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我的职场十年 谢耘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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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应该关心。但是，有个原则，如孔子所 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轻易谈那个位置上的事情。……
所以孔子这两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政的基本修养。表面看来，好像帝王可以利用这两句话实行专制，要人少管闲事。事实上有道理在其中，因为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道的资料也不够，不可能洞悉内情。……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话头话，作推托词。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做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所以达到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做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情，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是，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
许克明的话和南怀瑾的文字以及柳志雄的管理方式，使得我开始学习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理解自己在一个组织中的职责和作用。不再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做 “主人”；学会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真理总是在自己一边；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其位的人，才是承担相应责任的角色。你即使出于好心，即使你的看法确实比对方更正确，你也没有权力去代替别人行使职责。你拥有建议权，而在其位的人，有权不接受你的建议。你不应该因此而感到郁闷，因为这是职业化体系的基本运行规则。
这种行为准则，与我们从小受到的“以天下为己任”，甚至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教育，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国家、民族也确实与公司是有本质不同的。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营实体，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经济利益以外的责任，何况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国家和民族远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实体，她承载了经济，但还有历史，文化和很多精神价值，她是无限责任的。
一个人不能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简单地应用到对待自己供职的公司上面。那样的话，你很可能不自觉地将公司变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任何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都无法承担这种责任。你很难逃脱幻灭的结局。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简化为一个经济实体。这样做，你将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很难避免沦为一个“经济动物”的下场。
而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应该十分注意不要将国家政治的一些理念和管理方式，简单地应用在企业的管理上，从而在以经济活动为核心主体的企业身上，不适当地添加许多神圣的内涵；乃至给企业带上一个超凡脱俗的光环．。那样他会在无知中，深深地伤害一个企业。
企业家固然可以有超越经济利益的社会抱负，但是企业本质只能是经济实体，而且企业中的绝大部分员工，注定是主要按照经济利益原则行事的普通人。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的这个态度遭到了朋友的非议，也引出了有趣的故事。不过那是后话了。2005年春节期间，一个朋友发来了吴晓波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的一篇“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从丑陋的资本家到艾柯卡崇拜”文章，此文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
转眼到了1996年新年，柳志雄在公司组织联欢活动，要求我来做男主持人。我自己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不过我没有拒绝。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大家也都不是外人。活动结束后，原来的同事对我说：“你怎么这样，让别人当傻子耍。”我一笑了之。我真的没有认为柳志雄有这种恶意。
2003年我到南方出差去看望前任总经理的时候，惠州这段经历对于她的影响还明显可见。公司后来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作为外人来看，给她和她带过来的朋友兼同事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他们受到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有感情和精神上的。我作为变故的直接经历者，清楚地看到，当时我们大家在一种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意识影响下，把亲情变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面变故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惠州的集团公司的这段饱含亲情的管理实践，从反面促使我转向了职业化的行为方式。
我的职场十年（七）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17日09时21分
【内容提要】我一直相信，人世的境遇是不应该简单地用“祸”“福”来判定的。阳光灿烂，固然令人心旷神怡；狂风暴雨，难道不也是另一番风光吗？甚至可能更动人心魄。况且，人确实是在磨难中才更有长进的。
无奈的告别
1995年10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连续一个月发低烧，柳志雄安排我回北京检查，也没有查出原因。回到惠州后，柳志雄告诉我：“我没法让你休假，但是你每天可以晚一点儿上班。”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柳志雄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集团公司的败落。市场无法启动，公司没有盈利，形势迅速地恶化。1996年中，我的大学老师山秀明找到我，告诉我倪光南和联想分裂，大庆市将给倪光南投资， “再办一个联想”。山老师和大庆市负责这件事情的副市长王强很熟，希望我过来做这件事情。公司破败无疑，我也必须另谋出路，所以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它让我有幸和倪光南院士共事一段时光。
