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河山别样红-第5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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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么大成就，这次谈判恐怕不易啊！”
“从民众党立足西北以来的作为看，该党是不大可能服从中央政府的。”阎锡山对老蒋所谓的和谈更不看好，慨然叹道，“历史上，秦平六国以定天下。现在民众党虽未占据关中，但却占据了可与强秦相提并论的齐国故地。这一东一西两大战略集团，在纵横捭阖间，无形中就奠定了今后国内的局势。不管是眼下的抗战，还是将来战后的政局，民众党已成了国内头号势力，举足轻重啊！”
阎锡山的说法让徐永昌心中的沉重又增添了几分，摇头苦笑后，便沉默下来，只看向车窗外看去。
8日下午两点左右，阎锡山一行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榆林，在周明远安排的住处安顿下来，准备第二天上午正式与民众党举行谈判。
周明远没有去和阎锡山等人见面，而是与赵振中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虽然他已经知道民众党的底线及应对策略，但看到徐永昌代表老蒋提出的谈判事项后还是有些不忿。
“老赵，老蒋和阎锡山竟想让我们把绥远、晋北让出来来？老蒋的中央政府丧师失地，我们辛辛苦苦消灭了小鬼子收复的区域他们就这么想靠红口白牙就拿回去？这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吧？！”
“绥远是肯定不会交给他们的，晋北那边若真交给他们，他们也没能力守住。这不过是老蒋用来试探的策略，不是阎锡山的意思，用不着在意。”赵振中淡然笑道。
“既然如此，那这谈判还有必要吗？”周明远疑惑道。
“还是有必要的。这除了可表明我们的立场，让老蒋那边死心外，也能借机摸一下老蒋的真实意图所在。”赵振中推测道，“既然老蒋说什么都可以谈，那明天谈的肯定就不仅仅是‘招安’和绥远、晋北收复区域的归属问题。我倒要看看他们想玩什么花样！”
民众党现在除了控制区域内的人口数量不如老蒋控制下的多外，在控制区域面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实力，都已全面超过了蒋记中央政府。加上人民军、护卫军接连歼灭日军而在国内外造成的影响，民众党已在事实上成为国内各方势力中最强大的。哪怕日军和老蒋联合起来，赵振中也有足够的底气与两者抗衡！
第二天上午8点半，民众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在榆林政府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是徐永昌、阎锡山、贾景德、梁化之、楚溪春；民众党方面列席的则是赵振中、周明远、田云逸、邹德贵。若是以双方对等来衡量的话，因赵振中的出席，民众党这边已是高规格了。
所谓无欲则刚，民众党这边对老蒋无所求，尚未开始交锋，这谈判的主动权就已经落在赵振中等人一边。双方落座并稍事客套后，也就直奔主题。
“赵先生，日军现在已侵占了东北、华北、华中偌大区域，包括**在内的国内各界也正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一致抗日。而贵党此前虽未服从中央，却也在抗战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既然都是抗日，那集中力量以赴国难便是当然之举。贵党为何就不能在中央领导下抗战呢？”徐永昌恳切地说道，“在我到西北之前，委员长曾明确说过，‘只要民众党肯服从中央，遵从三民主义，并在中央的领导下抗战救国，一切都可以坐下来谈。’这样的条件可是前所未有，贵党还有何可犹豫的呢？”
尽管徐永昌说的很是诚恳，条件听来似乎也不错，但赵振中等人却根本没往心里去。
轻笑一声后，赵振中语气平和但却坚定地说道：“贵党施行所谓的三民主义至今，维护的不过是大地主、大买办，及官僚资本家的利益，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我党却以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为根本，限制寡头等势力存在，是‘损有余而益不足’。
