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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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宗臣，汝是外戚，都不应论功求赏。”
原来赵汝愚乃是宋朝宗室，而韩侂胄是宋宁宗皇后韩氏的叔叔，是外戚。赵汝愚的意思就是，咱们是宗室或外戚，应该要做出表率，不要争功求赏，不然别人认为咱们搞政变，乃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不过后来赵汝愚还是被宋宁宗任命为相，韩侂胄却没能进入权力中枢，这下他气坏了。韩侂胄有自己的关系，他与太皇太后及皇后都是亲戚，凭着这两层关系，得以出入宫禁，再加上他拥立皇帝有功，也渐渐博得皇帝的信任。接下来，他要想方设法打击赵汝愚。
在当时南宋学术界里，理学正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而朱熹则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时任宰相的赵汝愚是理学的忠实信徒，他掌权后，便推荐朱熹为讲筵侍讲。除了朱熹之外，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也纷纷被赵汝愚招罗到朝中。一时间，理学派成为朝廷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朱熹对韩侂胄有很强的警惕心，认为此人善于弄权，又凭恃其外戚身份扩张实力。他便警告赵汝愚：“侂胄怨望已甚，应以厚赏酬劳，出就大藩，勿使在朝预政。”但赵汝愚不以为然。朱熹遂直接向皇帝进谏，直言韩侂胄『奸』邪。当韩侂胄得知后，勃然大怒，决定要给朱熹点颜『色』瞧瞧。
韩侂胄打听到一个消息，朱熹给宋宁宗讲课时，总讲些“正心诚意”、“存天理去人欲”的东西，听得皇帝直打瞌睡。皇帝根本不喜欢理学！对韩侂胄来说，这可是扳倒理学派的良机。于是他故意设计了一出闹剧。
有一回，皇帝召优伶入宫唱戏。韩侂胄暗地里吩咐这些戏子穿戴峨冠阔袖，打扮成大儒的模样，在唱戏时，把理学家说的“『性』理之说”拿来说笑解嘲。要知道理学家们讲正心诚意，个个严肃得不得了，却被韩侂胄找来的戏子丑化了一番。对理学不十分感冒的宋宁宗，看到这出抹黑大儒的戏，亦不禁感到解气。这时，韩侂胄趁机说：“朱熹迂阔，不可再用。”皇帝早就对朱熹的讲学厌烦了，听韩侂胄这么一说，遂下诏罢免朱熹。
对韩侂胄来说，朱熹只是一颗小棋子罢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韩侂胄的真正目标，乃是扳倒宰相赵汝愚。
朱熹事件，成为朝廷中两派，即理学派与韩侂胄党交锋的导火线。
朱熹被罢后，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等人纷纷上书皇帝，要求收回成命。然而皇帝非但不挽留朱熹，还把陈傅良、刘光祖两人贬职。赵汝愚一怒之下，请求辞职，皇帝不批准。与此同时，韩侘胄反倒兼职枢密院都承旨，势焰越发嚣张。曾经从学于朱熹的彭龟年弹劾攻击韩侂胄，结果被罢官。陈骙出面为彭龟年辩护，也坐罪免官。
在这场交锋中，韩侂胄连连告捷，他的矛头很快对准了宰相赵汝愚。
要攻击赵汝愚什么呢？韩侂胄与一帮党徒研究半天，找了一个理由。自大宋开国以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宰相一职，不由赵氏宗室担任。赵汝愚是赵元佐（宋太宗赵炅的长子）的七世孙，这下子韩侂胄有理由了。于是他便指使李沐上书弹劾赵汝愚，称他“以宗室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并告他“植私党”“专功自恣”。这一击实在致命，赵汝愚被罢相。
韩侂胄的时代来了。
但是理学派也是不好惹的。自从理学兴起后，自称继往圣之绝学，就是把孔、孟当年的绝学接过来继续发扬光大。理学虽然不是宗教，但有着宗教般的信仰，他们强调正心诚意，要培养浩然之气。在理学派眼中，韩侂胄就是个『奸』佞之徒。
李祥、杨简、吕祖俭等理学名士，纷纷上书请留赵汝愚，并攻击韩侂胄。这些正人君子既然不屑使用小人手段，如何抵得过对手的阴招呢？遂纷纷败下阵来，要么被贬，要么被流放。但是理学自从北宋二程、张载倡导以来，到了南宋朱熹时已俨然成为学术之主流，信众基础坚实。老师被打倒了，轮到学生上场。
