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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商场故事-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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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然记起郭夏对他说过:如果你拿人民币坐出租,开始千万不要说话,先上去再
说。
    他依法炮制,果然很灵。
    上车后他只和司机说了一句话,司机就探知他的底蕴,硬是走了三角形的两条
边。他没有去争,因为争也没有用。更何况S市的方言三年来他只学会两句“这个多
少钱?”和“厕所在什么地方?”S市的方言与普通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有许多已
经死亡的名词和动词在这里依然存在:比方此地不是说“七角一分”而是说“七毫
一”。毫:银元的单位。他之所以不学,并不是学不会;他的英语说得极好,以至
于不止一个人以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而是不愿意学,普通话是国语。在某种意义
上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当然目前它似乎有没落的倾向:北京的年轻人在表示惊讶
时,往往使用“哇”,这是标准的S市方言。而更使人悲哀的是一些从明清起就存在
的老字号饭店,现在也改用“酒店”和“酒家”之类的了。
    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他按照司机开的价钱付账下车。“汉堡包”有什么好
吃?“肯德鸡”又有什么好吃?可就是门庭若市。因为它们是美国的。S市是“特区”,
有经济实力,于是它的文化就蚕食了伟大悠久的中原文化。
    他取过明显不合理的报销凭证,暗自记下了车号。他对数字的记忆力特别强,
几百个电话号码就和刻在他头脑里一样。将来有机会,我就写封信到他的公司。
    当走到拐弯处时,他又改变了主意,把单据扔到垃圾筒内。只有小人物的报复
才是这种办法。

    “你给常锐打一个电话,让他回来时到银行把我的工资取回来。”郭天谷在房
间里来回踱着步。
    “我不知道对您说了多少次:S市的银行是电脑化的,您的工资只要一到,它就
自动存入您的账户。再说就您……”郭夏本来想说:就您那两个工资,取不取关系
不大。父亲以前是十级干部,离休后变成九级,可总数不过三百元。而在S市即使是
饭店洗碗的女工,每月也赚四百块钱。这话太伤人,故没有说。
    “还是取回来好。”钱总是见见面才放心。当年在设立储蓄网点时,他竭力主
张多设。有人以费用大反对他时说:“只要有利息,远一点人们也会去。”“如果
你做这样一个假设:有一个银行的利息高,可是远。而另一个利息低而近,你会选
择哪一个?肯定是近的那一个:既然钱不能放在家里,不能放到床底,那么只有放
在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才能放心。”实践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我劝你不要大
相信电子计算机:那个东西也会出错。有一次邮局来算我的电话费,一看把我吓了
一跳。”
    “把三十元错写成三千元了不是?”郭夏截断父亲的话。这是一个听滥了的故
事。“我给他打电话就是了。”

    刘科是S市外贸局畜产科的科长。专门分管“牛”。所以常锐戏称他为“牛科长”。
    此刻的刘宅从外表到内容呈现出严格意义上的焕然一新:
    “分配给我的是三楼,可我偏偏要了这个底楼。”
    “怎么?”常锐问。S市是亚热带气候,以潮湿著称全国。越高级的干部、越是
有身份、有钱的人就越住得高,这已是真理。
    “以前人们常说:热是大家的,而冷是自己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热、
冷、潮湿都变成自己的了。”刘科带领常锐参观:地板是用方木支起来的,并且配
备着抽湿机、空调机。整个房间的墙壁都是用若干种类似棉织品的材料贴过;地上
铺的是土耳其地毯;墙角蹲着一个红木的黑人孩子像;过厅处是一个酒吧。一条纯
种狗正在酣睡。这是那种“观赏狗”,一条就能值台电视机钱。拐弯处是一个能装
一吨水的鱼缸,养的是名叫“龙吐珠”的鱼,这东西吃小鱼,而且必须是活鱼。
    “你这东西挂倒了。”常锐指着墙上挂着的抽象派的大理石雕说。
    “没有这个可能。我专门请教过美术家。”
    “美术家也会出错。”常锐坐到真皮沙发上,“一切行头都是新的,只是人是
旧的。”
    刘科按动一个很小但很艺术的钮。“出来见见。”
    他的妻子出来了。
    常锐以前对她非常熟悉,而此刻不禁有“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之感?她
做过大面积的整容。所谓大面积整容如果用房屋来打比喻的话,则为改造而不是装
修。这个过程无疑是经过全面的勘测、设计,并考虑到身高、体重等有关因素后,
由高级医生施行的。皮肤应该增加多少张力、鼻梁增加的高度、眼皮所割的深度……
无一不恰到好处。他开始怀疑起遗传理论的正确性。当刘科花枝招展的女儿出来后,
常锐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恭维话:“我真闹糊涂了:到底哪个是女儿了啊?”