南京政府成立至今，不但承认晚清和北洋政府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每年要支付大笔战争赔款，还在国内以武力讨伐异己，无视民众生死。
28年北伐军绕道北上，将济南居民置于日寇屠刀之下，视同袍被日寇虐杀如不见。其后，对西北连续三年的大旱、长江大水救助不力；再加上轻弃东三省，在华北一再退让，凡此种种，注定了我党与南京政府间绝无联合可能！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贵我两党在为政理念上有根本不同，只要贵党不认清自身的历史问题并改变有关宗旨和政策，我党就绝不会承认贵党的中央政府！”
赵振中的回复让徐永昌、阎锡山等人一阵沉默，他们都没想到开头就出现了谈崩的架势。这让徐永昌有些无措。
“赵先生，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在共赴国难。在此情况下，即便贵党同中央存在政见分歧，可看在抗战的份上，彼此提供些便利应该不为过吧？”阎锡山打圆场道，“再说，贵党此前与我二战区在救助伤员、安置三晋民众、打击日寇上不也有过不错的合作么？我们把这推而广之也可以嘛！”
“为了抗战，在局部互通有无，提供些便利未尝不可。至于退而广之，却还要看具体情况了。”赵振中并未深入，反而转移话题道，“阎先生，我军收复了绥远、晋北等区域，贵方也提出了交还的主张，但绥远关系到西北侧翼的安全，又与关内地区相连，我党是不可能让出的。这没得商量！至于晋北，我方除晋西北及朔县、宁武外，其他区域可交由二战区接防。另外，在山西仍面临华北日军威胁的情况下，我方是不会让民众返乡的，以免出现类似南京大屠杀的事件！”
得到晋北，阎锡山却殊无喜悦之感，反而带着几分无奈说道：“贵党能交还晋北，这足见诚意。不过，有关接防事宜却要等我们几个回去后好好研究下，再做决定。”
民众党能主动交还收复的晋北区域，这本应是好事，但阎锡山心中却纠结不已。人民军能在绥远、晋北接连重创日军，那是因其有兵力、火力上的优势。若是由阎锡山二战区来驻防，别的不说，只华北方面军的航空兵团就够阎锡山头疼了！
阎锡山可不傻，人民军此番几乎把驻蒙兵团给全歼了，驻屯兵团也遭受重创，，可日军退守阳高的残余兵力仍有一万多。而华北方面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若是晋绥军这个时候顶到晋北，那势必要直面杉山元的报复。况且，20师团压在正太路附近，二战区部队本就疲于应付，现在也根本没有能力派兵北上晋北。加上晋北民众大多转移到了西北，这种种因素下，阎锡山对晋北也就有心无力、望而兴叹了。
“阎先生还是早点派兵北上的好，若是在两个月之内仍不接防，那我军即便不放弃有关区域，也不会再交还贵方了。”周明远提醒道，“总不能我军费尽心力打下的地方，却还要替你们驻守吧？”
赵振中和周明远此前分析过，阎锡山的二战区现在绝没有进驻晋北的实力。赵振中此前的“交还”是为了进一步争取主动，而周明远此时的限定却是为其后占据晋北做铺垫。毕竟，已吃到嘴里肉可没有再吐出来的道理。
“具体情况等回去后一定在一个月内给贵党答复！”阎锡山嘴里应着，心里却做好了放弃晋北的准备。当然，即便是放弃晋北，阎锡山也要以此为代价，给晋西南基地的发展换得煤炭、铁矿石等生产原料。
“招安”被民众党拒绝，绥远、晋北的地盘归属问题也基本确定，这次谈判似乎就应该宣告结束了。但徐永昌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新的问题。
“赵先生曾在前面说过为了抗战，可在局部进行互利合作。不知能否为正在施工的滇缅公路提供些帮助？若是能加快施工进度，或者自贵党控制的山南另外开辟一条直达云南的物资通道，那中央政府从海外获得物资的速度必将得到很大提高，有利于抗战！”徐永昌提议道。
虽然赵振中已预料到了老蒋派人来谈判绝不会只为“招安”和绥远、晋北的地盘，却也没想到竟是为了西南战略运输通道问题。
老蒋虽然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上出了一连串昏招，但其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还是有些能人的。在抗战爆发后，老蒋就知道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坚守，而西北又有民众党，蒋记国民政府只能退守西南地区。届时，外援通道将至关重要。
