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战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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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9年4月1日，被称为团结胜利的九大在北京召开。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秘书处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秘书处是大会的主要事务机构，其成员大多是当时的走红人物。跻身其间，温玉成将军走向了他人生的权力顶峰。
然而，好景不长，良宵苦短。一年后，温玉成将军的名字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厄运的降临是那么突然，以致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林彪召见他时那浓重的湖北口音：“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
那是1970年6月4日上午，林彪在军委办公室单独接见了他。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殊荣。本来温玉成将军以为林彪要找他谈工作，其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分管作战、训练、通讯、交通。
温玉成没有想到会见后，竟给自己带来了如此不祥的消息。总参副参谋长是大军区正职，到成都虽然是第一副司令，但却是大军区副职。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要降一职使用？究竟什么叫不适应北京阶级斗争的需要？
望着温玉成吃惊的样子，林彪有意轻松一下气氛，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这时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说：“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三天后，温玉成将军一家乘飞机离开北京到成都。
下了飞机后，温玉成将军才发觉问题的严重。按照常规，一位新的副司令到职，起码也得来个副司令、副政委迎接。可下了机场后，只有一个小小的管理局副局长和几个战士站在机场迎候，军区领导没有一个到场。
温玉成人还没有到，黄永胜的电话已经先到了：“温玉成在北京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让他负责重要事情。”
温玉成在成都军区工作了一年多，他名义上是第一副司令，可连党委委员也不是，什么会也不叫他参加，什么事也不叫他管。在他的印象中他这个第一副司令只管过一件事，那就是司政后机关的行军拉练。因为其他领导都有事，叫他去带队。
林彪垮台后，也就是1971年10月28日晚上，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通知温玉成去谈话。他向温玉成宣读了北京传来的通知，撤销温玉成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职务，立即隔离审查。就是在那个黑沉沉的夜晚，温玉成被关进了与世隔绝的邓家花园。
“四人帮”垮台后，温玉成虽已被释放出狱，但他的问题一直没有结论，一等便等了五年。
温玉成将军的问题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有人说他是林彪的爱将，但他从北京总参副总长调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显然是受林彪集团的排挤。但林彪集团垮台后，他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罪加一等，被隔离审查。
有人说他是江青的红人，但后来弄清的事实说明温玉成被隔离审查，完全是江青欲置他于死地。但“四人帮”垮台后，他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恢复名誉、恢复职位。他的问题一直挂在那儿。
也有人说，温玉成的案是周恩来总理定的，但释放出狱也是总理办公室的通知呀。
历史的谜在历史的幕后
温玉成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初夏的北京之夜，天气闷得透不过气来，没有一丝一缕的风，忙碌了一天的温玉成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总参三座门招待所——他临时的家。他吃完夜宵刚刚躺下，就听到楼下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警卫员开门，陶秘书上楼。他对将军说：“黄总长的李秘书（李必达）有重要事情找首长。”
“什么事，深更半夜的。”将军似乎不太耐烦。
“他说有一封信想请首长转交江青。”秘书小心翼翼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李必达秘书在楼下会客厅等，这封信说要亲自交到你手上，他才放心！”
“我和江青也不太熟嘛。”考虑到自己和黄永胜的关系，温玉成觉得这事不太好办，有意推辞：“你下去告诉他，这事我办不了。”
陶秘书下楼后又上来说：“李秘书说，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今晚就不走了。”
“好吧。”温玉成将军打了个哈欠，说：“把信留下吧！”
温玉成一夜没有睡好，这封信出现注定了他必然倒霉的命运。此刻，他面临着极其危险的两难抉择：一方是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夫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一方是九大才通过的法定接班人林彪。
不把它交给江青，这是对江青的态度问题，万一让她知道了可不得了；如果把它交给江青，岂不得罪了自己的直接顶头上司林彪吗？
在人生的残余岁月中，温玉成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他心惊肉跳的夜晚。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值得他用一生的岁月去咀嚼，去回味，去反思。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温玉成将军是一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人，是一位不敢对上级有任何非议的人。这位来自江西兴国的放牛娃，15岁就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在执行上级命令中表现出毫不犹豫和不打折扣的坚决态度，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任何一位领导都会喜欢这种人，同时也需要这种人，尽管他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因此，在红军队伍中温玉成提拔得较快。
他19岁任团政委，长征开始时就担任了师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新四军组织科长、新四军6师18旅政委。
1945年，他作为华东部队的优秀分子，被选为到革命圣地延安开会的七大代表。
如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温玉成也许会一直在华野陈毅麾下作战，而不是在东野的林彪麾下作战了，那么也就不会有今后令他大起大落的悲剧命运。七大会议后，温玉成当队长，刘培善当党支部书记，率100名干部返回华东地区。当行进到太行山区时，突然接到中央拍来一封“暂停前进”的电报。原来是邓小平同志鉴于东北局势需要大批干部的情况，向中央建议温玉成一行直接进入东北。于是，这支100多人的精干队伍由南下转为北上，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地区。其时是1945年11月。
