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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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份报告确实让刘裕吃了一惊：说王镇恶把姚泓的龙椅偷偷藏起来了。刘裕马上派人打听详细，后来可靠消息证实，王镇恶同学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酒壶，王镇恶只是贪图龙椅上镶嵌的金银珠宝，这会儿正拿着瑞士军刀往下抠呢。刘裕听到汇报，受惊的心抚平了。老子不怕你贪，就怕你和老子不能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贪污腐败的局面都是纵容而成。

　　　　专制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是“纲纪存焉”，纲纪的确立和确定是开国皇帝的作业，如果一开始就处处迁就有功有用之臣，纲纪建立不起来，政局就稳不了，国运也就长不了。

　　　　刘裕到长安后“收秦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诣建康。其余金玉、缯帛、珍宝，皆以颁赐将士”。礼器文物给朝廷，金银珠宝给将士，呵呵，分配得不错。

　　　　刘裕九月入长安，十一月，在后方大本营留守的刘穆之去世，史称刘裕本来要“经略西北”，但是“诸将佐皆久役思归”，所以当刘裕听到刘穆之的死讯，觉得后方没有依托，干脆就决定自己先返回建康。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赫连勃勃的谋士王买德认为：刘裕在灭秦以后，认为积分已够，便急于篡晋做皇帝。

　　　　将士想回家看看，这是个理由但是个牵强的理由，出征才一年多，而且打下长安有珠宝『妇』人，想家这个理由太文艺了吧？说刘裕急于篡晋也有点勉强，在清除了刘毅、司马休之等势力之后，刘裕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做皇帝的时间表，取长安不是必要条件，相反，长安得手，且能稳定下来，更有利于对抗鲜卑人、匈奴人的北魏和夏，更有收复中原的希望，如为子孙计，为长治久安计，都应该经略西北。

　　　　刘穆之一死，可能让刘裕感觉后方有点hold不住，对建康的“稳定”产生了疑虑。相信是经过一番对比分析以后，刘裕认为建康的事比长安的事更是个事儿，所以他没有留下来亲自打理长安的事务，而是把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留下来“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让王修、王镇恶、沈田子、『毛』德祖、傅弘等人辅佐儿子。

　　　　刘裕是司马家的曹『操』，但此“曹『操』”不若彼曹『操』，曹『操』东征西讨，把成年的儿子留在许都固然不尽合适，但刘裕把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前线肯定是不适合。

　　　　果然，刘裕离开长安后，先是沈田子诬杀王镇恶，后来王修又杀了沈田子，最后十二岁的刘义真又杀了王修，长安于是得而复失。

第94章　再望长安（）　
安皇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

　　　　关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长安，王镇恶功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峣柳之捷，与镇恶争功不平。裕将还，田子及傅弘之屡言于裕曰：“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裕私谓田子曰：“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世道一『乱』，人心不信——具体表现为对好人好事大家都不信，坏人坏事大家都愿意信。有人对我们说，有点权就腐败，我们都相信，因为这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有人对刘裕说，带兵的都有“活思想”，刘裕也愿意相信，因为这符合他的生活经验。不光是符合他的生活经验，更关键的是和自己的心理也契合。老子是这样，怎么能保证这帮孙子不是这样？

　　　　当沈田子他们报告王镇恶可能有“活思想”的时候，刘裕肯定得上杆子，丫现在对龙椅上的珠宝感兴趣，不能保证丫对龙椅永远不感兴趣。何况关中是王猛经营过的地方，老百姓还念他的好，这都是王镇恶拥兵自重的资源啊！

　　　　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王镇恶有没有“活思想”，先打个预防针再说，刘裕对沈田子私下交代：“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钟会是司马昭平灭蜀汉的大将，后来莫名其妙地造反，被司马昭安排的纪委书记卫瓘收拾了。中国的政治斗争有大量的历史案例，随便抽一个给你，体会去吧！

　　　　刘裕这番话，沈田子当然心领神会，这也等于给后来沈田子擅杀王镇恶授了权。

　　　　司马光评论道：刘裕你既然委任王镇恶镇守关中，又给沈田子说这些没盐没醋的话，这是标准的挑逗群众斗群众！司马光感慨道：“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这么大好的局面毁于一旦，太可惜了！

　　　　刘裕不能久驻长安是势之所然，留一大将代替自己经略西北也是自然之举，再安装几个监视摄像头也合乎组织程序，刘裕甚至专门修书给赫连勃勃要与他约为兄弟，他似乎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关中得而复失，旧都长安再沦入敌寇之手。

　　　　刘裕离开长安，夏王赫连勃勃听从谋士王买德的策略，分兵青泥、潼关，对长安实行了战略包围。强敌环视之际，沈田子约请王镇恶商议战情，而且是密商，老王也没在意，结果被伏兵杀死；这位沈哥哥以为清除了异己分子，立了大功，兴冲冲地只带了十几个人到大营来报功，一直在刘义真身边的王修如法炮制，把沈田子拎起来也杀了。

　　　　刘裕留在关中的主帅是儿子刘义真，这位小朋友才十二三岁，才具再高，也不过是少先队总大队长的水平，俗称“五道杠”。小小刘平日倒是挺大方，以赏赐左右为乐，王修是总大队长的政委，少不了要唠叨要管管，于是有人向“五道杠”讲授形式逻辑：王镇恶要造反，沈田子把他杀了，王修把沈田子杀了，说明王修要造反。

　　　　小小刘一听逻辑清晰，关键是王政委让小爷厌烦很久了，于是派人杀了王修。

　　　　长安自晋怀帝、晋愍帝被虏以来，沦入胡人已逾百年，六十多年前，桓温入关中，耆老有垂泣者：“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刘裕要离开时，三秦父老流涕挽留：“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

