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1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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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想，这一个星球上走着的高、李、北，连同那一位穷作家，都该庆幸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庆幸自己成了马悦然的乡情的一部分。
乡情是人类的共情。
然而生于瑞典长于瑞典的马悦然就把那一腔乡情倾泻给了几千里几万里外的中国。就在不久之前，“马老头儿”专程从斯德哥尔摩飞来中国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聚会，关系到一方宝地的前程。而那是怎样的一个遥远啊，仅仅“飞程”就是三十多小时！然而，一个远在天边的“老外”，一位80岁高龄的“老头儿”，却为了中国的事情，为了第二个故乡，胸怀拳拳赤子心，腹果浓浓故乡情……不知是他这“第二乡情”感动得老天垂泪，还是暴风雨更添他浓浓乡情，80岁的“马老头儿”与几十万中国民众在一起，顶风冒雨，忍饥挨饿，虽然“旗帜湿透了”，“老头儿饿了”，但他仍然坚持了一个通夜，直到天明。
他是在雨中在饿中在冷中坚持的。
但我猜他并没有感冒，因他的胸中是一团火。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种精神。”这是毛泽东赞美白求恩的句子，把它用到“马老头儿”身上，只需要改动那么很少几个词儿。
他为中国奉献出如此的爱，就连好多炎黄子孙也难及，尤其是当今中国那决不缺货的太冷漠一族，他们当在“马老头儿”面前汗颜。
“不知道你读过三联出版社所发表的《另一种乡愁》没有？”
在信中，马悦然是这样问那一位穷作家的。
于是，我就十分荣幸地有了这一本书，这是一本散文集，由五十篇美文组成。仅从诸文的题目就可窥斑见豹：《报国寺》《我们上峨眉山去吧》《沈从文·乡巴佬·作家与学者》《寄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为什么要调查中国方言呢？》《〈水浒传〉的瑞典文译本》。。。。。。这么多，一时难以说尽，但可以汇成两个字：中国。
还可以汇成两个字：乡愁。
合起来是五个字：另一种乡愁。
我立即捧读了诸文，
尤其认真拜读了《我的妻子陈宁祖》与《悼念宁祖》，这可是悦然先生在信中特别提到的。“她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姑娘。（在我的心里，她总是一个姑娘！）”
文中我得知，那是在1948年，旧政权已风雨飘摇，马悦然来到成都研究四川方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住进了华西大学一个教授家中的一间空房，于是，教授的那一位小女儿学英语的任务就幸福地落到了他的肩上，“我准备离开成都的那一天。。。。。。宁祖弹钢琴，唱中国民歌，我最爱听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那天晚上，宁祖跟我通宵坐在我的屋子里，两个人的椅子靠得很近，但我们没有拉手，也没有说话……”
书中还配有大量照片，最悦目的是“宁祖系列”，尤其是她在1950年香港拍的那一张，是那样的美丽、善良、清纯，一看到这一张照片，我就立即懂得了悦然对她的赞美。而当我将两篇文章看进去时，宁祖更加形象，更加生动，呼之欲出，伸手可触，天地间即是一幅又一幅美好的画卷，短短的篇幅，长长的情愫，纯纯的心灵，美美的形象，她与悦然的传奇而又真切的初恋，她与病魔的坚韧不拔的抗争，她把广博的爱施泽于每一个人，厚待每一个来瑞的华人，不仅厚待文化名人，还厚待打工仔等下层民众——而这后一条尤使我感动，她的形象因此又一次提升，要知这〃底层情结〃是发生在一个“上流人物”的身上，发生在一个教授的女儿与教授夫人的身上啊！
于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悦然说她“总是一个姑娘！”
