规矩矩坐在陈清风身后，不用操心看路也不必费力气蹬车，久了她就无聊，提醒陈清风说，他应该讲点儿什么。陈清风讲了一个南极帝企鹅的故事。帝企鹅繁衍后代的程序跟人类迥异，跟它们的很多同类生物也有不同，是由母企鹅下蛋，公企鹅孵卵。公企鹅像个任劳任怨的老妈妈一样，把蛋搁在自己的脚背上，用肚皮捂着。南极洲的严冬来临，狂风肆虐，太阳也冻成了蛋黄，它瑟缩着站在冰天雪地里，几乎是靠消耗自身脂肪来孕育一个小生命的成长。
“母企鹅不管了吗？ ”
“冰层太厚了，母企鹅也打不到食，它自身难保。”
艾早沉默了一会儿：“是不是低等动物的很多行为比高等动物伟大？ 它们一点儿都没有私心杂念？ ”
陈清风嗬嗬地笑：“有可能吧。简单的反而是崇高的。”
艾早被这个故事勾出瘾来：“你再讲一个！ ”
陈清风又讲了一个关于树叶的故事，他说这是美国作家辛格写的童话。深秋降临到一片森林，落叶像金黄和鲜红的酒液泼洒在地面，枝头上只剩两片分别叫欧里和楚珐的叶子，它们深信，是因为同胞姐妹的彼此相爱，才使它们一次次地逃过风雨和寒夜而留存下来。严冬渐渐来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它们互相鼓励着活下去。“只要一片叶子维持不坠，就决不撒手。”它们在猛烈的暴风雨中，庄严地讨论着什么是爱什么是美。“在我们所有的力量中，爱是至高至美的，与宇宙同样伟大和永恒。”当欧里最终消失不见时，楚珐哀求大树把欧里还给它。大树沉默不答。于是楚珐毅然决然表示：“既然你已经把欧里从我身边夺走，那就把我也拿走吧。”这两片曾经在秋天的枝条上战战兢兢度日如年的树叶，终于获得了解脱的快感，体会到了躺在大地上与宇宙一体的幸福。
在它们从萌芽到坠落的漫长季节里发生的，不是死亡，而是拯救。
陈清风讲述这个故事是在一九七七年九月，隔了整整一年，写这个故事的作家辛格获得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一九七八年诺贝尔文学奖。
很久之后，在我和艾早分别长大成人，我们终于被风吹落到地球不同的角落之后，我常常会想起陈清风说的这个故事。陈清风不是巫师，他应该不会预测到我和艾早未来的命运，他讲这个故事的初衷，也许是刚刚阅读过辛格，也许是因为我们相似的面孔而灵机一动。
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巨石一样压在我心里的声音：森林里有无数树叶，只有我和艾早彼此相爱，一片维持不坠，就不能撒开另一片的手。
决不。我说，我不会撒手。
决不。
接下来的经历同样神奇，陈清风刚说完森林和树叶，路的两边就出现了连绵不断的各种林木。先是一段白杨树林，挺拔耸立的枝干泛着银色光亮，叶片薄而透明，浅绿中微微地染了灰白，把林中筛漏的阳光摇曳成满地碎金。
然后出现的是水杉，羽状的树叶如抖开的水袖，排排列队的美人在原野中寂寞而又婀娜地起舞。再下来是松树，是塔松、罗汉松，还是紫皮松，我不能确定，总之那些树干粗壮沉郁，树皮一片片地鳞状凸起，龟裂剥绽，看上去树龄不会年轻。
陈清风招呼我们下了车，到林中歇脚。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踩上了陈年落叶铺就的地毯，脚下软和得让我们忍不住轻唤。弯下腰，就看见了遍地掉落的松果，它们经过一年的风化，已经褪成土灰色，脚尖轻轻一辗就碎成粉末，扬起一小股带松香味的灰烟。墨绿色的爬虫、黄色的甲虫、黑色的蠕虫在松软的土层里穿进穿出，努力搬运着土块和它们需要的食物，也许什么也不干，仅仅是玩耍。
陈清风告诉我们，这些树林是三十年代本地一个很有想法的实业家开垦栽种出来的，那人雄心勃勃要在漏水漏肥的沙土地上建大片林场，又不清楚哪种树木最适宜在此地生长，就试种了这么几片树林，每个树种占地一百公顷。除了白杨、水杉、松树之外，再过去还有榆林，还有榉树林，樟树林，白果树林。“后来，”他说，“树长起来了，那个实业家却在抗战逃难时死在云南。再后来，他的儿子去了台湾，据说现在定居美国。森林收归国有。树都活着，可是林场始终没有建起来。”
“为什么？ 国家不再想建林场了吗？ ”
陈清风拿一根树枝，专心挑逗地上的一只爬虫：“国家只想种粮食，高产丰收。几亿张嘴巴要吃饭。”
艾早发现了松树上好玩的东西，大惊小怪地送来给我们看：“这是什么？ 黏糊糊的。里面还有树叶，还有小虫子！ ”
我伸头看她的手掌，一团蜜黄色半透明的软体物质颤颤地趴在她掌心中，边缘毛糙，像玻璃弹子儿被小孩子滚动得太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