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工-第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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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当庭审案，并不复杂，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理寺是三法司权力调整的最大受益者，原本大理寺只是对案件进行复核，权力有限。
刑部的职权被削减，不过刑部尚书李养正、侍郎周应秋等人皆是阉党，罢免一些骨干以后，迁调原工部尚书黄克缵为刑部尚书，对刑部进行整顿。
黄克缵也是中立派官员之一，历任兵部、刑部、工部尚书，资历深厚，在迁调刑部之先，李彦特地跟黄克缵进行过一次深谈，就刑部的调整达成一致，才有后来的迁调。
让李彦感到比较放心的是如今朝中的官员多是一些实干派，在阉党和东林的斗争之后，能够留在朝中的，除了依附阉党的，剩下都是一些没有派别，资历比较深厚的实干官员。
临时内阁一致通过三法司职权的调整，刑部虽然被削权，依然非常关键，黄克缵出任尚书，也可谓众望所归。
黄克缵迁调刑部，李彦就提名徐光启担任工部尚书，之前徐光启探望李彦，随后就让阉党以练兵“孟浪无对”、“骗官盗饷”、“误国欺君”等罪名弹劾罢官，徐光启之前已经是礼部左侍郎，如今担任尚书，在东林为阉党罢斥，阉党给清洗以后为之一空的朝堂，这一任命倒也得到一致认可。
儒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虽然在李彦看来，徐光启并不适合为官，作为工部尚书，倒也算相对比较合适。
朝政的调整在逐步进行，李彦虽然没有自己的势力，内阁其他人以不结党自居，虽然利益牵涉不可能没有，权衡博弈，大致保持了平衡。
一些复辽系、华夏系的年轻官员，也借此上位，虽然大多数还没有机会独当一面，却在中下级官僚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王国兴、骆思恭分别为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辽南道茅元仪被任命为辽东巡抚。
原本已经给定了死罪，并且牵连了一大批人的熊廷弼这次也给从诏狱中释放，本来孙承宗提议由熊廷弼经略辽东，内阁其他人也倾向于赞同。李彦只能站出来强烈反对，他的理由就是熊廷弼于广宁之败也有责任，而且他离开辽东前线已经数年，根本不熟悉辽东现在的情况。
李彦提出的建议是打仗还是交给武将去打，地方治理茅元仪完全可以胜任，至于前线战事的统筹，他自请经略辽东。
李彦知道茅元仪资历相对轻了点，王国兴和骆思恭又是武将，虽然李彦并不认为武将就不可以治理地方，但是在明朝的体系下面，这个时候在这方面寻求变化，很容易激化矛盾。
最终，孙承宗首先支持李彦的想法，他是复辽系外对辽东和复辽军最清楚的人之一，何况李彦还是兵部尚书，并在实际上控制着辽东，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造成矛盾。
对权力进行调整，势必会损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也会有获利者，不过在当前的情况下，借着扫除阉党，正是绝好时机。
总体上来说，除了阉党，其他人都会有机会，这就使得反对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强烈。大家还都将矛头对准着阉党。
临时内阁行文各衙门与各地，要求严格按照大明律做事，不得逾越，并颁发了包括“十三条”在内的一些律法，要求一体遵行。
当然，要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其难度不可谓不大，好在这一政策也有依据，并没有什么人跳出来明确反对，以后就可以依此推行。
朝中声音比较大的，而且各地官员都有上疏，就是请命起复东林被阉党罢斥的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等人。
叶向高是前内阁首辅，刘一燝、韩爌等人是内阁大学士，赵南星是吏部尚书，高攀龙都察院左都御史。
这些人在天下读书人中名声很响，又都是东林魁首，他们的起复，也可谓众望所归。
叶向高等人入阁，内阁就将从五人变成八人，而东林色彩的官员将达到四人：孙承宗、叶向高、刘一燝、韩爌，并且孙承宗还是首辅。
虽然说东林派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派，很多时候也没有统一的步调，但是这样的态势也并非最佳选择，特别是李彦本身也曾经和东林走得比较近的情况下，赵彦、崔景荣、朱延禧等人就会比较担心。
而且不管如何，叶向高等人入阁以后，势必会从临时内阁五人中分取权力，虽然朱延禧等人未必想要揽权，但是如何调配，这也是个问题。
阉党得势之前，朝中皆是东林天下，东林诸人位高权重，不仅有几位内阁大学士，还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等人。
如果说让这些东林官员全都复职，那么朝廷就会回到阉党得势之前的状态，那也并非什么好事情。
五人内阁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大家磨合得还算比较好，虽然有分歧，但是都懂得妥协，也比较务实，所以朝政很快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叶向高等人入阁以后，势必打破眼下的平衡。
以李彦对叶向高等人的了解，叶向高、刘一燝、韩爌也都算有些格局，就以党争中的表现来说，远不如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来得激烈。
如何平衡内阁中的关系，乃至整个朝廷中的派系，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孙承宗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起复叶向高等人的议案，朱延禧等人也倾向于赞同，李彦却提出一个问题：“按照之前商定的十三条宪政，官员任用，必须依法经过固定程序，部院官员经过内阁会议通过即可，内阁大学士的任用程序，又该如何？本官以为，是否起复叶向高等人，也应该通过这个程序，而不是我们几个在此会议。”
按照明代惯例，内阁大学士的产生一般采用特简和会推，所谓特简就是皇帝任命，会推就是由六部九卿同六科十三道廷推阁臣，然后报请皇帝简拔任用。
李彦向来强调规则和程序，众人已经习惯，包括孙承宗在内，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他的提议也并不突兀，孙承宗就道：“李大人常说法治意识需要逐渐培养和习惯，就连我等也疏忽了，那么此事就安排廷推，诸位大人以为如何？”
