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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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但是其初，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直到日俄之战，俄国败了；于是“日以立宪而强，俄以专制而败”的议论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一九○五年六月，所派都是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人。走到车站上，给革命党吴樾，放了一个炸弹，折回。旋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前往。考察的结果，一致赞成立宪。当时各疆臣中，也多主张立宪的，于是一九○六年七月，下诏豫备立宪，以改革官制为入手办法。一九○八年八月，又下诏，定豫备立宪的期限为九年。

　　　　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一朝觉悟，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却又不是一味专制，硬和人民反对；不过是毫无实力，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敷衍搪塞罢了）。而从戊戌以后，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孝钦、德宗死后，朝廷一方面，并“似有若无的中心”而亦失掉；所以爆发得更快。

　　　　德宗崩于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孝钦下诏：以载沣之子溥仪，承嗣穆宗，兼祧德宗。载沣为摄政王，监国。明日，孝钦也死了（这件事，是否真是如此？抑或实系孝钦先死？现在却无从断定）。当戊戌变法的时候，德宗颇有收回大权之意。以其事谋之于袁世凯。袁世凯知道事不能成，以密谋告荣禄。于是有孝钦幽囚德宗，推翻新政之举。所以德宗一面的人，和袁世凯原是势不相容的。但是这时候的朝廷，并无实力，并没有尽翻戊戌之案的能力，只把个袁世凯罢掉（连党禁都没有开）。但是清朝从咸同以后，实已名存实亡。全国的势力，移于湘淮军手里，后来湘军既废，淮军独存，内政外交的重心，就聚集于李鸿章身上。再后来，淮军又渐变为练军。练军之中，鼎鼎有名的，便是一个袁世凯。而淮军系中，也并没有什么杰出的人。勉强求一个可以传授李鸿章的衣钵的，也还是袁世凯。所以袁世凯在当时，颇足以代表几分“清朝从咸同以后靠以支持的”那种势力。这种势力，固然也是过去的势力，终究不能倚仗他的。袁世凯对于清朝，可以算是怀挟异志的人，清朝要想靠他，也未必始终靠得着。然而骤然把他去掉了，反任一班昏聩无知的亲贵出来胡闹，就更下了一道催命符了。

　　　　清朝末年，鉴于革命论的昌炽，歧视汉族之心，自然也是有的。但是亲贵专权的大原因，究竟还在这一班亲贵愚昧无知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而还想把持朝权。载沣本是个昏聩糊涂的人。摄政以后，他的兄弟载洵、载涛，都颇喜揽权。人民上书请速开国会，不听。再三请愿，才许把九年的期限，改为五年。而请愿代表，都遭遣散。东三省的代表，且给民政部和步军统领衙门硬送回籍。这时候，人民对于立宪渴望正盛，而政府所行的事情，偏和立宪的趋势相反。第一次改革官制后，十一部的尚书，满族占其七。那桐、溥颋、溥良、铁良、寿耆、荣庆、载振。第二次改革官制，设立内阁，以奕匡为总理大臣，那桐为协理大臣。其余十部，满人又占其七。善耆、载泽、阴昌、载洵、绍昌、溥伦、寿耆。人民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立宪制度，上书请愿。各省谘议局，也联合上书，清朝竟置之不听，又这时候，中央一班人，鉴于前清末年，外权颇重（不知道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为，积渐而致的，不是顷刻可变。要想中央集权，却又不知集权之法，误以压制施之人民），于是用一盛宣怀，硬行铁路国有的政策，置舆论之愤激于不顾。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的内阁