于是我看到了书上的另一张照片，那是三个“哥尔摩”的“哥儿们”，三个大帅哥，三个美少爷。是“马老头儿”的最大骄傲，他在书中对哥仨津津乐道，而他在给那一位穷作家打来的跨洲电话中，也冒着那昂贵的电话费又对哥仨如数家珍……
“没有宁祖的话，我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微不足道的了。她爱好文学。她比我读得快得多。她也知道我欣赏哪一类的作品。她一读她知道我会欣赏的作品，她就说：‘啊，这部小说值得你翻译！’我翻译高行健和李锐的作品都是这样引起的。”
于是我慢慢对另一种乡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据那一位接到马悦然长途电话的穷作家说：“马老师的四川方言硬是好得不得了，就连我这个正宗四川人也不能不为之击节，那马老师岂止是‘半个四川人的老外’，更是‘半个老外的四川人’哟！”
这有什么办法呢？用“马老头儿”最爱说的那一句成都方言来说，叫做“冇得办法得”。谁叫宁祖是他的妻子呢？又谁叫宁祖是成都人呢？
“马老头儿”——这是马悦然自产自销的一句四川话，他常常挂在口上，
“过了几个小时我三个儿子和所有的孙子、孙女儿到我家里来打牙祭。瑞典的牙祭简直比不上四川的，莫得红烧肉得，莫得回锅肉得，也莫得麻婆豆腐得，只有一个小菜，一块肉和一个点心！莫得啥子吃头得。”如此将“第一种亲情”与“另一种乡情”融为一体，将地道的四川土话与地道的四川土菜融为一体，怎能不高强度地引发“瑞式川汉子”们的食欲？而“老同乡悦然”五字，
更是一下子就把“马老头儿”活脱脱地拉回巴山蜀水了。
悦然与宁祖的相爱是没有媒人的，而宁祖却成了悦然与中国的媒人，她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一条纽带、一道彩虹，没有她，就没有悦然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她对中国文学功不可没，对四川方言功不可没……虽然她已在八年前离我们而去，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瑞典的乡间。。。。。。他特意从城里搬到乡间，让她的墓茔靠近他的住宅，每天清晨，沐着晨风，披着朝霞，他都要散步到她的墓前与她悄悄地〃摆龙门阵〃，风雨无阻，从无间断，摆时不用口与口，而是心与心，摆的是什么？不知道，但这点可以肯定，用的是四川话。
而与宁祖聊天的岂止悦然，还有成千上万的瑞典人、中国人、四川老乡、成都老乡……
可以相信，书中所写宁祖的二散文中仅仅是湛蓝大海中的一朵浪花，美丽花园中的一片花瓣，她的美好还有很多，两篇散文远远不够。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应该配一本大写的书，这一本书应该由悦然来写——我渴盼着。
此刻，斯德哥尔摩的极昼是那么神奇与绚丽，没有晚上，没有黑暗，夜晚被白天融化，黑暗被光明代替，二十四小时阳光普照，金子般的太阳终日不落，整日沿地平线环行，夕阳与朝晖紧紧相连，白天与夜晚共享光明。。。。。。而在那贯穿昼夜的阳光下，正伫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不，那披金抹银的身影有两个，一个是悦然，一个是宁祖。
我要再次替马悦然说：宁祖在我们的心里，也总是一个姑娘。
我要说：“马老头儿”在中国人的心里，总是一个小伙子！
谢谢您，“马小伙儿”！
说谢谢的当然也包括那一个穷作家，他在中国没有名气没有地位且穷得无边无际。
北京时间（日记）
罗望子
想到我跻身于其他一些内省的心灵，诸如疯人、假道学、花花公子、社会名流、流浪汉、英雄豪杰、艺术家、圣徒、失恋者、幸运儿、蠢材和倨傲者衮衮诸公的行列中，我确实高兴。我曾经在他人的日记里看到了自己的许多侧面。如果有一天，我能为未来的读者反映出他们的自我，为他们提供榜样、警告、勇气和娱乐的话，我会很高兴的。这些未经编辑的他人身上的自我的片断，和在自己身上的他人的片断，正是后代人和日常生活签订的另一条协定。
──＇美国＇盖·戈德温（1937…）
2002年9月8日 有雾