“正当如此！”朱延禧看了李彦一眼，他本来也担心东林官员尽数起复，必定势大难制，要知道五人内阁当中，孙承宗、李彦都被认为是东林派，再加上叶向高等人，那就是绝对控制的局面，李彦此举，虽然不能说他和东林不对路，至少也可以看出他并非唯派系利益，反而像是一个唯律法者，这对内阁的平衡，以及国事都大有裨益。
其他人也都赞同，李彦也点头道：“会推确实是不错的办法，本官以为，应当将会推阁臣的办法也确定下来，以后阁臣任命，必须通过会推，其他方法产生的阁臣，皆为不合法。”
李彦在这里故意忽略“特简”这一做法，孙承宗等人也明白李彦的意思，不过此前特简已经被认为不合适，所以这点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同。
李彦又道：“还有个问题，就是阁臣的数量，也应当确定，本官以为内阁应当是处理国家大事的最高行政衙署，其核心应该是做事，各位大人以为如何？”
朱延禧点了点头：“不错，理当如此。”
“如果是这样，那么内阁大学士的人数就不能太多，不然分得太细，就成各部尚书了！”李彦笑了笑说道。
李彦强调了做事和决策的区别，他认为内阁既然是做事的话，那么就不能将决策和做事两种权力都握在手里。
按照明代的权力体系，内阁只是辅助皇帝处理国政的幕僚机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李彦在限制皇权的同时，自然也不希望出现宰相专权，他的想法就是将内阁一分为二，其一为学士院，对重要事项进行决策，其二就是专设一个负责执行的部门，统属六部处理具体的事情。
李彦之所以想这么弄，显然是受到三权分立的影响，当然他没有这么提出来，而是变换一种方式：“除了重大事项必须经由学士院通过，学士院还有制定律法的职权，律法一旦通过，则各衙署及大明子民，都必须严格遵守之。”
“再设国士院，遴选我朝德高望重者为国士，或百余人，或数百人，但凡学士院制定的法律，皆须经由国士院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李彦的这一提案，遭到孙承宗等人的质疑，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搞出学士院和国士院有何必要。，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242章 舆论（）
入朝以来，李彦一直在研究明帝国的权力体系，这个体系表面上来看，相当集权，所以权力都归属一个人，那就是帝国皇帝，皇帝则通过下面的官僚治理国家。
而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在中央这个层级上，又显得不是那么集权，不管是六部九卿，还是内阁大学士，一方面，他们拥有的权限不多，大事小事，都需要报请皇帝批红、用印，然后发旨决断；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虽然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但是从法理上来说，内阁不过是协助皇帝处理国事的顾问、幕僚罢了，并不能直接统属六部九卿。
加上可以风闻言事，权力很大的六科十三道，每遇重大事情进行朝议，往往争论不休，尤其是东林与齐楚浙三党对峙之时，互相攻讦，决策效率变得极为低下。
万历时很多官职空置，固然有万历皇帝怠于朝政的缘故，东林与三党争执不下，不管是哪一方的人选，都很难得到一致的认同，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李彦的想法就是从法理上确立内阁的集权，实行唐宋时期的宰相制，另外用类似于朝会的学士院，对重大决策进行表决，而国士院的范围就更加广泛，根据李彦的设想，学士院的学士应当由国士院进行推举，从而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
在两院的提案遭到否决以后，李彦很快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新方案不再提及两院，维持原本的内阁…部院制，但是在内阁中设首辅一人，次辅四人，大学士四人，首辅统揽全局，次辅分管方面，大学士可兼领，也可分管或不分管，重要决策通过九人内阁票决即可。
李彦提出对朝政的革新，就是希望不再出现那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一方面，将决策的权力集中到内阁；另一方面，也赋予部院一定的权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什么事情都需要报给皇帝，官员唯一的作用就成了争吵。
至于朝议依然保持，但是对朝议的范围和条件都要做出限制，实际上这个革新就是将原来皇帝手上的决策权，拿出来进行重新分配，一部分留给部院自主，一部分是由内阁决断，还有一部分经由朝议。
普通事务皆由部院自主，比较重要的事情必须内阁决断，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则需要经由朝议。
与过去相比，朝议采用票决，票决的结果即为合法有效。
实际上，朝议就是替代了李彦设想中的学士院的作用，不过朝议的参加者主要是部院大臣、六科十三道，以及少量的勋贵代表。
这个方案与原来的体系相比，一方面缩小了朝议的范围，但是朝议的权力大大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各部院的权力，当然，他们能够朝议的范围，也会因此而缩减。
有得必有失，相对来说，得到的是实权，失去的则是名义上的朝议权力，这个权力还是下放给内阁和部院的。
这一次，李彦没有直接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而是通过华夏时报、华夏文学发表了几篇策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这些策论中，李彦总是以阉党乱国为引子，指出法治、制衡的重要性，借以提出完善大明法制，并依法治国的施政方针；又以党争为引子，指出朝廷决策效率、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就在于决策体系不够通畅。
李彦认为，要防范阉党乱国的再次发生，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对现有的权力体系进行革新，其核心包括两点，其一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一方面是权力下放，另一方面是增加内阁的权力，实质就是在权力下放的同时，进行权力集中，以使得决策更有效率。
其二就是权力的制衡，朝议就是对内阁的制衡，都察院和六科是对百官的制衡，都察院与大理寺之间也有制衡，制衡的同时，各司其职，不影响决策和行政的效率。
根据制衡原则，李彦又提出仅仅是官僚体系内部的相互制衡尚且不够，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应该让天下人来监督官僚体系的运作。
就此，李彦再次抛出他的国士院构想，即从各地遴选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