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论集卷-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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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后者把爱置于万事之首，并教导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新约》《柯林多前书》第13章第3节）；这种愚蠢的道德迂拙之论，席勒（Schiller）曾用适切的两首讽刺短诗加以讥讽，诗的题目是《良心的顾忌》（Gewissensskrupel）与《决定》（Entscheidung）。
　　似乎是，完全与这方面相配合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一些章节，是引发席勒这两首诗的直接原因。这样，例如，在第150页（罗，第211页）里我们得知：〃服从道德法则，一个人感到义不容辞，这不是建立在自发的爱好上，也不是建立在甘愿努力做上，没经任何必须服从的命令，而是建立在一种义务感上。〃是的，必须命令！多么奴性的道德！又在第213页（罗，第257页）上说：〃怜悯的感情与温柔的同情，实际上会使思想正确的人感到烦难，因为这些情绪扰乱了他们审虑中的格律，所以意欲逐渐发展以摆脱它们，而只服从能立法度的理性。〃现在我毫不犹疑地主张，支配上述（第11页；罗，第18页）漠不关心别人痛苦的、无爱的施惠者的，只不过是（如果他没有另外动机的话）对诸神的奴性的恐惧，不管他称他的崇拜物是〃定言命令〃或菲茨利普兹里（Fitzlipuzli）①都是一样。因为除恐惧外，别的还有什么能打动铁石心肠呢？　
　　①更正确地说，应是Huiteilopochtli：一个墨西哥神。
　　再者，在第13页（罗，第19页）中我们发现，根据上述观点，康德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导致这一行为的意向，而在于行为遵循的格律。而我，与此相反，请读者考虑，只有意向才决定行为之道德价值的有无，因此同一个行为，可根据决定做出行为的意向，应得到惩罚或赞赏。所以无论何时，人们讨论涉及道德上相当重要的行事做法，总要考察行动的意向，并且只有根据这一标准，才能判断这一问题；有如同样地，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行为被误解，他只能在行为的意向方面寻求正当理由辩护，如果他的行为结果有害，他也只能以此寻求宽宥。
　　在第14页（罗，第20页）里，我们终于看到义务的定义，它是康德的整个道德学体系的基础概念。〃义务是出于对法则的敬畏的一个行为之必然性。〃但是，必然的事物绝对确定地要发生的；而以纯粹义务为基准的行为，则一般根本实现不了。而且还不止此；康德本人承认（第25页；罗，第28页），完全出于纯粹义务决定的行为，我们举不出任何确实的范例来；在第26页（罗，第29页）中，他说：〃从经验中绝不可能确实知道，是否的的确确曾有过一个唯一实例以显示：
　　一个行为虽然也出于义务，便是纯粹建立在义务的观念上的。〃在第28页（罗，第30页）与第49页（罗，第50页）里，也有类似的话。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必然性能被归因于这样一种行为？鉴于对一位作者的词语总要给予最有利的解释，才是公正的，我们愿设想他的意思是，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客观上是必然的，但主观上是偶然的。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自圆其说；因为，这一客观必然性的目标究竟在哪里呢，其结果大半，也许甚至永远不能在客观实在中实现？我愿不抱任何成见，但不能不认为，这一表达式——一个行为的必然性——只不过是对〃应该〃一词的一种强行隐藏、很不自然的释义。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同一定义中用〃敬畏〃这个词代替本应是〃服从〃的意思，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了。与此相类似，在第16页（罗，第20页）注释中，我们读到：〃Achtung（敬畏）仅意谓我的意志服从一项法则，法则之直接决定意志，以及这样被决定的意识——这就是敬畏的意义。〃用什么语言？在德语中，应当用的词是（Gehor－sam　（服从）。但是，用敬畏这词来代替服从这词，实际上很不恰当，这样做总不能是没有理由吧。这样做必定适合某一目的；显然这不外是掩盖这个令式形式及义务概念，都是得自神学的道德观念这一事实；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一个行为的必然性〃，用这个表达式代替Soll（应该）一词是多么勉强而别扭，但却单单选用它，因为〃Soll〃是《圣经》十诫的准确用语。上述定义：〃义务是出于对法则的敬畏的一个行为之必然性，〃因此应该用自然的、不伪装的、明白易懂的语言解释为：〃义务意谓出于服从法则而应该做的一个行为。〃这就是〃这狮子狗的原形。〃A　
