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战将-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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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愿谈了；有的甚至警觉地问：“写谁不行，为什么要写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尤太忠将军的态度则完全不同。
他听说笔者要写王近山，一反过去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接受采访的惯例，热情地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这一年里笔者曾多次联系采访，均被他一口回绝）。他不但接受了，而且破例把笔者安排在他的书房里与他单独谈。据将军夫人王雪晨后来告诉我，尤太忠一般都在宽大的会客厅接待来访者，很少在书房里接待客人。
笔者清楚地记得，他谈王近山打仗时兴致勃勃，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谈王近山遭受的挫折时心情沉重，充满了深深的惋惜情感；谈到他新中国成立后和“文革”中的境遇时，有一种欲拔刀相助而难酬其愿的悲怆气概。
在199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战将——回忆王近山》一书中，有尤太忠将军写的一篇文章。尤太忠写道：“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与王近山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一起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在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同志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我们都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从王近山这位老首长、老上级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斗争经验。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曾经在战争岁月所向披靡、战功赫赫的王近山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不顾领导和战友的劝阻，执意与结发夫人离婚。他的个人目的达到了，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级别降为副军职，并由中将衔降为大校衔，下放到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
那一天，尤太忠将军向笔者讲了许多王近山将军打仗的故事。后来，笔者根据这些素材写出人物素描《“疯子”王近山》，发表在1993年《世界军事》第3期上，发表时标题变为“猛将王近山”，应该说，这是第一篇公开为王近山正名的文章。
从尤太忠谈话的表情和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老上级”十分敬重，这种敬重并没有因为王近山将军的落难而发生丝毫变化。岁月动『乱』，人事沉浮，没有使尤太忠将军放弃对一个人的真正情感。
1969年7月，王近山复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的复出，当时在军界上层是一件轰动的新闻，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王近山的复出是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毛』泽东建议的。其实，时任27军军长的尤太忠将军是促使王近山将军复出的主要推手。
这是尤太忠将军不经意谈到的一件内幕。尤太忠将军虽然是一员战将，但又有独特的政治嗅觉。王近山被处分后，他始终关心着这位老领导。
尤太忠将军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期间与许世友散步。
尤太忠说：“王近山的问题处理得太重了。一个老红军当个农场场长，叫人家怎么过啊？”
许世友：“那就叫他回来！”
尤太忠：“许司令，王近山这一级干部回来，要中央同意啊！”
许世友：“你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我有什么办法？”
许世友：“你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许司令，现在不是要准备打仗吗？”
许世友：“哦。”
正是尤太忠将军对许世友的提醒，带来了王近山将军复出的重要转机。
闻鼙鼓而思良将。在九大的一次会议上，许世友主动向『毛』泽东『主席』建议：“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王近山很能打，处理太重了，能不能让他出来带兵？”『毛』泽东问：“王近山我知道，你们哪个军区要啊？”许世友立即说：“我们要！”尤太忠将军说，这样又把另一位犯了错误的老中将周志坚也一起解放了。
1969年7月某日深夜1时，南京火车站，一对身穿褪『色』破军装的夫『妇』从郑州开来的硬座车厢里走出。男的一只手拎着一只旧旅行袋，女的用手拉着个三岁的小孩子，手上还拎着两个网兜，里面装着玉米、山芋、地瓜等杂粮。他们就是王近山一家。王近山夫『妇』一下火车，便对眼前的情景愣住了：三位军职干部早已站在月台上躬身迎候。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中山陵八号摆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为王近山一家接风洗尘。
那是一幅令人酸楚而又令人感动的画面。我在《猛将王近山》一稿中写的这一段，就是尤太忠将军亲口对我说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王近山将军永生难忘的一幕。而当尤太忠将军向我叙述这件事时，却是那么自然，那么平常。他说：那天我到南京开会，住ab大楼（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晚饭后散步，遇到军区司令部的管理局长，他原来是我们27军的干部。
我问他：“干啥？”
他说：“许司令指示接一个老首长。”
我问：“老首长叫什么？”
他说：“叫王近山。”
我马上就对他说：“几点钟到？我也去接。”
他说：“从郑州开到南京的火车，1点钟到。军长太晚了吧，明天你还要开会。”
我说：“你别管，我去接。”
尤太忠将军告诉我，当时他很兴奋，立即给几位王近山的老部下打了电话，问他们去不去接站，但态度都不明朗，有的说你去我就去，有的问去接站好不好？尤太忠怒道，“你们不敢去，我自个儿去！”
对尤太忠将军来说，为老领导复出提建议，老领导复出后去接站，这都是一位老部下应该做的事，是一个人无须考虑无须犹豫的正常行为。他说，老领导落难时不敢说话，落难的老领导到你家门口不出迎，那还是不是人？
尤太忠将军接着说：“到了半夜，吴仕宏来了，肖永银也来了，我们三个一起去火车站接。看到老首长这个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指着他带的那些农产品说：‘你带这些干啥？’他说：‘自己种的，你们城里人吃不到啊！’”
回到ab大楼，尤太忠将军立即叫管理局长炒了几个菜，给王近山夫『妇』吃。
尤太忠和夫人王雪晨一直陪伴在左右。
我曾多次参加将军们的聚会，老将军们在一起的话题并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是“生老病死”“吃喝玩乐”；是“某某人如何了”“某某人应该如何，而不应该如何”“某某人做得在理，而某某人太不像话”
等。他们评判事物的准绳不一定是政治，而更多是出于人情和良知。
“一个跟党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这样处理是太重了，‘文化大革命’冲击老干部就更不应该了。”尤太忠将军讲到这里，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显出沉痛的表情，眉宇中间的两条竖纹陷得更深，那条肉瘤更突出了。
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
笔者第二次采访尤太忠将军是1996年4月13日上午。三年多不见，将军得了一场大病，老了很多，脸上肌肉明显松弛了，神情有点疲惫。已过阳春的天气开始转暖，但他还穿着深绿『色』『毛』料军制服，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这次采访，笔者才清楚地看到，将军为什么始终拧着眉头——原来那是两道明显的竖纹，深深竖纹间是一长条略微凸起的肌肉。正是这展不开的眉头，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京剧武生相的效果。
“首长，想请你谈谈长征……”那时笔者在广州军区战士报社任副社长，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决定为尤太忠将军做一个专访。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忆昔抚今，将军说，“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
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9团5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17岁的小青年。在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战士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是齐齐整整的一半呀！
下面摘录的是笔者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笔者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尤太忠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于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得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60年了，那一个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藏民的冷枪，死了。藏民打枪准得很。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了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279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274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271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279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第30章 尤太忠：战将的风骨（2）（）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钳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西路军不失败反他是反不下去的。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4军、9军、30军、31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八万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四五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将军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将军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
尤太忠将军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他晚年阅读了大量的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
他曾经对笔者说：“讲真话吧，会得罪人；不讲真话吧，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都献出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吹的。”
有一次，他曾对一位老部下崔明礼说：“我问你，打羊山集时你是连指导员，你们在山上进入战斗时，全连有120多人，战斗下来就剩你光杆一个。你说现在要写的话，你怎么个写法，能都记到你崔明礼的名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