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着中国通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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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相,决非如《禹贡》所述,跨今黄河、长江两流域。
同一时代的人,知识大抵相类,禹的治水,能否一变共工及鲧之法,实在是一个疑问。堙塞和疏导之法,在一个小区域之内,大约共工、鲧、禹,都不免要并用的。但区域既小,无论堙塞,即疏导,亦决不能挽回水灾的大势,所以我疑心共工、鲧、禹,虽然相继施功,实未能把水患解决,到禹的时代,汉族的一支,便开始西迁了。
尧的都城,《汉书·地理志》说在晋阳,即今山西的太原县。郑玄《诗谱》说他后迁平阳,在今山西的临汾县。《帝王世纪》说舜都蒲阪,在今山西的永济县。又说禹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安邑是今山西的夏县。这都是因后来的都邑而附会。
《太平御览·州郡部》引《世本》说:尧之都后迁涿鹿;《孟子·离娄下篇》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这都是较古之说。涿鹿在彭城说已见前。诸冯、负夏、鸣条皆难确考。然鸣条为后来汤放桀之处,桀当时是自西向东走的,则鸣条亦必在东方。而《周书·度邑解》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这虽不就是禹的都城,然自禹的儿子启以后,就不闻有和共工、三苗争斗之事,则夏朝自禹以后,逐渐西迁,似无可疑。
然则自黄帝至禹,对姜姓部族争斗的胜利,怕也只是姬姓部族自己夸张之辞,不过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下来,后人就认为事实罢了。
为什么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于后呢?其中仍有个关键。大约当时东方的水患是很烈的,而水利亦颇饶。因其水利颇饶,所以成为汉族发祥之地。因其水患很烈,所以共工、鲧、禹相继施功而无可如何。禹的西迁,大约是为避水患的。
当时西边的地方,必较东边为瘠,所以非到水久治无功时,不肯迁徙。然既迁徙之后,因地瘠不能不多用人力,文明程度转而因此进步,而留居故土的部族,反落其后了。这就是自夏以后,西方的历史传者较详,而东方较为茫昧之故。然则夏代的西迁,确是古史上的一个转折,而夏朝亦确是古史上的一个界画了。
第54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夏代事迹,有传于后的,莫如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一事。这件事,据《左氏》、《周书》、《墨子》、《楚辞》所载,(《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周书·尝麦解》,《墨子·非乐》,《楚辞·离『骚』》),大略是如此的。禹的儿子启,荒于音乐和饮食。死后,他的儿子太康兄弟五人,起而作『乱』,是为五观。太康因此失国,人民和政权,都入于有穷后羿之手。太康传弟仲康,仲康传子相(夏朝此时失掉的是王位,并非君位,所以仍旧相传)。羿因荒于游畋,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寒浞占据了羿的妻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唤做浇,一个唤做殪豷。夏朝这时候,依靠他同姓之国斟灌和斟寻。寒浞使浇把他们都灭掉,又灭掉夏后相。使浇住在唤做过浇的地方,豷住在唤做戈的地方。夏后相的皇后是仍国的女儿,相被灭时,正有身孕,逃归母家,生了一个儿子,是为少康。做了仍国的牧正。寒浞听得他有才干,使浇去寻找他。少康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把唤做纶的地方封他。有一个唤做靡的,当羿死时,逃到有鬲氏,就从有鬲氏收合斟灌、斟寻的余众,把寒浞灭掉。少康灭掉了浇,少康的儿子杼又灭掉了浇。穷国就此灭亡。这件事,虽然带些神话和传说的『性』质,然其匡廓尚算明白,颇可据以推求夏代的情形。旧说的释地,是全不足据的。
