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甲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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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各通商口岸输入洋纱的统计及比重分析（1867－1892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统计与报告。其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艺史资料第二辑第197页。
关于表6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华南八港，主要包括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华中九港，是上海、宁波、汉口、九江、镇江、芜湖、宜昌、重庆、温州；华北二港是烟台、天津；东北一港是牛庄。
二、所占比重的统计，不足0。05％的部分忽略不计。每项统计为5年平均数。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中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关于中国纱与洋纱的比例关系，则是研究该时期经济总量变化及经济关系调整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产棉纱与洋纱市场占有率的分析，这里以长江中上游的重庆、宜昌、沙市、长沙、岳州、九江、芜湖七港及华北地区的天津、芝罘、胶州、秦皇岛的统计数据加以说明（表7）。
表71899－1913年洋纱、国产纱进入通商口岸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5页。关于长江中上游七港及华北地区四港的分别统计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457页。关于表中的“担”的计量单位为每担100斤。表中的统计数据，是按照5年进行计算的。
关于棉布的进口情况，根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其种类包括粗市布、细市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和标布五种。棉布进口，以英国、美国、日本三国为大宗。英国、美国、日本三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比重，如表8所示。
表8英国、美国、日本三国棉布对华贸易比重（1900－1913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外国棉纺织资本的贸易格局形成后，中国形成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棉纺织生产基地，传统的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生产与贸易格局开始出现向其他地区进行转移、扩散、延伸的态势，这对于形成地域性的棉纺织机器工业生产体系，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棉布棉纱生产体系的转型
在早期棉布机器生产体系中，以其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而言，主要是江苏、浙江、湖南、华北地区、四川及东北地区。
首先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布生产体系。江南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光绪二十年。例如在上海，“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商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其后纱厂逐渐开设，机器渐推渐广。”（注：《上海县续志》卷八。）由于有机器生产棉布的出现，以致在市面上有“洋纱布”、“杜纱布”的划分。（注：《上海县续志》卷八。所谓“洋纱布”，是指“机器纱织成者”，而“杜纱布”，则是“手纺纱织成之布”。在这里，所谓的“杜纱布”之“杜”字，当为“土”字之谐音。）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洋纱布生产中，不仅是以机器织成之故，恐有用洋纱为经者，这自然成为洋纱布畅销的原因。而在市场销售中，“近年市上，所出洋纱布已居大半矣”的描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注：《上海县续志》卷八；《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在晚清时代，上海棉布的生产具有独占性质。“中国之织布局，仅在上海一隅，设机四百张，每年约出布二十四万匹。其定章载明，有人仿办，只准附股入局，不准另行开张。”（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然至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突遭秦火之劫。”（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因此而“拟于湖北省另立一局”，由官方所组建的机器织布业得到大的发展。（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截止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机器织布等局，现查上海、宁波、长江一带，相继仿行，集股创设，计已成者及将成者，共十五处。大约明年（1895年）各局，统有纺纱车三十六万架，织布机器约三千轴，轧花机器更难悉数。”（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在光绪二十一年的统计，在上海“已建有纺织缫丝等厂”，其中“所创纺织等厂，官商合股者，先有五家，此五家计有十二万锭子，八百五十机张，每年能出纱九万包，每包重四百磅，布能出二十五万匹每匹重十四磅，长四十码。此外，尚有十一家，或已建屋或已购备机器。其十一家内，有三厂系属华商，计有六万五千锭子，每年能出纱四万八千包，其余八家中有日本商三家，共约二十七万锭子，每年能出纱二十万包。”（注：《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2页。）关于光绪二十一年上海所设纺织厂的情况，美国驻沪总领事的说法，似与上海海关的报告有所出入。据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关于《中国纺织缫丝情形》的报告说，在1985年年初，“沪上纺织厂已有五六家，其已动工之锭子，凡十万五千枚，其装工未竣之锭子，凡三万余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设厂者，计英公司三，德公司一，共用锭子十四万五千枚。另有日本纺纱厂二家，议而中止。”（注：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105。）不过在上海的机器纺织业中，据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关于《中国纺织缫丝情形》的报告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华商纺织厂，终年日夜工作，而获利颇厚”，“各厂所用印度棉纱，计进口十八万包，合价银十兆两。”（注：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105。）而在上海海关的报告中，“所有新设之机器制造厂，现皆接踵而起。如纺纱厂，华洋各商，先有十家，其锭子共计三十一万五千六百多支，每日计出纱七百九十包，每包计重四百斤。”