    刘夫人因为有人称赞她年轻笑了。
    女儿因为有人称赞她已经长大而笑了。
    刘科因为是这所有一切的创造者也笑了。
    一片笑声后,多余的人退了下去。
    “你是不是抢劫了银行?”常锐知道刘科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比如高级香烟,
名酒等。他虽然只是一个科长,但是手中的权力相当大:所有进出口的牛羊统问他
管,他说你的牛羊是什么级别,就是什么级别。而且“金口不开,开口不改。”这
是因为牛羊的级别和人的级别、职务、职称一样,没有过硬度的指标,随意性极大。
往往是一句话就能加减几万元钱。可眼前这一切,没有硬通货,光凭烟酒和人情是
拿不下来。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刘科说。
    “甭管蛇鼠,有路也给我指一条。”刘科有一种罕见的能力:在插队时,一下
子就能找到最好的村庄;在上学时找到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然后又找到最好的——
以目前的观点来说,也就是最实惠的工作。这是猎狗一般的直觉。
    “您是知识分子,不像我是利禄场中俗人一个。”刘科从酒吧取过一瓶XO级的
“人头马”白兰地,一下倒了一大杯。
    “这种酒没有你这么喝的。”“人头马”白兰地是著名的法国酒。产于干邑地
区。两次蒸馏后,分别放入新旧橡木桶中存放六年以上。
    “我从来就是这么喝的。”
    “有钱人愿意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常锐慢慢地转动着杯子,细细地品。此
酒的价格在五百元之上,他还是第一次喝。“我哥哥告诉我:在香港只有他们社长
请客时才会出现这种酒。如果是港方请客,那只有港督或者霍英东、包玉刚之流出
现时才有。”他哥哥在香港新华社当处长。“这表示是‘红地毯’待遇。”
    “你可以尽情地喝,临走时我还可以送你两瓶。”一个人如果富了,他就必定
要夸富,否则这富的意义就丧失一半以上。
    “你如果把这张桌子放到门口,会有什么结果?”作为朋友,常锐认为有些话
必须说。
    “放不住。”
    “是的。钱和东西一样,应该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你如果非要把它们换
一个地方,它们就会在外力作用下回归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当然人有些不同:他有
选择的可能。这也正是最宝贵的。千万不要把它弄没了。”
    “你是害怕我进监狱不是?我明白告诉你;我的钱来的虽然不完全合理,但完
全合法。”
    常锐用手支住下巴,盯住刘科。“合法合到什乌程度?”他虽然不是外贸中的
人,但是对其中的花招还是有所耳闻的:每年年初,经贸部、海关总署、中国银行
要开一个会来“定盘子”,也就是说:确定一美元值多少人民币。比方说:一美元
值七元人民币。那么你只要把七元人民币买来的东西卖一美元就行了。可是“老外”
不知道这东西的实际价格,也许两个美元他也买。这样你就赚了一美元。可做买卖
从理论上讲:有赚就有赔。赚谁赔谁,这其中大有讲究:你可以赚一个你不认识的
英国人一万美元,而故意赔给一个与你很熟悉的香港商人八千美元。因为每年要发
生几千起买卖,这种“赔法”在账面上是很难体现出来的。只要你总的是赚,就可
以交代过去。你说那个香港商人能不“感谢”你吗?“有些东西从账上看不出来,
但从别的方面就能看出来。”
    “我要真是那样干,那谁也看不出来!我可以叫一个熟悉的外商以我的亲戚的
名义给我汇一笔款子,然后我再偷偷地以化名汇回去。这样不管谁来查我,我都以
这笔亲戚汇款来解释。”
    “看样子我得离你远一些了。”常锐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为了让你放心,我告诉你实际情况:我的钱财是从股票来的。”
    “股票?”常锐听说过S市开发银行在一九八五年发行过股票,不过没有多久就
销声匿迹了。
    “开发银行的股票是百元一张的,当时一些内部人士告诉我:你买吧,有赚没
赔。我狠狠心就买了一千股。如今股票的面值最少也有二十万。分红就到手四万元。”
刘科双指捻动,作出目前时髦的手式。