在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失守之后，滇缅公路的建设也就进入了实施阶段。在37年底，滇缅公路沿线近三十个县的劳工约二十万人被征集来到公路上。只不过，因云南南部地势复杂，交通不便，整个施工基本上都靠原始的手工操作。老人、妇女和孩子都投入了进去，依靠人力肩挑背抗来完成数量惊人的土石方搬运。
因滇缅公路设计路线与人民军在缅北驻防区域接近，而民众党又正组织力量在山南动用大批施工机械大兴土木，特别是其中有自缅北向西至阿萨姆的新铁路在建设，完工后，从吉大港出发的火车可直达缅北！这就让老蒋等人看到了山南人民军控制区的价值！
虽然现在东南沿海尚未全部被日军攻占，滇缅公路竣工后老蒋也可利用英国人控制下的缅甸铁路，将自海外获得的物资经仰光至缅北腊戎的铁路，再辗转运送到昆明和国内其他地区，但人民军控制并正扩建的山南铁路却无疑是另外一种选择。
“我党在山南确实在进行交通建设，在未来两三年内铁路也将修到缅北地区，但贵党正在建设的滇缅公路却距离密支那、八莫有不少的距离。若是贵党不怕转运麻烦，我党可提供物资运输上的便利，但需支付相应费用，以硬通货结算。”赵振中和邹德贵稍做商议后，便由邹德贵出面答复道，“至于滇缅公路的修建，我党可提供一定数量的施工机械，但同样要按国际价格以硬通货结算。具体事项可会后再议。”
虽然对民众党这种斤斤计较的做法有些微词，可现在能将施工机械运到缅北那地势复杂的犄角旮旯，也就民众党和英国人能办到。而英国人提供的条件却更为苛刻。至于其后利用民众党山南铁路运输的问题，却是几年后的事，现在还急不得。权衡之后，徐永昌也就点头答应下来。
在原本历史上，滇缅公路竣工后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但随着日军在42年初进占缅甸后，经由阳光、腊戎的铁路便告中断。滇缅公路也一度失去其作用。直到后来在滇缅公路的基础上修建中印公路，西南的战略物资通道才再次得以开通。但那时已是二战后期，中印公路运行不久二战便宣告结束，战略通道也就被闲置。
而在这个时代，因民众党在山南进行的建设，不但中印公路缅北至印度段提前得以修建，就是阿萨姆至缅北的铁路也正在建设。这就为后来战略物资通道的开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见民众党这边似乎也不难说话，徐永昌犹豫一阵后，又提出了新问题：“听闻贵党与海外华人也存在良好关系，在山南建设上还与兰芳致公党进行合作，不知贵党能否将海外华人的抗战捐助提供给中央政府一些？也好应对国内的抗战危局。”
“我党确实获得了一些海外华人的抗战捐款，但那是海外同胞提供给我党抗战用的，绝没有再转给他方的道理！”一听徐永昌要分润海外华人提供给西北的抗战捐款，邹德贵便当即拒绝。
在原本历史上，海外华侨的捐助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抗战时期华侨捐款，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全世界八百万华侨中，有四百多万人参加捐款。有人曾作过比较，战时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三十一比一。
何应钦曾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说，39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十八亿元，而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到40年上半年，华侨捐助总数已达八亿元至十亿元。而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八年抗战海外侨胞捐款总数为十三亿多元。
除了捐款外，海外华侨在抗战时期认购的救国公债、国防公债等债券的数目也极为惊人。抗战期间，蒋记国民政府曾先后发行了三十多亿公债。截至42年，海外华侨认购的债券总额就达到了十一亿元之巨，占了发行总额的三分之一还多！而对于这些公债，蒋记国民政府在战后却并未偿还！
可以说，若没有海外华侨的捐款和认购公债，在原本历史上，蒋记政府绝撑不到抗战胜利！
但在这个时代，致公党在兰芳建国却未能与南京政府建交，海外华人对此失望不小；而抗战以来老蒋丧师失地，国内崛起的民众党武装却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加上华美银行分布在南洋、澳洲、美洲等华人聚集地区，海外华侨的捐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