关于机器纺织厂的生产规模，上海于光绪二十一年，“织布机张，华商已成之厂内，计有一千架，洋商则尚未布置”；而在丝织业方面，其“缫丝厂，华洋两商共有二十七家，丝车共有四千架，一年之中可出丝一万三千担。”关于机器纺织业“共招雇工人约二万五千至三万人之多，将来洋商所设之厂，一律开机，则需人更多。”（注：《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0页。）
应该承认在机器纺织业形成的年代，江苏与上海等地的步伐大体一致，按江苏的记载，“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纱厂，苏地盘门外，苏纶纱厂，亦未兴筑。织布纺纱，均手车所纺。其后纱厂逐渐开设，机器渐推渐广。”（注：曹允源等《吴县志》卷五一。）苏北通州、海安等地生产的土布，称为“通布”。关于“通布”的生产情况，在光绪三十年前，“通州一地，强半以手工织布为生活，贩运东三省行销。”而在光绪三十年间“近以日本机布在东畅行，通布交易尽为所夺。”日本棉布畅销的原因，乃在于“日布式样略仿通布，价值则较通布为廉。”（注：《光绪三十三年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68页。）又据光绪三十四年《农工商部咨各督抚饬属行销土布略》所载江苏海门商务分会总理刘燮钧所说：“通海土布向销东三省，每岁约销十万余件。近年洋布盛行，洋纱充斥，以致土布减销。”而在当时的农工商部的官员看来，“臣谨按：光绪初年，海关进出口表颇足相敌，其后洋货进口岁岁加增。考其大宗，则布纱实占多数，棉一而已。其博人所好也，华纱出自手工，洋纱出自机器，织成布匹，略判粗细，以此遂为所夺，不独通海一隅也。”（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三《实业六》。）
而在湖北，如在沙市，“纺织之业，皆自土民操之，非有大股商人开厂制造也。”至1907年，日本棉纱棉布开始输入沙市地区。“日本棉纱本年度（1907年）多逾三千担，因乡人乐于购用，故销流颇畅。”在市场关系中，日本棉纱之所以有销路，其原因在于“以此纱织布甚易，需时较少，而且纱丝坚细，坚则难断，细则质轻，如以同重量之纱织成布匹，其数自可比土产之纱尺数见长，丝缕亦甚匀细也。”（注：《光绪三十三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7页。）
关于沙市地区日本棉纱进口量，据记载该口岸所进口的棉纱“大半系日本货。自光绪二十九年以后，本年度最为巨擘，值银四十三万四千五百余两。闻得乡间喜用此纱织布，尚觉有利可获。”（注：《宣统元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0页。）
在湖南，据湖南口岸贸易情形的记载，在湖南岳州等地，“自近年设立洋船税关，生意顿盛。洋纱一纵，尤为畅销。业此者现有四十五家，而每日所获，各不下三四百金。惟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日贱，且无人问津。”而洋纱盛行的原因，则在于“洋纱价廉省工，织出之布，匀净光洁，四乡贫家妇女，必借此谋生云。”（注：本省近事《城陵矶近讯》，《湖南官报》第409期。）关于洋纱在湖南销售量的记载，“洋纱一宗，在本埠（岳州）销售，（1903年）约九千担，往内地行销者二千三百担。此数内日本纱一千六百四十四担，印度纱六百六十三担，本埠销者日本纱约居二分，印度纱约一分。”（注：《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0页。）而当时洋纱在湖南地区的销售，导致当地的棉布生产取代传统的土布。在光绪二十九年期间，“查岳（州）、常（德）、澧（州）等处织布之户，近来全系参用洋纱，所出之布，据云轻细有余，而厚暖则不足。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注：《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0页。）湖南岳州等地的土布，称为“土纱都布”，其制造的方法及品质，当与江苏的土布有直接的关系。据时人所述，“岳州、澧州及常德等现最重要以及最令人感兴趣的制造品也许就是通常称为南京布的棉布。”恐因与江苏的土布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华南地区的土布“大多数行销内地，经过岳州海关的只有一小部分。”（注：decennialreports，1902－11。voi，p。336。）而在洋布的生产中，因“织得又结实又匀细，所以最为畅销。”其往外地的销量“据一九○八年粗略的估计，岳州以往年产量二万匹，常德地区为六十万匹。”（注：decennialreports，1902－11。voi，p。336。）
在广东，汕头原是华南地区土布的主要生产地之一。自光绪时起，也因“本土所出之布，以坚实价贱为主，不尚匀细，故印度棉纱进口驾于英国日本之上。”在广东，“日本棉纱初来之时，货细价廉，人尽乐用，上三年进口五千七百四十二担。嗣后价值日昂，而销路渐减，至是年（1901年）进口仅有三百二十担之数。”（注：《光绪二十七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0页。）广东兴宁地方也是出产土布的地区之一。“兴宁为本埠棉纱商业一大销路。传说此项生理，陆续有歇闭者。”“夫棉纱用以织土布，向日该埠工艺兴旺，土布为出口大宗。自日本法兰绒等类流入中华以来，人多喜用，土布自形不佳。”（注：《光绪三十三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9页。）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印度棉纱进口也为大宗。“印度棉纱运入北江各境城乡墟市，借供织造土布之需，为数甚巨。凡其所制布匹，彼都人士，每多乐购服用，缘此遂致洋布一项，销路亦为之梗滞矣。”（注：《民国元年三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37页。）在东莞，“印度棉纱进口加多，且价值又昂，多系运往东莞陈村等处销售。”广东东莞陈村，其本身并不见有棉布生产，而是印度棉纱销往内地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闻内地各乡需用此物以织布匹，故此销流日广。”（注：《光绪二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8页。）
在福建，关于福建印度棉纱价格变动情况，“棉纱则有百分之十由印度而东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