　　A〃这狮子狗的原形〃，见歌德《浮士德》（Faust），第一部，《书斋》。叔本华意指，他的分析已揭明康德用语的真义，正如浮士德用他的驱妖术，迫使装作狮子狗的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恢复他的原形。
　　那么现在谈谈这个法则，它是康德道德学的真正基石。它包括些什么？并且它是写在什么地方的呢？这是我们要探究的主要之点。首先请注意，我们研究两个问题：一个与原则有关，另一个与道德学的基础有关——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虽然它们时常而且有时甚至有意地被混为一谈。
　　一个道德体系的原则或主要命题，是它所规定的行为路线的最简短、最准确的定义，或者，如果它没有命令的形式，就是它认为具有真正道德价值的行为路线的最简短、最准确的定义。因此，它包括以一般术语对一单一原则的阐明，即从该体系推演出来的、循德行之路而行的指向：换而言之，它是德行之所是（o，TL希腊文，德行的原则或本质）。而任何道德学的理论基础是德行之所以然（希腊文德行存在的理由或其根本原因），应尽责任的理由，给予劝诫或称赞的理由，不论其理由能在人性中，或在世界的外在条件中，或在任何其他事物中找到都可以。正如在一切科学中那样，在道德学中也必须清楚地把所是与所以然加以区别。但是大部分道德学教师却故意混淆这一区别：很可能这所是（是什么）很容易说明，而这所以然（这理由）是极难说明。所以他们喜欢设法以前者之丰，以补后者之欠，使富者与贫者喜结良缘，①把它们一同放进一个命题里。其做法一般是：从能够表述这熟悉的所是或原则的简单形式中，把这所是或原则取出来，并且强把它放进一个人为的公式，从该公式中，它反而被推演为已知前提的结论；于是这种做法使读者错误地感到，似乎他不仅已了解这事物是什么，而且也了解了它的原因。我们通过回忆有极为熟悉的道德学原则，可以很容易使我们自己相信这一点。然而，因为在下文中，我无意模仿这种卖艺者的把戏，而想以全部诚实坦率进行论述，我决不能把道德学的原则和它的基础等同起来，必须使两者截然分开。因此，我这所——即这原则，这基础命题——对其本质来说，所有道德学的教师看法确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很可能给它穿上不同的服装，我将立即用我认为可能是最简单、最正确的形式表述，即：不要害人；但应尽力帮助人。说实在话，这就是所有道德写作家竭尽全力试图说明的命题。它是这些人得出的深度、广度大大不同的推论之共同结果；它是仍被探寻的这所是之所以然；这结果，它的原因还没有。因此它自身只不过是所与，需要知道的与它有关系之物，则是所有道德体系，也是本有奖征文的问题。解决这一谜将揭示道德学的真正基础，它像哲人石一样，亘古以来人们就一直求索。前面我对这所与，这所是，这原则的解释，是最正确的表达，这一事实可以由此说明，即它支持道德学的一切其他训诫为已知前提的结论，因此构成它所想达到的目标；所以一切其他道德命令，只能被视为上述简单命题的释义，视为其间接的或伪饰的陈述。例如，这甚至可适用于那老一套但显然是基本的格律：你不愿意别人如何待你，你也勿要如何待人。②这里的缺点是，这种措词仅涉及法律加给的义务，与德行所要求的义务无关；——这容易补救，去掉〃不〃和〃勿〃即可。这样改动以后，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不外是：不要损害人，但要尽力帮助人。但是这种意义仅仅是通过转弯抹角的词句得出来的，这公式从表面上看似乎已显示它自己的终极基础，它的所以然；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一点也不能由此得出，如果我不愿意别人如何待我，我就不应该如何对待别人。上述情况也适用于道德学迄今提出来的所有其他原则或最主要命题。　
　　①叔本华肯定正想到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中第23章的著名神话，爱神Eros被描绘为贫与富的后代，他们在阿佛洛狄忒Aphradite的生日，于宙斯Zeus的花园中结婚。　②H．格劳修斯（Grotius）认为，这句话是罗马皇帝塞维鲁（Severus，193…211在位）说的。