解放战争时期，温玉成一直在东野司令员林彪的指挥下作战，担任过哈东分区司令兼政委，独立2师师长、12纵34师师长、4纵副司令、41军副军长。林彪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他固然喜欢能独立作战、有独立见解的部属，但他也喜欢虽然没有特殊才能但却能够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部属。温玉成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给林彪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
温玉成将军没有忘记在东北第一次和林彪见面和谈话的情景。
那是东北民主联军创建初期，温玉成将军率领一个架子团的部队到哈尔滨的阿城地区剿匪，开辟革命根据地。在十分艰险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一面剿匪，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一面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不到半年时间，原来一个架子团的部队发展到3个团5200多人。
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也撤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双城，李天佑带温玉成向林彪汇报。当时主力部队急需补充兵员，但由于地方部队本位主义思想作祟而难以实现。林彪见到温玉成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温玉成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那里有3个主力团，还有各个县的县大队，有的县还有区小队……”
林彪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7旅从四平撤下来后损失过半，你们能不能抽一个团补充7旅？”
在战争年代谁都懂得保存实力的重要，但温玉成此时的回答却毫不含糊：“服从命令，我没有意见。”林彪对温玉成的答复很满意，但他又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便道：“你们抽1500多人到7旅，7旅抽一部分干部给你们，以后还可以发展嘛！”
后来林彪常常谈到这件事，赞扬温玉成党『性』强，执行命令坚决。
第25章 温玉成：福祸两茫然（2）（）
温玉成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无论谁当他的上司，他都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执行命令。1947年2月，“东总”首长命令，由6纵并指挥独立2师，配属炮兵1团、2团围歼德惠之敌。6纵司令员洪学智部署战斗时，开始确定温玉成的独立2师主攻德惠以南、铁路以西方向。这个方向离县城仅1公里，比较容易接近敌人。可是在总攻发起前，洪学智临时调整部署，叫温玉成把原定的进攻点让给16师，独立2师部队往西靠，攻打城西南有两个环城碉堡的阵地。当时，独立2师的其他领导意见很大，唯独温玉成没有二话。他说：“6纵领导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就要坚决执行命令。”温玉成积极部署，认真准备。这一仗，独立2师在相对困难的作战条件下，迅速攻占了两个环城碉堡，打开200余米的突破口。独立2师突击进城后，其他方向的攻城部队均未打开突破口，他们只得在城内孤军作战，伤亡400多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在辽沈战役中，独立2师改番号为34师，归12纵队建制。12纵队司令员钟伟看到34师即将攻下敌207师固守的最后几座大楼时，突然下令停止行动，把他的亲近的部队调来打。打了多次不能奏效，又命令34师打。当34师冲进大楼准备接受敌人投降时，钟伟又下令他的亲近部队接替34师。如此反复多次，温玉成率领的34师叫打就打，叫停就停，仍然没有二话。他还耐心地做部属的工作：“我们是军人，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温玉成在抗美援朝的首战中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战绩。1950年10月25日，温玉成任军长的40军118师进到朝鲜北镇与温井的两水洞时，他未曾料到，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就要在他的部队打响。
这第一仗打响纯属偶然。原来他们部队是作为我军进攻的次要方向，配合38军行动的。40军的干部对此颇有非议，温玉成一边做工作，一边率领部队按规定方向前进。在行进途中，当他听到温井方向传来枪声时，立即命令部队采取同敌人预期遭遇的姿态先行占领东北侧的高地。
北镇至温井是一条长约20公里、宽约1公里的谷地，谷地两侧是连绵的高地。南朝鲜一个加强营根本没有想到我志愿军会突然出现，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两水洞这个典型的伏击战场。当他们从猛烈的枪炮声中惊觉到对手非同一般时，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祸已经接近尾声。当时可以看到，这个谷地许多火炮尚未开架，大批的弹『药』箱也没有打开。
彭德怀总司令在第一次战役总结时如此评价40军：“首战两水洞，吃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毛』『主席』考虑，要把10月25日118师在两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这是40军的光荣！”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战争年代，这是一名优秀军人必备的素质，但在和平时期，尤其在十年动『乱』的政治斗争中，反映在温玉成将军身上的这种军人素质明显地暴『露』出它的缺陷。
走进政治漩涡
1969年1月1日，是温玉成将军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他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由大军区副职到副总长虽然都是副职，但这是由局部到全局的变化，由边防到首都的变化，由基层到总部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鼓舞人心的。但当温玉成将军这天乘坐三叉戟从广州飞往北京时，却是紧张大于兴奋，他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低，对到北京大机关担任领导一点把握也没有。飞机离北京越近，他的心中越是忧虑和不安，不知道在北京，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北京，给他带来了至高无上的荣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厄运。生活的辩证法竟是如此无情。
温玉成将军能到总参当副总长，这不能说与林彪无关，但也不是林彪一个人的意见。1966年8月，广州军区机关贴出了“打倒大军阀温玉成”的大字报，当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温玉成将军多次挨斗挨批。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元帅向林彪汇报了温玉成将军在广州挨斗的情况，林彪和叶帅商量解决办法，于是代表军委最高领导的表态电话迅速传遍了广州：“温玉成是好同志。”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