　　　　军机处奕劻载沣

　　　　军机大臣世续鹿传霖

　　　　外务部尚书吕海寰

　　　　民政部尚书善耆

　　　　陆军部尚书铁良

　　　　度支部尚书载泽

　　　　吏部尚书陆润庠

　　　　礼部尚书溥良

　　　　学部尚书荣庆

　　　　法部尚书戴鸿慈

　　　　农工商部尚书溥颐

　　　　邮传部尚书陈璧

　　　　理藩部尚书寿耆

　　　　宣统末年的内阁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

　　　　内阁协理大臣世续徐世昌

　　　　外务部大臣邹嘉来

　　　　民政部大臣桂春

　　　　陆军部大臣阴昌

　　　　海军部大臣载洵

　　　　军谘府大臣载涛

　　　　度支部大臣载泽

　　　　学部大臣唐景崇

　　　　法部大臣廷杰

　　　　农工商部大臣溥伦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理藩部大臣善耆

　　　　要讲铁路国有这件事情，还得牵连而及于当时的两宗借款。原来从甲午之战以后，列强对于中国，竞谋扩张势力和攫夺利益。其手段，则以筑造铁路开采矿山为最要；而二者之中，则筑造铁路为尤要。当时中国和外人订约，大抵把“借款”、“筑造”、“管理”三件事，并为一谈。一条铁路，借哪一国的款项，同时就请他筑造，就把这铁路和一切产业做抵押；而且造成之路，还请他管理。于是铁路所到之处，就是外国权力所及之处；把势力范围，弄得十分确定。说句可怕的话，简直就是瓜分的先声。后来中国人渐渐的觉悟了，于是已经和外国订约的铁路，收回自办；即未经和外国订约的铁路，筹划自筑的声浪也大盛。——而且这不仅是对外的关系。以中国幅员的广大，交通的不便，在图行政的灵活和经济的开发上，从速建筑铁路，也有很强的理由。所以在胜清末年，筹筑铁路，成为当时最有力的舆论。而练兵，兴学，改革币制，振兴实业，……也都是当时舆论所竭力鼓吹的。要创办这许多事情，自然免不了利用外资。在外人一方面，投资于中国，自然是很有利的事情；而且在政治上，投资多的，自然在中国所享的权利也多些。而在中国，议论外交的人，也说要招致外国到中国来投资：一者，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产业；二者，外国人投资多，使得他有所顾忌，且可互相牵制，借以避免他们政治上的侵略。而在当时，人民企业的能力，实在也还幼稚。即如铁路，各省纷纷闹赎回自办，或者开办，其实除浙路外，都没有多大的成绩。于是又有铁路宜于国有的议论。再加上满清末造，忽而要振起威权，挽回外重的心理，就酿成清末的借款和铁路政策。参看第五篇第三章第一节。

　　　　盛宣怀在清末的官僚里头，本是以通知“洋务”著名，而且惯办开矿和铁路……事情出。到末年组织内阁，便用他做了邮传部尚书。先是一九一○年九月里，度支部尚书载泽，以改良币制为理由，和美国公使，订立借款预约七条。美国人招呼英法德日加入。其结果，英法德都加入了，而日本却没有。旋以四国提出财政顾问的条件，谈判中止。而日公使伊集院，靠着正金银行主任小田切万寿的助力，和盛宣怀成立铁道公债一千万元（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以江苏折漕一百万两作保，利息五厘，指京汉路余款付给。——这时候，日本所负外债之数，为十四亿四千七百万。此项借款，日本合十五家的银行，劝全国的资本家应募，还仅得其半。其又一半，毕竟转募之于英法比三国。则其承借的理由，不全在经济上可知了。于是四国也放弃财政顾问的条件。三月十七日，和载泽订立改革币制和东三省兴业借款一千万镑（合华银一亿元）。利息五厘。实收九五。期限为二十五年。以东三省烟草税、酒税、生产税、消费税，及各省新课盐税作抵。由四国银行团，平均承受。此项借款，颇有引四国投资于东三省，以抵制日俄两国之意。旋以日俄两国抗议，未几就武昌起义，只付了垫款四十万镑；却做了民国时代善后大借款的前身。同时还有一笔借款，却是直接关于粤汉、川汉铁路的。原来粤汉铁路，当初曾经和美国合兴公司，订立借款草约。其后因该公司逾期未办，乃废约收回自办。这件事，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很出些力。后来就做了粤汉、川汉两路的督办大臣。张之洞和英、美、德、法四国的银行，订立借款草约；预定借款六百万镑，以偿还合兴公司的旧欠，和筑造两路。还没有订正约，张之洞却死了。到盛宣怀做了邮传部尚书，就把这笔借款成立（后来银行没有交款），其事在四月二十二日；而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却下于其前一日。