    “这首先你得有十万块的资金。”
    “我的公司在开发银行开户。他们是由几家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成的,带有很大
的民办色彩。所以为了吸5!客户,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你懂得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懂。也不用懂。反正他们是不会让我赔的。”刘科很自信地说。
    “如果有这等好事,你也给我买一些。”
    “我听说他们最近还要发行,另外我还听说要开放股票市场。”
    “你的消息确实?”常锐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父亲就是“炒股票”起家的。
    “不确实。但是一有确实消息我一定告诉你。”
    在听刘科叙述了一阵那只狗的家港之后,常锐告辞。“我转送给他喝。”临走
时常锐把刘科送的酒放在黑人雕像前。“顺便告诉你我的观感:你的全部家具就每
一件而言都是杰出的,可组合出来的效果却极臭。”

    方市长在他办公室的里间,不停地拨电话。
    在中国办一件事是很难的,如果你是市长,依然很难,不过是另一个层次上的
难。
    “股份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私有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你要慎之又慎。”
话筒里的声音苍老而清晰。
    “我只想拿出几个中等企业作为试点,并不是大面积铺开。”方市长说。
    “试点一般是由上面决定的。或者说你的所谓试点正好符合上面的意思。如果
相悖的情况出现,就会变得很不妙。”
    “我这里资金相当紧张。”
    “解决资金紧张,目前全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可这些成功的经验在我这里都不成功。”方市长是一个不轻易改变自己看法
的人。
    “但是有人经验过。有人批示过。”授话人加重语气,“有律依律,无律比附。”
    方市长沉默了好长时间。
    “在关键的时刻,你应该听我的,这历史已经证明过。”
    “是的。”历史确实已经证明过:一九七七年,一个在中央很负责的人,在一
个偶然的机会看中了方市长。当时他只是一个副处长。要提拔他到一个部去当秘书
长。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之类都是很容易继续提拔的岗位。可当时的政治形势很不
明朗,他就去请教这位老者,老者告诉他:“你赶快称病。不管是脑血栓还是癌症。”
“这有多不吉利。”职务对人是很大的诱惑,不容易摆脱。“如果你去上任,那将
是更大的不吉利。”实践证实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在这个时代上去的干部,
绝大部分没有好下场。
    “政治不是经济。或者说经济是低级的政治。这个道理你要搞清楚。”老者虽
然已经过了七十岁,可头脑相当清楚,“为什么有许多在战争年代非常杰出的干部,
在和平年代就下去了?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只会打仗,不会搞政治。打仗时,你只
要能看出一两步就可以了。而搞政治,你看不到五步之外,那你就是一个蹩脚的政
治家。”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在和政治冲突的时候,要服从于政治。方市长联想到。
    “我已经老了,以后在很多地方还要靠你。所以我才这样说。”
    “谢谢。”方市长放下电话。但是“开放股票市场”的念头却放不下。

    常锐在开始几天,几乎每天都要致电刘科,打听股票的消息。
    可是总没有消息。
    他变得烦躁起来:“我记得你说马上就要开放股票市场的。”
    “我只是说:有可能开放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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