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人与商业 作者:姜奇平-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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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在网上还看到一则新闻：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一个“网上少儿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JuniorSummit”行动日前出成果，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在虚拟空间里建立了一个名叫Nation1。0的小世界。在Nation1。0的论坛上孩子们可以就技术想法、世界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来自印度、澳大利亚、乌干达等139个国家的约3000名孩子们通过互联网一起参与了讨论。
再举下去就是浪费版面了。这些事实已足以说明，网络技术与贝多芬《欢乐颂》中所说“亿万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理想并不矛盾。上至教皇、王子、萨达姆，下至小儿国，他们所赖以联接的信息技术，哪里如“胡”说（胡塞尔学说）所云，是“反人性”的？
信息技术改变人性本身在变革时期，有人把工业时代的文化模式照搬到数字时代来做文章，也有人把工业时代的文化模式照搬到数字时代来做秀，所谓“人机大战”就是一例。
人机大战可追溯到1769年，一位叫特克的国际象棋高手向奥地利女王献上一部下棋机器。这部机器身穿土耳其长袍，坐在棋盘后向人挑战，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王和法国的拿破仑都曾成为它的手下败将。特克象棋机之所以屡屡取胜，是因为有国际象棋大师躲在机器背后进行操纵。这件事充满象征意味，它显示：人与机器的对立，背后其实是人与人的对立。
工业时代的技术，之所以看起来显得象是“反人性”的，并不是因为技术真的有知觉，能够与人对立，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矛盾。技术只不过是人进行斗争的手段。工业时代技术与信息时代技术的最大不同在于，工业技术扩大分工，信息技术促进融合。这是生产力上的根本对立之处，也是信息文明可以独立于工业文明的基本所在。生产力方向相反，人的关系才会彻底变革，所以文明变迁才称得上“革命”。胡塞尔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把人与人对立的模式照搬到数字化的人机关系上来。信息时代这种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和平、促进人与人社会和平的融合型生产力，与农业时代天人合一的技术，在类型上是一致的，但发展阶段有高低之分。农业时代天人合一技术是以牺牲社会化为代价的；而信息时代融合型技术，则是以降低社会化成本为鲜明特征的。互联网从时间和空间这种哲学基本范畴层面上，彻底找到了社会化的捷径，因此它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和绿色文明不是回到农业社会，而是螺旋式上升到更高的文明阶段。
IT技术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它在保持工业技术扩张人的社会本质的张力的同时，提供了人与人之间更高的亲合力。互联网对人的亲合，并不象农业生产力那样让人损失社会化张力，同时避免了工业生产力因为张力过度造成的社会断裂，使人性本身在扬弃以前文明的基础上得到提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IP技术因为在关键处消解了工业时代根本不相容的技术之间的对立，所以它代表了未来方向，是技术面貌出现的人性本身的胜利。
2、数字时代文化将绝种吗？
最近，主流的网上媒体在讨论一个时髦的话题：《数字时代文化将绝种吗？》对不起，我不是想吓唬人，这是著名的《沙龙》杂志最新一期的主标题。直接的背景，是自7月以来，美国关于数字音乐的一场大辩论。它最终以诉讼形式达到高潮：10月26日，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驳回了美国录音工业协会（RIAA）阻止销售可以从网上下载MP3音乐的RIO播放器的请求。反应神速的英国《经济学家》，马上以《音乐工业：一个恐惧的音符》为主题，做出了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眼下，网上正“蛙”声一片中。