柳志雄知道后说：“谢耘你背叛了我。”我只好实话实说：“柳总，你不可能挽救公司，你也得想自己的出路了。”财务部总经理也说：“你要走了，公司就真的不行了。”我答道：“如果你们把我剁成肉泥，便可以救公司的话， 我一定让你们把我剁了。”我真的没有认为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做什么。
我们的项目是中国投资保险公司投资的。中投保的人知道我的离开，同情地对我讲：“这个项目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现在离开，别太伤心了。”出乎他们的预料，也出乎我自己的想像，我在离开的时候，还真的没怎么伤感，只是有些无奈。我认为这是成熟，但也许是麻木。
我离开惠州不到一年，柳志雄也离开了惠州，张云峰去了加拿大，我们的项目，卖给了TCL。
作为我当时的最高领导，张云峰对我个人最大的帮助之一是，我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几次和他开会时，不论在会上他的情绪如何，会议气氛如何紧张，只要有电话来，他总是用愉快平和的语气来接电话。那时我还年轻气盛，情绪波动大。所以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这个特点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
尽管这个公司是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张云峰也不能算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尽管我们开发的产品，没有结成正果；但是，我在这个公司两年多的这段经历，是我自己极为宝贵的一段体验，并从中感悟到了许多对人，对社会，对企业的认识。它成了我后来进入联想，在IT行业工作的最重要的本钱之一。
1995年春节，我们都在惠州加班。大年初一，张云峰带着我们上了罗浮山。山上香火很旺。一个同事拉着我们一起在黄大仙的庙里抽签。我以前从来不参与这类事情。那天，我第一个抽。拿起签一看，竟然是一个下下签。因为是大年初一，大家来抽签，都想图个吉利。当庙里管抽签的人看到我抽的是下下签时，非常不好意思，要我重新抽。我说不必了。便去解签的地方要来解释，发现此签讲的是孔子出游，在异乡陷入困境的故事。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抽签的道理——如果有的话。但是，我一直相信，人世的境遇是不应该简单地用“祸”“福”来判定的。阳光灿烂，固然令人心旷神怡；狂风暴雨，难道不也是另一番风光吗？甚至可能更动人心魄。况且，人确实是在磨难中才更有长进的。
惠州，这个苏东坡曾经生活过的南粤古城，小巧而温馨。在这里近两年的时间，经过一些年以后，我才感觉到，离开的时候我带走了什么。
我的职场十年（八）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18日09时27分
【内容提要】这个小小的样机，标志着我们的阶段性的成绩；它帮助我们在合作伙伴那里建立了信誉；它的出现鼓舞了开发团队的士气和信心。它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内外部工作环境。这便是阶段性成果可以起到的一种重要的作用。如何聪明地利用阶段性结果，去推动影响工作的因素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技巧。
试水IT
在联想主持掌上电脑开发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在过去的积累基础上，全面演练比较独立地去建立，培养一支技术队伍，并带领大家向国际水准冲击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在实战中，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也获得了出更多的经验，认识了更多的规律，对企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自己也开始初步接触企业战略层面的管理。在联想的这段时间里，是我的直接领导贺志强，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同时他还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指导和支持。
我生性喜欢安静，一直希望能认真踏实地做一些事情。热闹而又变化非常迅速的IT行业，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况且自己也不是学计算机的。我自己是带着些许无奈，进入的IT行业。不曾想，正是IT行业使我有了更大的收获，即使从名利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当然我收获的绝不只是名利。
初入联想
倪光南和大庆的合作，持续不到一年，便无可奈何地夭折了。现在几乎无人知晓曾经存在的“中庆集团”。在公司行将消失之前，跟随倪光南从联想来到中庆集团的刘晨晖和我商量去向，我极力劝他再回联想。“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开导”他。
他很快回到了联想的技术中心。反过来也劝我加入联想。这样我便结识了联想副总裁曹之江老师。当时根据联想“贸、工、技”的发展思路，曹老师正在管理刚刚组建的“联想工业投资公司”，希望发展类似广东代工厂那样的业务。
或许因为我的书生气，曹老师见过我之后就非常喜欢我，极力劝我加入联想。当时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便到了曹老师下面做新项目的立项评估工作。
由于对联想环境不太适应，也由于我一直希望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联想工作四个月以后，我便辞职去了摩托罗拉（中国）半导体技术部。
曹总认为我是个人才，非常希望我能留在联想，哪怕是去其它的部门。
出于对IT行业的“恐惧”和在国际一流企业中从事技术工作的渴望，我还是推辞了曹老师的好意，离开了联想。
也许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在起作用，我最终还是没有逃脱IT行业。我在摩托罗拉工作三个月后，又回到了联想。这次又是刘晨晖出面，把我推荐给了联想QDI常务副总裁贺志强。
当时我在摩托罗拉的老板对我非常不满意，准备辞退我。我投了一些简历出去，都没有回音。我便接受了贺总的邀请，于98年1月重新回到联想，出任QDI北京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刘晨晖是副总经理。我当时只是想先找个地方做一段，回头再另做打算。
当时QDI北京研发中心只有十二、三个人，贺志强给我们的任务是开发掌上电脑。
我们的办公地点和联想工业投资公司在同一个地方。曹总看到我又回到联想非常高兴。
从此我正式开始“混迹”于IT行业，直到今日。
首战告捷
在我离开工业投资公司之前，刘晨晖他们便已经开始了研制掌上电脑的探索。我曾去看过他，他拿了一个HPC（与掌上电脑类似的一个带小型键盘的掌上计算机）给我看，说要自己开发类似的产品。我当时就问他：“这么精巧的东西，我们自己能做吗？”我们原来做的产品在精巧程度上，根本无法与掌上电脑相比。刘晨晖当时倒是满怀信心。天性乐观是他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也是后来他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方面。
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便来负责这个我自己毫无概念的产品的开发工作了。我再一次投入到了一个对我来讲完全陌生的领域，开始了又一次新的跨行业的转变。
QDI北京研发中心成立于1998年4月份，当时只有十二、三人。成立这个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