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传、徐范六人，伏阙上书，为赵汝愚等鸣冤，言辞激烈。在皇帝看来，学生此举，无异于公然要挟朝廷，大怒之下，把六名太学生流放到五百里外。这六名学生虽遭流放，却赢得人心，时人称其为“六君子”。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因为外戚身份，也不好就任宰相之职，于是便把他的同党京镗推到宰相宝座。韩侂胄虽不是宰相，实际上权力比宰相还要大。
在“六君子”上书后，韩侂胄也深感理学派根深叶茂，不容易一网打尽。要彻底清除理学在朝中的影响，就必须在理论上给予致命一击。韩侂胄与同党何澹等人研究后，出笼了一个伪学的名目。所谓的伪学，就是伪道学、伪儒学。
那么韩党攻击伪学的根据何在呢？
这里就要说一个故事了。
理学产生于北宋，特别是经程颢、程颐以及张载的倡导，成为时代显学。理学家对道统是这样认为的：孔子是得到尧、舜、文、武的真传，孟子得到孔子的真传，但是孟子之后，就没有人传承了，隔了千年后，程颐又继承了。程颐开创的伊川学派学说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与后来朱熹之学合称为“程朱理学”。
宋高宗曾一度对程颐学说大加赞赏，后来陈公辅上书，斥责伊川之学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当时南宋正值存亡关头，推崇伊川之学的人，多数只会高谈阔论，标榜道德，在国家存亡问题上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宋高宗遂下诏：“天下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也就是说儒学应该回归孔孟之说，应该师法于孔孟，而不是师法于伊川（程颐）。
宋高宗的这道诏书，后来便成了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的依据。何澹向宋宁宗提出：“臣愿陛下以高宗之言，风励天下，使天下人皆师孔孟。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使众人得而指目。”虽说韩侂胄一党攻击理学为“伪学”，乃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道出理学的一些弊病，比如“自相标榜”，“同门则相庇护”，门户之见颇深。
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才算真儒学，什么算伪儒学，标准为何？
切不要以为韩侂胄是要跟朱熹探讨学问，他可没那兴趣，也没那个水平，他巧立名目，乃是为了打击政敌，实施专政。但凡是攻击韩侂胄一党的，无论是不是真的理学家，统统打上“伪学”之名。于是乎，朝中同情理学者纷纷被罢，而严斥“伪学”者则加官进爵。太常少卿胡纮上书称：“宜严行杜绝，勿使伪学『奸』党，得以复萌。”这样，伪学与『奸』党挂钩了，党禁由是大兴。
既然是『奸』党，自然要揪出其党魁了。
当时朱熹是理学的领袖人物，自然被视为『奸』党党魁。朱熹被罢出朝廷后，皇帝还给了他一个秘阁修撰的闲职，其实他并未赴任，隐退在家。韩侂胄想打倒朱熹，胡纮、沈继祖等人本与朱熹有隙，便乘机大肆攻击，罗列了所谓十大罪状，并嘲讽朱熹毫无学术，不过是剽窃张载、程颐等人的思想。皇帝也不分青红皂白，便把朱熹秘阁修撰这个闲职也罢免了，朱熹弟子蔡元定被流放。
朱熹被打倒了，但党禁却未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庆元三年（1197）底，所谓的伪学籍隆重出台，就是朝廷编制伪学名册，列入名册的伪学『奸』党共计五十九人。这五十九人中，有四人曾经担任宰辅，包括赵汝愚、留正等；有十三个曾担任待制以上官职，包括朱熹、彭龟年等；有三十一人担任过散官，包括刘光祖、吕祖俭、叶適等；还有八名士人，包括前面提到的“六君子”及朱熹弟子蔡元定等。
这就是所谓的“庆元党禁”。
