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战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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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30年后才揭开的小秘密。
在攻城的最后一天深夜，聂凤智的9纵和周志坚的13纵都碰到了强硬的钉子，部队伤亡惨重。当时，两位一线主将都不想再战了。两人商定，分头给前线总指挥许世友司令报告战况，婉转地说出再攻于我军不利的意思，争取许世友主动提出先撤后攻的考虑。
周志坚感到难以启齿，耍了个“小手腕”——推聂凤智出面。正这时候，许司令来电话询问战场情况和征求意见。聂凤智深谙许世友的脾气，他在战场上和下级指挥员通话多是督促部队“坚决打”、“继续攻”，很少有商量的余地。聂凤智将军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不能动摇首长的决心，于是他果断地回答：“我们正在组织力量，准备再次攻城，决心在天亮前突进城内！”
许世友遂下了最后攻城的决心，而聂凤智由此不得不把原准备的后撤计划改为攻城行动。
攻克济南的那天傍晚，残阳如血。聂凤智正察看突破口，一位通讯员满头大汗地跑来：“许司令到处打电话找你！”聂凤智以为又有什么战事，连忙赶回指挥所。
“嗯，这次打济南，你们干得不错！”许世友在电话里表扬道。
聂凤智手握话筒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许世友一向治军很严，轻易不表扬人。这是聂凤智跟许世友打了18年仗，第一次听到的表扬。
渡江战役——“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电影《开国大典》中有这么一幕：长江北岸，春寒料峭，27军军长聂凤智光着膀子，穿着一条短裤，带领指战员跳进冰冷刺骨的江水。霎时，“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水上练兵，是我们渡江作战的前奏。”聂凤智将军说，“刚开始主要是分散隐蔽在内河港汊湖泊中进行。为了真正熟悉长江水情，我们还趁雨夜雾天把小船抬到长江里练兵。按照渡江登陆要求，以船为单位进行战斗编组，练习上船、划桨、掌舵、拉帆、抢占滩头阵地等实战动作。”
有一天，聂凤智到江边临江坝指挥所检查工作。吃饭时，炊事员端上一小碟炒青菜，一小碟韭菜炒鸡蛋。聂凤智心中一阵纳闷：三四月间，青菜韭菜遍地都是，怎么变得金贵了？
指挥所的同志告诉他，这是长江南岸的菜，是侦察兵过江侦察时没有抓住“舌头”，顺手捎带来的，请首长尝尝鲜。
这餐饭触动了聂凤智的心思：如果派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江南地下党取得联系，及时而周详地了解我军当面之敌的情况，岂不更有利于大军南下吗？
聂凤智的这一大胆设想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赞誉与批准。人们熟知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就是根据27军“先遣渡江大队”的精彩事迹为原型拍摄的。
1949年4月20日夜晚，27军先全军一步开始渡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先头部队顺利占领对岸滩头阵地，聂凤智乘着指挥船随二梯队渡江。
是夜，风扫薄云，现出一轮明月，水影山光，上下一碧，江面上万船争渡，壮观无比。
此情此景竟触发了聂凤智的灵感。登上南岸后，他当即口授一份电报，拍给党中央、『毛』『主席』。
电报全文只有13个字：“我们已胜利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这是聂凤智将军有生以来拍得最短的也是最有诗意的一封电报。
这是封掩饰不住喜悦和豪情的电报。
这是一封报告中国历史将翻天覆地的电报。
从这13个字的电文里，我们似乎又读到了聂凤智的微笑。
第39章 聂凤智：虎将笑微微（2）（）
次日，『毛』泽东『主席』接到这份电报后，挥毫写下了我国新闻史上的名篇《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解放上海——和刘昌义面对面谈判
如果说打仗真有运气的话，那么在众多同样资历的将军中，聂凤智是运气最好的一位。打孟良崮，是他率9纵从山下打到山上，最先把红旗『插』上山顶；打济南，是他的9纵第一个突进内城，把助攻变成了主攻；打淮海，是他指挥的9纵攻克碾庄，为淮海大战立了头功；渡江战役，是他率27军第一个突破长江天险，拉开了解放全中国的帷幕。
如今，解放大上海，又是这个聂凤智的部队最先攻进了市区。
1949年5月24日晚，27军79师师长肖镜海兴奋地打电话报告军长聂凤智：“冲进去了，我们已经到了南京路，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着亮呢！”
27军打进上海后，遇到了一个让聂凤智头痛的难题：由于上面规定，在市区不准使用重武器，部队在强攻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西藏路桥时，被河北百老汇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大厦）的蒋军用轻重机枪拦击，许多英勇士兵献出了宝贵生命。
指战员气红了眼，愤怒地责问领导：“是爱无产阶级战士的生命，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有一个部队还把榴弹炮拉上来，炮口瞄准了百老汇大厦。
此时，只要允许开一炮，接着必然会有千炮万炮。苏州河北岸有上百万群众，一炮打过去将伤亡多少人？如果继续对峙，不但部队要遭受损失，苏州河北岸的大批工厂也难保不被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破坏。
聂凤智将军心急火燎赶到前沿，及时制止了准备开炮的部队，接着他又察看了地形，决定在军事上改变战术手段：一部分部队在苏州河正面佯攻，另一部分主力从两侧涉河迂回，包抄敌人的后路。
真是天助斯人。正在这个时候，我上海地下党与国民党51军军长兼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取得了联系。聂凤智将军接通了刘昌义的电话，简明地阐述了局势和我军的政策，希望他深明大义，为减少上海的损失，选择一条自新之路。