　　如果现在我们转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根据康德，义务是出乎对法则的服从，这法则的内容是什么？并且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们将发现，我们这位哲学家，像大多数其他人一样，已经以一种极虚伪的方式，把道德学原则和它的基础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再请读者注意一开始我曾考察的事情，即康德主张：道德学的原则必须是纯粹先天的和纯粹形式的，确切地说，这是个先天综合命题，因此不能包含什么物质之物，也不依赖于什么经验之物，不论客观地是外在世界中的，或者主观地是在意识中的，诸如什么情感、爱好、冲动等等。康德完全意识到这一主张的困难所在；因为在60页（罗，第53页）中他说：〃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哲学确实已处于一个不稳固的立场；尽管它的立场无论在天上或是在地上，均无所依傍或凭借，它却应当是稳固的。〃所以，我们将以更大的兴趣与好奇心，等待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所给的答案，即某物是如何从无中产生，也就是说，从不包含任何经验或物质之物的纯粹先天概念中，有形的人类行为的法则是如何发展出来的。这一过程，我们知道，可以当作化学的象征，在化学中，从3个无形气体（氮、氢与氨），就这样在显然空无一物的地方，却在我们眼前产生了固体的氯化铵。
　　然而，康德或是愿意或是能够对他完成这一困难任务的方法的解释，并不清楚，我愿意比他解释得更加清楚。我的说明之所以更加必要，因为人们似乎很少正确认识他做了什么，几乎所有康德的追随者都错误地认为，他直接把他的定言命令表明为一个意识的事实。但在那种情况下，它的根源应是人类学的，而且，由于建立在经验上，虽然是内在的，他本应有一经验的基础：这一见解直接违背康德的观点，而且他再三加以驳斥。例如，在第48页（罗，第44页）上，他说：〃是否任何这种定言命令到处存在，是不能够从经验决定的〃；在第49页（罗，第45页）上又说：〃这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必须完全以先天为根据加以研究，因为我们在这里用任何经验的证据，都无助于了解其真实性。〃甚至于赖因霍特（Reinhold），他的第一个门徒，都忽略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他所著《19世纪初期哲学评论》（Beitragezurueber…SichtderPhilosophieamAnfangedes19．Jahrhunderts）第2期第21页上写道：〃康德设想这道德法则是一直接而确定的实在，一原初的道德意识的事实。〃但是如果康德曾真想把这定言命令当作一意识的事实，从而给它一经验的基础，他无论如何一定是能够就照这样提出来的。可是他恰恰永远没有这样做。就我所知，这定言命令第一次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第802页，第5版第830页）中出现，完全出人意料，没有任何初步事实，便只用一个完全不合理的〃所以〃把它和前一个句子连接起来。只是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的一本书——中，才第一次明确、正式地介绍这定言命令是一定的概念的一个推论。而我们在赖因霍特的《与批判哲学一致的准则》一文（For…muB　laconcordiedesKriticismus，见前著第5期，它是关于批判哲学最重要的杂志）第122页，我们竟读到以下句子：〃我们把道德的自我意识与经验分开，前者作为一个超越一切知识的原初事实，是和后者在人类意识中分不开的；并且我们根据这种自我意识，把义务的直接意识，也即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令人愉快或是令人不愉快——的意志的合法性，理解为刺激以及为自己运作的尺度。〃
　　这可真正是〃一篇迷人的论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假说。〃（席勒语——作者）但是严肃地说：我们看到，在这里把康德的道德法则发展到一种多么荒谬绝伦的窃题论证！如果赖氏的话是正确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