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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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温和司马昱的关系，我看和晚清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kuāng）的关系有些仿佛，属于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这个词不雅）。桓温借的是司马昱的宗室名分以为内援，司马昱借的是桓温的势力以为外援，这样可以分别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果时代背景切换一下，袁世凯秉政也有可能扶持奕劻上台。

　　　　桓温切换了皇帝，任丞相、大司马，留亲信郗超任中书侍郎，做皇帝的值班秘书，自己仍然不留京城，还于姑孰（今安徽马鞍山的当涂），在自己的地盘和自己的部下待在一起比较踏实。

　　　　“温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而已，常惧废黜。”

　　　　这种日子过了一年，司马昱感觉命将休矣，急召桓温入辅，“一日一夜发四诏”。司马昱临死召唤桓温，一是他和桓温可能有这样的约定，这个江山从废司马奕起，就是桓温的了，只不过司马昱先名义上代理一段时间，现在我不行了，所以请桓温回来，下一步怎么办，你自己回来看着办吧；二是即使没有私下约定，司马昱内心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请老桓回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但是他也没有胆量或必要在死前把帝位禅让给桓温，所以含含糊糊地下了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接着又补充道：“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桓温本来希望司马昱干干脆脆把皇帝的位子主动禅让给自己，这样自己可以省很多麻烦，至于效仿周公、诸葛亮，他是没有心思的。但即使如此，司马昱“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的遗诏也没有顺利发下去。侍中王坦之截获这份遗诏，直接和司马昱戗上了，司马昱说：“这个破差事，谁想干谁干，你急什么？”王坦之说：“天下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司马懿、司马睿同志开创的天下，你怎么能随便送给别人呢？”司马昱和桓温即使有密约，在这种情形下，也不好公然转移国有资产，于是顺水推舟，让王坦之改了诏书：“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王导）故事。”

　　　　经王坦之打过折的遗诏到桓温这里，老桓一定是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王坦之是太原王氏，弱冠即与郗超并称；当时还有一个王彪之，是琅邪王氏，包括谢安，他们暗中作梗破坏桓温的篡夺大业。

第56章　得道不得道（）　
太宗简文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

　　　　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征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皆关东士望，王猛所荐也。瑶，骛之子也。

　　　　冠军将军慕容垂言于秦王坚曰：“臣叔父评，燕之恶来辈也，不宜复污圣朝，愿陛下为燕戮之。”坚乃出评为范阳太守，燕之诸王悉补边郡。

　　　　臣光曰：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何哉？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评者，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其国，国亡不死，逃遁见擒。秦王坚不以为诛首，又从而宠秩之，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卒于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拿下燕国，秦王苻坚以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以阳平公苻融为“使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王猛开始部署自己的人马，人才标准仍然是“皆关东士望”。王猛书生典兵，为了矫正当时氐族军队的军纪风气，有『操』切之处，也有妥协之处，没有自己强硬过界的地方，也就没有所谓妥协。王猛还是想用君臣之道、先王之法、朝廷纲纪之类的东西给这些骄兵悍将们上个笼头，不光是自己使用起来方便，也为整个秦帝国将来作考虑。

　　　　王猛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所谓民族融合工作。当时的中国北方，汉人、鲜卑人、氐人的人口比例是多少，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从总体上说，应该是汉人多，但是从“有效政治人口”来看，也就是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精英人口来看，汉人可能却是少数。氐人和后来的满族人一样，面临着以少治多的局面，在苻坚之前，没有这方面成功的榜样。

　　　　苻坚和王猛在主动寻找一种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保持军事的高压，一方面却要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妥协甚至是被同化。民族之间的斗争，不论是以少对多（如以『色』列以及中国历代的少数民族统治），还是以多对少（如俄罗斯对车臣），军事优势是一切的前提，民族的同化和被同化，双方或多方文化的认同，都是在军事压迫下进行的，这虽然看上去不美，却接近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在“游牧业vs农业”时代，少数游牧民族用军事优势和文化上的主动妥协，可以形成民族融合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已被证明；在“农业vs工业”时代，早期的工业文明用坚船利炮和政治文明也有殖民成功的案例。但是在现当代，在很多地方，在军事上、文化上都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却反而有了一种“非对称”的优势。他们可以用极端的手法来对付貌似强大的对手，后工业时代的高度文明，包括物质与文化，甚至包括“军事文明”，在攻击之下体现出了很大的脆弱『性』。“9·11”、阿富汗以及车臣等一系列种族民族冲突，也就是享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都是向着对立而不是认同的方向发展。

　　　　也许要再过几个世纪，人类才能对眼下的对立和冲突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探险家、军人、传教士以及商人开创了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后来是国家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持续发展了全球化，国际组织、互联网以及跨国公司也加入这个过程中。要建立超越种族、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在东西方都有实践，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思考有无远弗界的能力，而作为人或人群其行为都有局限，有历史的局限，有文化的局限，有经济的局限。

　　　　苻坚对鲜卑贵族采取了一体宽大的政策，包括祸国殃民的慕容评，当然祸的是燕国而不是秦国。慕容垂把慕容评比作商纣王手下的『奸』臣恶来，请求苻坚除掉他，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有超越一国一朝的共同价值，也就有共同的公敌。

