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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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初在探监人员中认出聂赫留朵夫时，并没有破口大骂，而是习惯成自然地露出媚笑，盘算着怎样从他身上捞几个钱。她趁典狱长不注意，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十卢布钞票藏起来。这种行动似乎表现出她不知羞耻，其实她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堕落。我们看到，当她作为女犯被士兵押往法庭时，她对路人的轻蔑目光满不在乎，可是一个卖煤的乡下人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时，她却脸红了，低下头去。这个羞涩的表情象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却照亮了她的灵魂，豁露出她纯洁的天性。同时这也是一处伏笔，预示女主人公精神上必将“复活”。
卡秋莎灵魂的觉醒，正好是在她堕落到谷底的时候，这是很发人深思的。当时在她的心目中，做妓女还是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所以不愿接受聂赫留朵夫的建议，改变这样的生活。她讨好聂赫留朵夫，只希望他帮助她早日脱离监狱，回到妓院，同时从这位阔老爷身上多弄几个钱。可是聂赫留朵夫却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要赎罪，要拯救她，要同她结婚。卡秋莎绝对不相信他的这番表白，对他非常反感，以致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骂道：“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
“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正是在这种狂怒之下，卡秋莎·玛丝洛娃恢复了她的人格尊严。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她打开了回忆的闸门，让血泪交流的往事象潮水一般汹涌而出，冲击她那颗被苦难折磨得麻木的心。
托尔斯泰塑造卡秋莎·玛丝洛娃确是煞费苦心的。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让她进入一个五光十色的生活的万花筒。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女主人公联系起来，有的用语言，有的用目光，有的用行动，有的用意念。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烘托出人物的形象，而且浓郁地透射出时代特征和社会气氛。一方面是令人窒息的无穷苦难，一方面是灵魂糜烂的荒淫与无耻！
托尔斯泰在情节安排上一向尊重情理，从不生造偶然巧合或误会冲突，但又注意曲折细腻，引人入胜。这种创作特色在《复活》中可说达到了高峰。例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邂逅，他心情紧张，唯恐被对方认出，当众出丑，可是玛丝洛娃却偏偏盯住他的脸失神地瞅了好半天，其实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又如，在定案时，除了那个愚蠢而恶毒的副检察官外，无论法官或陪审人员都想对玛丝洛娃从轻发落。可是，由于腐朽的官场作风，办案轻率马虎，那些主宰人民命运的官僚根本无视别人的苦难，糊里糊涂地加重了玛丝洛娃的刑期。玛丝洛娃的苦难不断加深，她性格的复杂特征也愈益豁露出来。她处身于社会最下层，却又自认为高出于其他苦难人之上。她天资聪颖，阅历丰富，能看清许多严酷的社会现象，识透上层人物的丑恶灵魂，但有时又天真得要命，容易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结果受骗上当。她在苦难的深渊中感到绝望，以致自暴自弃，但这样也只是为了要麻痹自己，要不然她就无法生活下去。这一情况也说明天性纯洁的卡秋莎并没有完全灭亡，一旦时机成熟，她在精神上就会“复活”。托尔斯泰塑造这一迷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反映他对下层人民怀着极其真挚的感情，因此能那么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从而对暗无天日的旧俄社会发出“我控诉！”的呐喊。
在《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艺术形象在地位上仅次于卡秋莎·玛丝洛娃，但从揭示小说主题来看，他是全书的关键人物。《复活》不是一部单纯描写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而是一部再现一九○五年革命前夜俄国社会面貌的史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案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很大，托尔斯泰只是借助这个冤案，不断扩大揭露批判的范围：先是荒唐的法庭，再是黑暗的监狱、苦难的农村和腐朽的上流社会，最后是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而用来实现这一创作意图的角色就是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比卡秋莎·玛丝洛娃更复杂。在小说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其实，岂止是同情和赞扬，这时的聂赫留朵夫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凭着他高超的艺术手法，浑然天成地将前后判若二人的聂赫留朵夫统一起来。掌握这一点，是理解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关键。要不聂赫留朵夫精神的觉醒，直至成为上流社会的叛逆者、揭发者和抗议者，都将不可思议。
聂赫留朵夫出场时同卡秋莎·玛丝洛娃出场时一样，精神上也处于昏睡状态。他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精神空虚，无所作为，不过，在他的心灵深处却还潜藏着一颗追求正义的种子。他年轻时抱着“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观点，不仅写过这一类论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块从上代继承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如今，他继承了大量土地，但他既不能放弃产业，又不能否定年轻时的理想，他为此感到苦恼。聂赫留朵夫一上场便遇到这样的苦恼，显然也是作者的一处伏笔，暗示聂赫留朵夫同一般贵族并不完全相同，他的心灵里还残留着一线光明，日后在精神上还有觉醒的可能。
事实上，聂赫留朵夫心灵上的健康因素还不止这些。他在玩弄和抛弃了卡秋莎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也有过内疚。为了使自己快快活活地活下去，他迫使自己不去想它，努力把它忘记。表面上他做到了这一点。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得知怀孕的卡秋莎被他的姑妈从家里赶出来，感到十分难受。尽管姑妈说卡秋莎生性放荡，自甘堕落，但他还是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由此可见，聂赫留朵夫还不同于那些毫无廉耻之心、一味寻欢作乐的贵族老爷。正因为如此，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席上认出卡秋莎之后如坐针毡，内心展开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斗争。