宋朝政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往好的说，总体上是比较清明的，也比较人道，以韩侂胄之专权，大兴党禁，仍然只是采用免官、流放、造『奸』党名册这些手段，绝少采用杀戮手段，固而宋朝党争频繁，但没有酿成东汉党锢血流成河之惨剧。往坏处说，党争频频，大大消耗国家力量，各党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对手上，却没有放在富国强兵之上。南宋没有好好利用这段和平年代来扩军备战，为北伐中原作准备，等到战争来临时，又要一败涂地了。
表面上看，在这场党争中，韩侂胄大获全胜。
事实上，情况比他所想象的复杂得多。较量还在继续。
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
在『奸』党名册中，除了四位宰辅之外，在其余五十五人中，朱熹排名第一。可是这位“『奸』党”党魁之死，居然引起朝廷的恐慌，因为当时朱熹四方门生信徒，齐聚于信州，欲为老师送葬。朝廷认为，这一群儒生聚在一起，准要妄谈时人短长，议时政得失，便下令地方官员严加防范，以约束其众。对朱熹的葬礼，尚且如临大敌，看来这场党争的胜败还未有定论呢。
朱熹死后不久，吕祖俭（列入『奸』党名册）的从弟吕祖泰向韩侂胄发难，他击登闻鼓上书，攻击“侂胄妄自尊大，卑陵朝廷”，请朝廷诛杀韩侂胄以防祸『乱』。此书一出，震动朝廷内外。此时韩侂胄的势力如日中天，而吕祖泰不过一区区进士，竟然单枪匹马向他发难，这胆子也忒大了。朝廷以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为罪名，杖责一百，发配钦州。
看来党人的力量不可低估。
这时也有人劝韩侂胄：“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然哪天党人上台，你韩侂胄也不免要遭殃。此时的韩侂胄已加太师，又封平原郡王，可谓权倾天下。他思忖着“伪学党”已动摇不了他的地位，遂稍弛党禁。被列为『奸』党的徐谊、刘光祖等人也先后复官。
韩侂胄攻击朱熹等人之学为“伪学”，其中有一点是得到皇帝认同的，那就是理学家们高谈阔论，谈义理，谈心『性』，谈道德，但说到经世致用，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于南宋朝廷来说，中兴复仇，恢复中原那才是大事业，这岂是坐而论道可得来的呢？但道学家们没能做到，执掌国家大权的韩侂胄呢？掌权这么久，也没干出什么大事业嘛。
这次，韩侂胄想证明自己，他要干一番大事业。
什么事业呢？北伐！
第46章 开禧北伐：丧权辱国之战（）
韩侂胄怎么突然想北伐呢？
原来金国出了『乱』子。自从金世宗去世后，金章宗继位，金国开始由盛而衰，政局混『乱』，兵刑废弛。北方鞑靼等部，又屡屡扰边，搞得金人连年兴师，士卒疲敝，府库空虚。韩侂胄听闻这些消息后，认为金国气数已尽，正是收复中原千载难逢的机会。由是他开始大议北伐，并招募士卒，从国库中取黄金万两，待赏有功之臣。
对于主战派人士来说，一直期待着出兵北伐的这一天，自然举双手赞成。此时，使臣邓友龙从金国归来，报说金国困弱，取之易如反掌。韩侂胄听罢大喜，以为这是建立盖世功业的良机，遂决意北伐。为了鼓励将士，他还在镇江修了一个韩世忠庙，并请奏皇帝追封岳飞为鄂王。
金国固然已衰弱，韩侂胄的算盘也打得不错，但有一点不得不提：南宋军队做好了北伐的准备吗？根本没有！
在韩侂胄专权的这些年里，把精力都放在讨伐伪党上，放在争权夺利上，偏偏就没有放在军政上。北伐固然好，可是有没有这个实力呢？北伐以光复中原，这本是国家大事，起码要有个长时间的准备，有足够的把握才开战。可是韩侂胄却完全颠倒次序，他是头脑发热，先决定要北伐，再来做准备。
倘若南宋军队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那么还是有胜算的。可是从韩侂胄决意北伐到出兵，整整用了两年又四个月的时间，而且军队在边界线上屡屡调动，早就被金国方面察觉了。金章宗判断南宋将有大动作，遂于开禧元年（1205）十一月下诏，命令陕西、山东诸将训练士兵以备不虞，并派出间谍收集南宋方面的情报，在边界上加强部队巡逻，以备宋军突击。
可以说，在北伐之前，金国已经做好抵御的准备，南宋先机尽失。
开禧二年（1206）四月，宋军发动试探『性』进攻。
山东京洛招抚使郭倪下令攻占泗州。南宋军队尚未进攻，消息便已走漏，所幸的是宋将毕再遇当机立断，提早一天发动进攻，总算顺利攻下泗州，旗开得胜。紧接着，宋军又收复几座县城。
由于宋军的进攻是试探『性』的，规模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