一个新词“MPMan”在美国兴起最近，美国又冒出一个新词“MPMan”，它来源于MP3和MAN的组合，是指热衷于MP3音乐的发烧友。与CD音乐不同，一张同样价格的光盘只能容下十几首CD歌曲，而同样质量的MP3歌曲可以容下几百首。
《经济学家》分析说，音乐的数字化传送对业界来说，既表现为机会，又表现为威胁。机会在于，音乐零售的边际效益从香港的20％，到斯堪的纳维亚的50％，世界平均是60％。如果录音公司可以直接向家庭卖音乐，他们可以获得今天由零售商取得的利润，或至少与顾客分享这一部分。然而，他们不仅要顾忌分销商的反对，更可能因为竞争者自由分送音乐，而一无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先想到的，是用工业时代的法律，来限制竞争者。MP3公司与音乐工业的关系变坏，是由于上个月RIAA一纸诉状，将DiamondMultimedia公司告上法庭，因为它销售Diamond的Rio PMP300播放器。RIO播放器可以播放由硬盘传输进来的音频文件，它可以播放60分钟的CD音质的MP3（或MPEG…1，Layer3）音频格式的音乐。人们可以从众多的MP3发烧网站下载这种音乐。
据CNET 10月15日网上报道，RIAA前此向知名艺术家的经理发出一封信，要求他们公开宣布反对互联网盗版。“我们想请你们注意一个问题，它对于整个音乐界和音乐传播方式的未来具有极端重要性”。“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把CD或只是一首歌放在电脑空间，只要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把它发往全世界”。
RIAA指控RIO侵犯了美国家用录音法案，该法案强制数字录音设备混合一种代码系统，以防止对有版权的音乐进行一系列重录。但MP3阵营认为，RIO不是一个录音设备，它除了电脑，不能联结任何其它设备。因此它只是一个播放系统，是一个外设。
洛杉矶联邦法院经过权衡，10月26日驳回了RIAA的关于阻止RIO销售的诉请。此后，据CNET 10月30日网上报道，受到鼓舞的5家技术公司，准备联手推广这项允许网民下载和播放立体声音乐文件的技术。XING技术公司总裁兼CEO的Hassan Miah说：“我们的目标是使华盛顿获得正确的影响，使他们确实理解数字音频传送方面正在变革中的商业模式。我们试图使立法者理解，MP3是未来合法的数字商业模式。”
由商业转向技术：寻找在信息时代维护工业利益的技术如果法律上的对峙不能解决商业上的对立，看来技术上的对立就有必要被制造出来。对音乐来说，正好就是这种情况。目前有三种音乐平台，分别为：网上音乐爱好者支持的MP3、与RIAA友好的a2b和Liquid Audio。
AT&T实验室提出a2b，它允许艺术家决定什么歌曲可以被复制，它可以被播放多少次，是否在播放了指定的次数后让它过期失效。Liquid Audio在盘上加了水印系统，显示歌曲在何时何地被何人下载。这两种格式的系统，都提供了免费的播放软件，但要求听众为歌曲内容而去认证付费。显然，这两种技术的含义，是把权力重新赋予了文化精英们。
MP3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格式，它是由国际上的音频专家集体创造的，它并不植入加密或版权保护成分。任何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刻录自己的音乐进MP3文件，或在线分送，或烧制CD。这种技术的含义，是消解了精英的权力，而把信息权力交给了普通人。
MP3的年轻总裁Michael Robertson说：“MP3已经是一个标准，主要的商标持有者来到网络领域时能起多大的杠杆作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撬动人们接受Liquid Audio或a2b吗？我认为他们没有。因为如果微软不能做到这件事，为什么这些音像持有者能做到？”微软富可敌国，对付大公司、甚至政府都有一套套的办法；唯一力不能及的，是老百姓到处使用自由软件。精英文化从量级上看，其重无比；然而它最怕的，偏偏是“非精英”们“不能承受之轻”的消解。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技术对文化的依赖性，而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技术在支配文化。让我们再深一步，解析商业冲突和技术冲突背后的文化底层结构。洛杉矶会议：关于文化未来的沉思中的反讽技术之争最终转回到文化之争。