　　　　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平心而论，原亦未可厚非。但是政策虽未司厚非，行之也要得其人。当时一班亲贵，揽权用事，谁知道铁路政策是什么一回事？又谁知道振兴实业，改革币制，……是什么一回事？看他们揽权攘利，一味胡闹；假使清室不亡，这几宗借款，竟尔成立，所办的事业，也一定要破产，而贻国民以巨累的。但是当时人民的反对，也并不是顾虑及此。不过清室积失人心，国民愤郁已极，不觉有触即发罢了。当时上谕既下，川、鄂、湘三省人民，争持颇烈。政府便把“业经定为政策”六个字，严词拒绝。湘抚杨文鼎，川督王人文，代人民奏请收回成命，都遭严旨申饬。而且嫌王人文软弱，改派赵尔丰入川，用高压手段，拘留保路会代表，人民环请释放，又开枪击毙多人。而且以人民谋叛，捏词诬奏。于是革命党人在湖北运动起事，总督瑞澄，又穷加搜戮。而八月十九日的一声霹雳，就惊天动地的震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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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官制（）　
明清两代的官制，也是沿袭前朝的。其中最特别的是：（一）内官的无相职，（二）外官的区域扩大，级别增多。

　　　　明太祖初年，本来仍元制，设立中书省，以为相职的。十三年，因宰相胡惟庸谋反废去中书省。二十八年，并谕群臣：“……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这时候，天下大政，都分隶六部，而天子以一人总其成（倒像共和时代，废掉内阁制而行总统制似的）。但是这种办法，须天子英明，方办得到。后嗣的君主，都是庸懦无能的，或者怠荒不管事，其势就不可行了。于是殿阁学士，就起而握宰相的实权。殿阁学士，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文渊阁，及东阁“以其授餐大内，常在天子殿阁之下，…故亦曰内阁”。本是文学侍从之臣，管“票拟”、“批答”等事，不过是前代翰林学士之流（诏诰的起草，在唐朝，本是中书舍人的职事。后来翰林学士，越俎代庖，本是件越职侵权的事情。明初既废掉宰相，殿阁学士，起而承此职之乏，却是势极自然的）。但是其责职，终究不过在文字上而已。所以太祖时，尚不过豫备顾问。成祖时，解缙等居此职，才参预起机务来。仁宗时，杨荣、杨士奇，都以东宫师傅旧臣，领部事而又兼学士之职，其地位才渐次隆重。以后累朝，什么事情，都和内阁学士商量，其权限愈扩而愈大。到世宗时，夏言、严嵩，就都赫然变做真宰相了。但是实权虽大，在名义上，终不过是个文学侍从之臣，好比天子的书记官一样，并没有独立的职权。明朝一代，弄得有权臣而无大臣（神宗时代，张居正颇以宰相自居，时人已大不谓然了）。君主的无所畏惮，宦官的能够专权，未始不由于此。所以黄梨洲发愤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见《明夷待访录》。清初以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体仁阁大学士各一人，协理大学士二人，为相职。康熙中，撰拟谕旨，都由南书房翰林。所以这时候，高士奇等一班人，颇有权势。雍正用兵西北，说是怕军机漏泄，乃特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选阁臣和部院卿贰，兼摄其政，谓之军机大臣。另简部曹和内阁中书等，管理拟稿编纂等事，谓之军机章京。从此以后，枢务都归军机处了。

　　　　六部在明朝，都以尚书为长官，侍郎贰之。其下有郎中员外郎，分设许多清吏司，以办一部的事务。这是庶政的总汇。清朝：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又于其上设管理部务的大臣。吏、户、兵三部和理藩院都有。因最初设部的时候，原系以贝勒管理，后来虽设尚侍，吏、户、兵三部，都沿袭未废。管部大臣，清初兼用亲王郡王。后来以权太重，但用大学士。以致尚侍的权柄，亦不完全。理藩院虽名为院，亦设尚侍，官制和六部相同。但所用都系满蒙人。五口通商以前，西洋各国的交涉，也都是由理藩院办理的。咸丰十年，才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王大臣管理。光绪二十七年，改为外交部。有管部大臣一，会办大臣一，尚书一，侍郎一，又有左右丞及左右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