　　　　苻坚没有甄别自己的敌人和天下公敌。对自己曾经的对手可以宽恕，对天下公敌不能宽恕，这是儒家处理敌我矛盾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天下公敌，不论把他当敌人来宽恕，还是当成对付其他敌人的同盟者，这都不是符合“道”的。

　　　　司马光认为，苻坚在崛起之后又迅速沉沦，“由不得其道故也”。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甚至无助。

第57章　北方统一乎？（）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

　　　　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南御秦兵，皆不胜，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将十万骑御之。库仁者，卫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与秦兵战于石子岭，库仁大败。什翼犍病，不能自将，乃帅诸部奔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什翼犍复渡漠南。闻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还云中。

　　　　公元4世纪70年代，是前秦苻坚统一北方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公元373年，桓温死掉了；公元375年，王猛也死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若干年。新的江湖是苻坚的，是谢安的，是慕容垂的。

　　　　桓温临死，希望朝廷给他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比如什么“加九锡”之类，他的政敌谢安、王彪之故意拖着，就是不满足他临终的心愿，这叫做多错多得罪人多，桓温这个官场异类在大家都看好他会造反的期待中，还是以晋臣的身份死去了。谢安、王彪之等当权后，并没有清洗桓氏家族，桓温的兄弟子侄做官的做官、带兵的带兵，政治上仍然受到信任。这不是一种制度安排，是谢安个人为政的风格，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不搞“肃反”是晋朝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这倒和今天有点类似，和谐为上，稳定是尊。

　　　　其实在专制体制下，和谐和肃杀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王猛病重时，秦王苻坚亲自为之祈祷，见庙坛就磕头，山神河神财神都是俺的神，统统祭拜，王猛生前死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

　　　　一个朝代一个企业，草创时期和成熟、烂熟时期的氛围是不一样的。草创时期有生气，烂熟时期有腐气，有生气则不拘一格，有腐气则步步雷池，教条僵化，特愿意把精力放在典章礼仪方面，讲究个没完。

　　　　公元376年，苻坚灭了前凉张氏政权。前凉政权名义上历八主计六十年，如果从张轨出任刺史实际控制了凉州算起，应该历九主共计七十六年。在十六国中，前凉居然享国最久。

　　　　灭前凉以后，苻坚利用代国的内『乱』，对代国发动了战争。代国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是后来南北朝时期北朝之北魏（386—557）的前身，所以没有算在五胡十六国之列。

　　　　当时代国的君主是拓跋什翼犍，胡人不像汉人那么独裁独霸，拓跋什翼犍把代国分了一半给弟弟拓跋孤。拓跋孤死，儿子拓跋斤继之，但是拓跋斤“失职怨望”，群众关系不好。拓跋什翼犍遭到苻坚攻击，大败复大病，此时世子拓跋寔已死，拓跋寔的儿子拓跋珪尚幼，拓跋斤忽悠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寔君（比世子拓跋寔多了个“君”，这么命名会让我们后人读史很辛苦）杀了什翼犍的其他儿子，顺便弑了自己病中的老爹拓跋什翼犍。这种内部的绞杀一旦启动，杀人者就有了魔『性』，“扩大化”就绝对难免。

　　　　代国内『乱』，本已环侍的秦兵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干涉别国内政。苻坚把拓跋寔君和拓跋斤押到长安车裂之，拓跋珪跟着母亲跑到了舅舅贺讷那里。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此人别有传奇，以后再说他。

　　　　前秦帝国（氐族）对鲜卑之燕国和代国只能算是一种表层化的武力征服，连有效的军事占领都恐怕算不上。对农业文明实施有效的军事占领，就可以让其臣服，对于汉人来说，不要看人口众多，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盘散沙，因为他们经济上依附于小块土地即可，很难像游牧民那样因为生存、生产的需要而自然组织化，自私、胆怯、缺乏组织化就让汉人族群成为特别适合专制存在的肥沃土壤，“投资环境”这边独好！

　　　　被氐人武力征服的鲜卑人，不论慕容部（燕）还是拓跋部（代），内部都是绝对高度自治的，掺不了沙子，也挖不了墙脚。头领臣服你，但他的下属只忠心于本族的头领，这和汉人是绝对不同的。我们汉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头领，不论是保甲制还是居委会，都很难让他们有自治的能力和习惯。

　　　　苻坚把拓跋部分为两部，氐人只能利用拓跋部内部的矛盾实施表面的统一和治理。苻坚所统一的北方内部是松散的，钢筋是钢筋，沙石是沙石，没有凝固统一为真正的混凝土。后世评论苻坚，多诟病其对鲜卑人过于宽容，其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面对汉文化成熟的南方，北方又汉人居多，苻坚战略思路肯定是“让胡人们先融合起来”。后来的蒙古人也是这个思路，把国人分为四等，让人数最多的汉人做下等人。建立坚强的核心没有错，有了核心再同化和被同化就能达成稳定的统治，再后来的满族人就是成功的案例。满人其实也是把国人分为若干等，在汉人之上的是蒙古人，他们和蒙古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苻坚的大思路不能说有错，只是『操』作层面有问题，未待混凝土固化即让其承受压力，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结果自己先崩盘了。

第58章　北府兵兴起（）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

　　　　初，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由是与谢氏有隙。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众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未尝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

　　　　东晋时代是皇族与士族共和的时代，标准的说法是门阀政治，也就是皇权不能独大，有大士族在其间平衡之。这种格局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甚至更早到司马越和王衍的合作，皇帝专制和门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