　　　　百多年来，东晋君臣都把光复旧地当成解决内部矛盾的筹码，转移视线的幌子，北方老百姓有再多的爱国热情也等于给瞎子使媚眼，白浪费表情。在刘裕心中，先篡位后恢复是既定方针，留一黄口小儿于战略要地——我们都不好意思用现代观念批评他自私到如此可笑地步——显然是荒唐不智的安排，王镇恶或许能抵抗夏王赫连勃勃的进攻，但是以王的贪鄙以及后来关中诸郡望风而降的情形看，人民群众对这支搜刮无度的军队确实失望、厌烦以至仇恨。

　　　　关中大势已失，刘裕派军队接应儿子返回，这支部队因搜刮过多，导致行动迟缓，刘裕最后损兵折将损失惨重。

　　　　此次长安失守，奠定了南北朝的基本格局，再一次证明“南不胜北”是一种历史铁律。

第95章　刘裕行篡（）　
安皇帝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

　　　　宋公裕以谶云“昌明之后尚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鸩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饮食寝处，未尝暂离；韶之伺之经时，不得间。会德文有疾，出居于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缢帝于东堂。韶之，廙之曾孙也。裕因称遗诏，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自汉末黄巾以来两百多年间，中国治少『乱』多，就政权更迭而言，“禅让—受禅”已经成了一种模式，后世的史家都爱用“篡夺”这样一个有情感『色』彩的词汇来形容，其实从政治制度构建的层面而言，依一定程序主动交权要比动刀动枪抢班夺权要好，江山不一定非要打来嘛，于天下有功，能控制住局面，能维持稳定，最好还能保证发展，那就“被禅让”一把也无妨，皇帝轮流做，其实才是中国的王道。

　　　　有榜样在焉，刘裕照着曹『操』、司马昭、司马炎的路线图，先做宋公，再做宋王，然后登基做宋皇帝。这些级别或台阶是必须经历的，不然资格资质就成问题，完善的程序对不合乎规则的行为一确认，一切就正大光明了。

　　　　不过刘裕有一样不同，曹氏受禅，没杀刘氏子孙；司马氏受禅，没杀曹氏子孙；刘裕却对司马氏大开杀戒。

　　　　刘裕听信了谶语“昌明之后尚有二帝”，就是老子登基得有俩垫背的皇帝，于是他把现任皇帝安帝司马德宗毒杀了，立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司马德文打开始就知道自己也很危险，所以当刘裕让写禅让的诏书时，德文同学“欣然『操』笔”——这应该是真的——他对左右说：“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问题是你甘心他不放心，谶语上说要俩垫背的，那就肯定是一个也不能少。晋恭帝最后让刘裕派人用被子捂死了。

　　　　清代学者王夫之《读通鉴论》评论道：“丕之篡，刘氏之族全；炎之篡，曹氏之族全，山阳、陈留令终而不逢刀鸩。刘裕篡而恭帝弑，司马氏几无噍（jiào）类。”所谓“噍类”就是活口。有意思的是，王夫之为刘裕屠杀司马子孙找了一个借口：“岂『操』、懿、丕、炎之凶慝浅于刘裕哉？司马氏投夷狄以亟病中夏，刘裕之穷凶以推刃也，亦有辞矣，曰‘彼将引封豕长蛇以蔑我冠裳者也’。”

　　　　在刘裕当权前后，有不少司马氏子孙投奔北魏。王夫之痛于明亡，所以对华夷之辨十分敏感。司马氏有人投奔夷狄，他们就是足料汉『奸』，就是“带路党”，“彼将引封豕长蛇以蔑我冠裳者也”，他们将带领鬼子进村，所以王夫之认为刘裕杀司马家族几近“贤者所为”，“春秋无贬词焉”。

　　　　司马氏子孙为了躲避迫害，逃亡至敌国乃至敌族，就算有不该不妥之处，尚在建康的恭帝司马德文没有道理替他们承担汉『奸』罪名啊。

　　　　刘裕杀司马氏，完全是不自信的心态使然。身处士族门阀政治的氛围之中，出身贫寒的刘裕心底里多少有些自卑，自卑不自信，对政权能否稳定总持有一种恐惧感，所以心态很难宽容。正因为有“窃取”的心理，所以才会用杀掉“失主”来消解心理压力。

第96章　后记（）　
东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时代。皇帝还在，但是权力不在，权力也不是掌控在外戚抑或权臣个别人手里，而是掌握在几个大家族手里，传统历史学家称之为“门阀政治”。他们共荣共存，虽然有矛盾斗争，但两千年来皇帝统治下动不动就诛灭九族的事却很少发生，这可能更符合“封建”的原本定义。

　　　　门阀制度并没有制约皇帝专制，只是把一个人的专制稀释成为几个利益集团的专制，这种专制本质上讲还不如一言九鼎的专制，当时东晋皇朝对内对外都缺乏组织动员能力，社会更混『乱』，人民更痛苦，所以我在书中讲道：“皇帝不专制，人民很遭殃。”

　　　　正因为经历了两晋南北朝的大混『乱』，所以“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有利于国家稳定”就成了中国人的历史共识，中国怕『乱』，一『乱』首先是老百姓遭殃，遭殃最彻底的也是老百姓，所以我认为维护稳定有深厚的心理沉淀。

　　　　历史学就是穿越，要真正读懂中国人，读懂中国政治，必须读懂中国历史，《这样读资治通鉴》写了好多年了，一开始总担心这样写下去没有话说，但是我个人体验是，生活在当下就永远对历史有新感受，我愿意把这种感受和读者分享，特别是年轻的读者。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对我的支持鼓励，特别是编辑李莉大姐，像老师一样盯着我，让我不敢偷懒。

　　　　2011年12月16日
：//20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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