他们把我送到车站。我让他们赶紧回家。他们在车上溜达了一下，便下车了，他们得上班上学；但是他们离开后，我还是一阵心慌，我得在伟大的北京呆半年呢，在这半年里面，我会成什么样子，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昨晚，我给儿子提了十二条要求，约法三章。
所以路上，儿子一有空就打来电话，问我到了哪里，好像在为我解除旅途寂寞。
还好，同座是我的老乡，一个做电梯配件的小老板，七绕八绕的算起来，我们还是亲戚。小老板每周都要去一趟北京，而我才是第二次。小老板不是打鼾，就是聊天，车上满是他的声音。看来他和司机挺熟悉，途中休息时，他硬是拉着我蹭了司机一顿饭。
越是往北，大地越是变得空旷。经过山东地界，远远看见一座大桥，横跨在干旱的平原上，像煞了电影布景。在这里，大桥不属于河流。而到了河北，则又是另一番景致：雾蒙蒙的天，和我早晨出来时相差无几，田野里躺着刚被放倒的玉米，路边，时有一溜一溜的水果摊。
天黑了，小老板也静了下来，他静悄悄地给我一张名片，让我有事找他；他还帮我向司机要了一张。
夜里１１点半，车到丰台区的丽泽桥停下。我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捏着鲁院寄来的路线图，上了出租车。车子直接驶进鲁院的大门，台阶上还站着几个人。看样子，他们就是我的新同学了。物业管理部的主任和两个保安，帮我拿了行李开了门，这时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住在２０５。
我的房门上贴着我的本名：周诚。
9月9日 天晴
上午见面会。
班主任高深是一位老作家，老战士，高大的东北人，听说是院里特地为我们请来的。高老师的头发白了，染黑了，又褪成黄色，但是走起路来挺精神的，还特别喜欢穿运动服装，运动鞋。我注意到，班上经常穿运动鞋的就三个人：荆歌，金瓯，还有高深老师。他们的鞋癖和他们的名字一样令人费解。
见面会上，高老师点了名，大家算是认识了，就是不认识，每个人的桌子上也摆了一块牌子。这种牌子以往只在主席台上见到，我不知道别的同学什么感觉，反正我感到特别庄重。但是一扫牌子，才发现少了一个东西。据高老师说，东西不会来了，就是来了也因为迟到要被除名。什么原因没来，不清楚。底下议论纷纷，有人在嘀咕：“什么东西！”
课后有消息灵通者说，东西听说这次研讨班管得很死，很严，吓得不敢来了。我不太相信。
下午，在教室里举行“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学典礼，中国作协在京的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都在金炳华的率领下到齐了，中宣部来了一个副部长作指示。自然，鲁院的领导也一一到场，这当中只缺了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贺敬之先生。他是鲁院的院长嘛。幸好，鲁院的常务副院长雷抒雁也是一位激情诗人。
柳建伟代表学员表决心。云南的潘灵说，青创会上，柳建伟就做过一次代表。
与兴安、与王干、与张者、与陈晓明通了电话。张者说他昨天来请客就问过我，那时我还没到。
晚上荆歌约了丁丽英、戴来过来打了一圈牌。他们的牌技太臭了，所以牌局早早收场。丁丽英人不错，怎么骂她都不吭气儿。
睡觉时，斜对门一个叫欧阳的作家，敞着门谈笑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也索性坐起来，打开电视，看中国少年足球队在阿联酋的比赛。中国队１：０小胜东道主。躺下来，外面还在聊，但我已经心满意足。
对了，今天还有件事，就是打听刘恪。刘恪和我多有联系，送过我一本他的《蓝色雨季》，还就我发在《漓江》杂志的小说《裸女物语》写过一封长信。在家时，他打过电话给我，我总是没有接到。可是我打听了几个人，都说多少年没有和刘恪同志联系过了。多少年了？可见这个人已经多少年与世隔绝了！不过，这倒挺符合他的写作风格的，一个人的写作姿态与他的生活态度总是分不开的。
《山花》杂志的年轻编辑谢挺自告奋勇，说他有办法，因为欧阳和刘恪都是地矿部的。不错，刘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