5月25日，这是上海解放的一个转折关头。南市新河27军军部，刘昌义过河来与聂凤智将军谈判，明确表示愿意率部队放下武器。当夜，刘昌义率领51军撤出阵地，苏州河北岸顺利解放。
刘昌义后来回忆那天谈判情景时说：“聂凤智将军貌不惊人，言语简明，尤其是他那微微的笑容，给人的印象极深，使我感受到力量和真诚。”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全上海宣告解放，聂凤智率领的27军获得了陈毅同志“军政全胜”的高度奖誉。
指挥空战——“歪打正着”的“口袋战术”
1932年4月的一天，在湖北孝感县的一个草坪上，停着中国工农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一群年轻的红军士兵正围着它指指点点，观看新奇，其中有一位个小、身矮、精瘦精瘦的红军战士张大嘴巴，瞪着眼睛，好奇地想：这怪物怎么飞上天的呢？
这位红军战士做梦也没有想到，20年后自己竟当上了空军司令员。
1952年7月，聂凤智北上丹东，任中朝空军代司令员，开始了他一生中漂亮的空战生涯。
朝鲜空战，无论飞机数量、装备质量和技术水平，中朝空军明显处于劣势。从飞行员队伍来看，美国空军号称“空中霸主”，而我空军则是“嫩芽芽”
队伍。然而，聂凤智司令员以其独特的打法，取得了没有讨价还价的优胜，扭转了朝鲜战场我被美空军压在头上欺凌的局面，把空中战线推移到青川江一线以及其南空域。美国空军参谋长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
1955年1月18日，以一江山岛为目标的大陈列岛的解放战役正式发起。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协同作战，聂凤智负责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统一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空军首当其冲。蒋介石经营多年的大陈岛坚固工事在空军稳、准、狠的打击下顷刻土崩瓦解。这一仗打得异常紧张激烈而又精彩纷呈。陆军、海军称赞空军道：“空军打得太出『色』了！”
在此期间，美军先后出动了上千架飞机来“声援”，终未敢与蒋军“共同防御”，结果也灰溜溜地退到了台湾。
1958年7月24日，国防部发布命令，任命聂凤智将军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空军司令员。当时全国安定，唯有福建前线战事频繁。国民党飞机不停轰炸我沿海，海峡上空局势异常紧张，聂凤智将军组织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空战，直至1967年1月，他还以“黑司令”的身份指挥打下了一架u2飞机。
“有一次，”聂凤智将军在回忆入闽参战时，又一次微笑了，“三批敌机先后窜至我泉州上空『骚』扰。我命令汕头、连成、漳州、福州等机场的战斗机起飞迎战。
按规定的指挥方案，运用的是打时间差的战术。应该是这批飞机来，那批飞机走，以保持空中连续的力量。没想到，起飞的时间没有搞好，各个机场的飞机几乎同时到了泉州上空，一下子把敌机团团围住。敌地面指挥看上下左右都有我机，以为我军早有准备，布下了口袋，连忙命令撤退。我穷追猛打，击落敌机两架。”
过了几天，彭德怀从北京打来电话，问聂凤智将军：“搞了什么‘口袋战术’？美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的报纸都在哇哇叫，说这个战术不是中国人指挥，可能是某国将领打的。”
聂凤智将军老老实实地回答：“哪来什么‘口袋战术’，是我们自己起飞时间没有算好，歪打正着呀！”
彭老总哈哈大笑：“歪打正着也好嘛，我军打仗的许多经验不都是偶然之中发现、总结出来的吗？你们要认真总结一下这个‘口袋战术’，以后还可以用！”
面对癌症——虎将依然笑微微
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晚年碰上了令人谈虎『色』变的对手——癌症，他又是怎样想的呢？
聂凤智将军递给我一封信，这是他被确诊为癌症后给司令部党小组写的一封思想汇报：我在无锡参加中顾委华东组会议期间，因感冒发烧，身体不适，坚持到会议结束，回南京后，即去军区总医院检查身体。接下来就是紧张的会诊、治疗和转院。
在军区总医院体检时，发现我的右肺上尖处有阴影，经静脉注『射』抗菌素一周，未见变化，总院和上海专家会诊后，提出两点疑问：一是如果明影是炎症，必然会引起体温和白血球增高，而我都正常；二是静脉注『射』未见阴影变化，有可能病变，要我到北京301医院作进一步的检查。
由于赶时间，我走得很仓促。6月25日离宁，26日上午抵京后即住院，当天就开始检查，28日上午医院组织专家会诊，下午就向我谈了诊断结果：右上肺尖可能癌变……从30日上午，我开始接受照光，自我感觉尚好，没有什么反应，身体状况也可以。
我得知病情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因病受到影响，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事业。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把治疗做好，向疾病进行斗争。
聂凤智将军说：“人家都说我打仗运气好，好运气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军时期，同我一起报名参军的几十名伙伴，大多为革命捐躯，而我却幸存活下来了。打济南时，我们9纵阵亡人数1377人，济南第1团十几个连仅剩三个连的兵力。1949年解放上海时，也就是全国解放前夕，我们部队又有大批干部战士倒进了血泊，他们中有‘济南第一团’的幸存者，也有‘长江第一船’
的战斗骨干……那么多革命先烈先我而去，我这条命又何足惜！在战争年代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我仍然这样想。”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贴大字报，讲首长打仗怕死。”何鸣在一旁补充道，“许司令把我叫去，问我，你相信老聂怕死吗？”我说：“首长身上有11个弹洞，一生负了8次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