聂赫留朵夫的转变过程，怎样做到顺理成章，没有斧凿痕迹，这在艺术上是一大难题。聂赫留朵夫精神上尽管还留有健康的因素，“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常在他内心发生冲突，他还几次进行“灵魂的净化”。他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主动上监狱去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以此来赎罪，但这些行动还不是他精神上真正的觉醒和复活。我们看到，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心惊肉跳，并非因为谴责自己的可耻行为，而是担忧自己名誉扫地，“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不过，聂赫留朵夫后来还是鼓起勇气去监狱探望卡秋莎，这是他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个充满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终于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走上告别旧我的第一个台阶！就在他见到多年未见的卡秋莎时，他还没有在内心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而是居高临下地审视被他蹂躏过的不幸女人。但通过重逢后的谈话、他所看到的玛丝洛娃的行为，他逐步看到被他坑害的女人精神上堕落之深，她不仅不以当妓女为耻，“似乎还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而在玛丝洛娃的精神完全觉醒之后，他的心灵才受到真正的触动。“直到现在，他才了解自己的全部罪孽……发觉自己罪孽的深重……感觉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赏，连自己的忏悔都感到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聂赫留朵夫的精神觉醒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从此以后，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他背叛贵族上流社会的“苦难历程”。他先是彻底否定了自己（这极其困难，但他做到了），然后否定了自己的贵族朋友，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父母，否定了整个上流社会。他痛感，“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农村，访问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国务大臣、宫廷侍从。他四出奔波，目睹俄国社会的种种丑恶，感触很深。他从解救玛丝洛娃的行动中，逐渐产生和增强背叛上流社会的决心，他愤怒抗议沙皇专制制度，揭发上层官僚的血腥罪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大下层人民的情绪，也散发出革命风暴渐渐临近的气息。
卡秋莎·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成为眷属，究竟符合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为什么卡秋莎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她究竟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甚至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这些问题在《复活》问世时就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一直众说纷纭。这种“探讨不尽”的情况既反映作者的构思不落俗套，也显示出真正艺术品的强大魅力。
男女主人公的这一结局，上面已经说过，托尔斯泰是经过反复思考才确定的。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读者一样，衷心希望历尽苦难的卡秋莎最后能获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聂赫留朵夫能如愿以偿，因为大家看到他对卡秋莎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称得上是“苦恋”。但是，托尔斯泰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他的创作信条是：“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全在于他不是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来看事物。”一句话，在艺术里不能撒谎。
卡秋莎·玛丝洛娃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这一点不难判断。聂赫留朵夫不仅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奔走，而且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还为革命家做事。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片诚意。此外，聂赫留朵夫精神觉醒后，背叛了上流社会，靠拢了下层人民。卡秋莎作为下层人民的一员，看到了这一点，她感到欣慰。而宽宏大量，原谅可以原谅的人，这也正是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德。
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不是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卡秋莎·玛丝洛娃一向认为聂赫留朵夫是她所遇见的男人中最好的一个，尽管他残酷地伤害过她。她对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纯洁的，真挚的，在她的内心一直保存着这一份可贵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象蜜蜂把窝螟虫封起来”。事实上，象她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在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但是。在经历了血泪斑斑的摧残之后，要玛丝洛娃再象以前那样爱他，这也是不可能的。她的爱情已大大褪色，但也可说有了升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爱已没有少女时代的狂热，也没有理想化的成份，她更不想同他结合。含苞欲放的爱情的芳香已经消失，鲜艳娇嫩的花瓣已经褪色，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不复返，生活就是这样严酷！当然，这些只是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求婚的部分原因。她对这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在她是办不到的。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决不伤害他人，这是托尔斯泰笔下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他们不愿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卡秋莎·玛丝洛娃也不愿这样做。
至于卡秋莎·玛丝洛娃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玛丝洛娃被迫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有个男人不因她的身世嫌弃她，真心同情她的遭遇，巴望她的日子能变得好过些，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西蒙松是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他们“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卡秋莎·玛丝洛娃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犯们的思想和事业，但她知道他们是“好得出奇”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过对他的爱情。这种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迷恋。他们的结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屈不仅仅是个人的悲惨遭遇，托尔斯泰着墨的也绝不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他是以玛丝洛娃的悲剧为中心，气势磅礴地描写人民的苦难，因此《复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俄国人民水深火热的受难图。在监狱里，特别清楚地展示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景象。例如明肖夫母子的冤案。明肖夫妻子被酒店老板霸占，明肖夫又被诬告为纵火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