《左氏》说“后羿自迁于穷石”,又说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则穷石即非夏朝的都城,亦必和夏朝的都城相近。《路史》说安丰有穷谷、穷水,就是穷国所在,其地在今安徽霍邱县。《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说:有穷是偃姓之国,皋陶之后。据《史记·五帝本纪》,皋陶之后,都是封在安徽六安一带的。过不可考。戈,据《左氏》,地在宋,郑之间(见《左传》哀公十二年)。《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穀梁》作任,地在今山东的济宁县。虞国当系虞舜之后,旧说在今河南的虞城县。
《周书》称太康兄弟五人为“殷之五子”。又说:“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殷似即后来的亳殷,在今河南的偃师县(即下文所引《春秋繁『露』》说汤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的。官宫两字古通用,作官邑就是造房屋和城郭。商朝的都城所在,都称为亳,此地大约本名殷,商朝所以又称殷朝)。彭寿该是立国于彭城的。按《世本》说禹都阳城,地在今河南的登封县,西迁未必能如此之速。
综观自太康至少康之事,似乎夏朝的根据地,本在安徽西部,而逐渐迁徙到河南去,入于上章所引《周书》所说的“自洛汭延于伊汭”这一个区城的。都阳城该是夏朝后代的事,而不是禹时的事。从六安到霍邱,地势比较高一些,从苏北鲁南避水患而迁于此,又因战争的激『荡』而西北走向河南,似乎于情事还合。
但在这时候,东方的势力,亦还不弱,所以后来夏朝卒亡于商。商朝的始祖名契,封于商。郑玄说地在大华之阳,即今陕西的商县,未免太远。《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世本》说契居蕃,契的儿子昭明居砥石,昭明的儿子相土居商丘,扬雄《兖州牧箴》说“成汤五徙,卒归于亳”,合之恰得八数。
蕃当即汉朝的蕃县,为今山东的滕县。商丘,当即后来宋国的都城,为今河南的商邱县。五迁地难悉考。据《吕览·慎大》、《具备》两篇,则汤尝居郼,郼即韦,为今河南的滑县。《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此当即亳殷之地。《诗·商颂》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顾在今山东的范县。昆吾,据《左氏》昭公十二年《传》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该在今河南的许昌县,而哀公十七年,又说卫国有昆吾之观,卫国这时候,在今河北的濮阳县,则昆吾似自河北迁于河南。
《史记·殷本纪》说:“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左氏》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篇》亦有这话,仍作娀,则有娀,即有仍。鸣条为舜卒处,已见上章。
合观诸说,商朝似乎兴于今鲁、豫之间,汤先乎定了河南的北境,然后向南攻桀,桀败后是反向东南逃走的。观桀之不向西走而向东逃,可见此时伊、洛以西之地,还未开辟。
据《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夏朝传国共17代,商朝则30代。商朝的世数所以多于夏,大约是因其兼行兄终弟及之制而然。后来的鲁国,自庄公以前,都是一生一及,吴国亦有兄终弟及之法,已见第二章,这亦足以证明商朝的起于东方。
商朝的事迹,较夏朝传者略多。据《史记》:成汤以后,第四代大甲,第九代大戊,第十三代祖乙,第十九代盘庚,第二十二代武丁,都是贤君,而武丁之时,尤其强盛。
商朝的都城,是屡次迁徙的。第十代仲丁迁于隞地,在今河南荥泽县(隞,《书序》作嚣,《书序》不一定可信,所以今从《史记》。隞的所在,亦有异说。但古书皆东周至汉的人所述,尤其大多数是汉朝人写下来的,所以用的大抵多是当时的地名,所以古书的释地,和东周、秦汉时地名相近的,必较可信。如隞即敖,今之荥泽县,为秦汉间敖仓所在,以此释仲丁所迁之隞,确实『性』就较大些。这是治古史的通例,不能一一具说,特于此发其凡)。第十二代河隞甲居相,在今河南内黄县。第十三代祖乙迁于邢,在今河北邢台县。到盘庚才迁回成汤的旧居亳殷。第二十七代武乙,复去亳居河北。今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发见龟甲兽骨之处,据史学家所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不知是否武乙时所都。至其第三十代即最后一个君主纣,则居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
综观商朝历代的都邑,都在今河南省里的黄河两岸,还是汤居郼,营下洛之阳的旧观。周朝的势力,却更深入西北部了。