10月29日的《沙龙》杂志报道：几百名来自艺术组织、知识产权和互联网方面的人士，聚集洛杉矶，讨论“通信文化”问题。组织者向公众发出“狼来了”的警告：“新世纪的挑战极为艰巨：象博物馆和图书馆这样的传统设施，如何能抓住技术熟练观众的注意力？”尽管会议组织者宣布的主题是“数字时代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生存”，但反讽仍不断出现在这个中心问题中。例如，第一位发言者就要求出席者关掉他们的手机，以避免被不时发出的声音呼叫所打断。消息的作者显然对数字时代的信息在干扰面前显得如此脆弱感到幸灾乐祸，他做出对比说，你穿过大英博物馆，不论将你的呼机设在呜响或震动，都不会使那些已经逝去岁月的历史遗迹消失。
在被选管理美国电子学会（NEA）前，曾担任了27年国家音乐基金会负责人，新任全国艺术基金会主席的Bill Ivey认为，在线通信对“面对面”方式的挑战，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技术就已深深影响了通信的性质”，留声机曾推动“音乐进入每个家庭，但家庭音乐的传统反而减弱了”。关于留声机，IVEY告诉他的听众，托马斯。爱迪生曾认为这个发明将对打印机构成主要的威胁。爱迪生描绘说，繁忙的经理将来回邮递记录下来的信息，这种买卖将在未来使邮递员忙碌起来。然而未来却不肯与爱迪生合作，打字机不知何故仍然幸存下来。“所以在今天，面向遥远的地平线，只要我们一直合作，所有人都一样机智，也许就象那些爱迪生时代的经销商一样，我们实在地不会有将发生什么的感觉。”
Ivey先生显然没有注意到，留声机和打字机，都是工业时代的技术，一种工业的技术没有对另一种同时代的技术，发生超越时代的影响，并不能证明信息时代的技术不能对工业时代的技术造成革命性的影响。作为身跨IT与文化两界的权威，没有引导人们向“遥远的地方线”方向寻找未来的光明，反倒鼓动别人抱团抵制新的技术，新的时代，不仅可悲，而且殊为可笑。
其实，这位管理国家艺术机构的民俗学家自己提出的论据，恰恰足以说明与他相反的观点。他引述9月份的一则新闻说：“据报告，1997年美国的艺术参与率比1992年美国电子学会（NEA）调查的数字要高。1997年的新调查显示，美国50％的成年人，即9700万人，参与艺术活动。而1992年时只有41％。”调查报告对“艺术”的定义是：芭蕾、歌剧、戏剧、古典音乐、爵士乐和所有的具有形式的活的表演。其中，参观博物馆比其它任何形式的艺术活动的人都要多。IVEY认为，在线文化的增长，既引起艺术家的受众的分散，也引起艺术家灵感的分散。他警告虚拟的消费将“对真实的体验构成非常现实的挑战”。
同样的事实，在我看来，只是说明精英文化正在消解之中。因为人们对艺术的广泛参与，改变了精英独占的局面；艺术细胞的扩散，正是文明水平的提高。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Ivey本已走到了光明的边缘，马上就可以证明技术变革的文化影响，但他却想反过来用这个事实说明，传统文化仍在壮大，不会被信息技术消解，于是又回到黑暗中。
当工业文化受到信息技术的冲击时，工业精英文化的代表，本能地认为这是文化本身的“绝种”。极力想维持文化的精英“纯度”。其实，技术本身也是文化。不是技术取代了文化，而是一种文化取代了另一种文化。是信息文化取代了工业文化。
人们最先感知的，是商业的变化，是钱从这一方的口袋里转到了另一方的口袋里；随后人们想到了技术，但却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方技术会取代另一方技术；直到我们触到文化，或者价值体系时，我们才会发现技术背后还有另外的决定者。
工业时代的技术力量，造就着大众与精英的分离；而信息时代的技术力量，却在消解精英中，凸现出平凡人的价值。换句话说，工业时代的分化型的生产力，造就人的价值本身的分裂；而信息时代融合型的生产力，造就人的价值的统一。这是区分两种时代技术的根本点。这两种文明的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价值支撑体系，背后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数字时代，文化不会“绝种”。不是因为前一文化之茁壮，恰是因为它之朽掉，使后一文化得以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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