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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吕着中国通史-第1部分

小说: 吕着中国通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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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吕着中国通史》以传统国史为据分上下两编,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政治历史的变革。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典章制度、个人点评,倾注了吕思勉先生一生的真知灼见,能够给读者提供中国历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知识,是最权威、最经典、最完整的中国通史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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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自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120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他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钞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吕思勉识

第2章 出版序()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江苏常州人。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吕思勉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他和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

    他的这部《吕著中国通史》全书以传统国史为据分上下两编,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政治历史的变革。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典章制度、个人点评,倾注了吕思勉先生一生的真知灼见,能够给读者提供中国历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知识。其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曾长期作为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出版后数十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

    此次出版,原书中涉及回族、西藏和佛教等论述,与现今民族、宗教的形势和政策有出入,我们在保留作者愿意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删改。

第3章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作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彀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着(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编者注:即指《秦秋左氏传》,后同。)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见,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戟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

    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而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

    动物也有进化,但他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

    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被上文化的『色』采。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原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

    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

    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

    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

    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距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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