周朝的始祖名弃,是舜之时居稷官的,封于邰。历若干代,至不社会组织,失官,奔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居邠,仍从事于农业。又十传至古公亶父,复为狄所『逼』,徙岐山下。邰,旧说是今陕西的武功县。邠是今陕西的邠县,岐是今陕西的岐山县。近人钱穆说,《左氏》昭公元年说金天氏之裔子台骀封于汾川,《周书·度邑篇》说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邰则因台骀之封而得名,都在今山西境内。亶父踰梁山而至岐,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见所著《周初地理考》)。
据他这说法,则后来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陕西鄠县界内的,不是东下,乃是西上了。河、汾下流和渭水流域,地味最为肥沃,周朝是农业部族,自此向西拓展,和事势是很合的。古公亶父亦称太王,周至其时始强盛。传幼子季历以及文王,《论语》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见《泰伯下篇》)。文王之子武王,遂灭纣。
文王时曾打破耆国,而殷人振恐,武王则渡孟津而与纣战,耆国,在今山西的黎城县,自此向朝歌,乃今出天井关南下的隘道,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武王大约是出今潼关到此的,这又可以看出周初自西向东发展的方向。然武王虽胜纣,并未能把商朝灭掉,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使其弟管叔、蔡叔监之。武王崩,子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管蔡和武庚都叛。
据《周书·作雒解》,是时叛者,又有徐、奄及熊、盈。徐即后来的徐国,地在泗水流域,奄即后来的鲁国,熊为楚国的氏族,盈即嬴,乃秦国的姓。可见东方诸侯,此时皆服商而不服周。然周朝此时颇有新兴之气。周公自己东征,平定了武庚和管叔、蔡叔,灭掉奄国。又使其子伯禽平定了淮夷、徐戎。于是封周公于鲁,使伯禽就国,又封大公望于齐,又经营今洛阳之地为东都,东方的旧势力,就给西方的新势力压服了。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据说就制礼作乐,摄政共七年,而归政于成王。周公死后,据说又有所谓“雷风之变”。这件事情,见于《书经》的《金縢篇》。据旧说:武王病时,周公曾请以身代,把祝策藏在金縢之匮中。周公死,成王葬以人臣之礼。天大雷雨,又刮起大风,田禾都倒了,大木也拔了出来。成王大惧,开金縢之匮,才知道周公请代武王之事,乃改用王礼葬周公,这一场灾异,才告平息。
据郑玄的说法,则武王死后三年,成王服满了,才称自己年纪小,求周公摄政。摄政之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说周公要不利于成王,周公乃避居东都。成王尽执周公的属党。遇见了雷风之变,才把周公请回来。周公乃重行摄政。此说颇不合情理,然亦不会全属子虚。
《左氏》昭公七年,昭公要到楚国去,梦见襄公和他送行。子服惠伯说:“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据此,周公曾到过楚国,而《史记·蒙恬列传》,亦有周公奔楚之说,我颇疑心周公奔楚及其属党被执,乃是归政后之事。后来不知如何,又回到周朝。
周公是否是善终,亦颇有可疑,杀害了一个人,因『迷』信的关系,又去求媚于其鬼魂,这是野蛮时代常有的事,不足为怪。如此,则两说可通为一。楚国封于丹阳,其地实在丹、淅两水的会口(宋翔凤说,见《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正当自武关东南出之路,据周公奔楚一事,我们又可见得周初发展的一条路线了。
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之时,称为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史记·周本纪》文)。这一个江字,也是南方之水的通称。其实昭王是伐楚而败,淹死在汉水里的,所以后来齐桓公伐楚,还把这件事情去诘问楚国(见《左传》僖公四年)。
周朝对外的威力,开始受挫了。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时徐偃王强,《后汉书·东夷传》谓其“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后书》此语,未知何据(《博物志》亦载徐偃王之事,但《后汉书》所据,并不就是《博物志》,该是同据某一种古说的)。《礼记·檀弓下篇》载徐国容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