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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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已年满21周岁的李朝高宗开始亲政，李罡应停止摄政，但是，大权旁落于闵妃——大名鼎鼎的明成皇后——外戚集团。
闵妃集团不如李罡应集团那般保守。1876年，在日本的军事施压下，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也就是《江华岛条约》。条约中规定了两国互派大使、朝鲜开放两个港口、日本在通商港口享有类似“领事裁判权”的特权等诸项内容。这是朝鲜对外开港的第一份条约。此后，朝鲜国内亲日势力逐渐发展。
在朝鲜对外开放之初，李朝政权对欧美国家仍持排斥态度，但它毕竟显现了开明的迹象。1880年，前文提到过的美国海军将军薛斐尔率舰队经大西洋、印度洋抵达香港，再由香港出发抵达日本长崎。因为与李朝的直接接触并不顺利，他想到借助日本及中国的帮助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这年的7月，他与李鸿章建立起了联系。
薛斐尔与李鸿章是在天津会面的。自1870年之后，直隶总督多驻天津。二人的初次会面颇为愉快。李鸿章想借美国之力牵制日俄，因而答应尽力为其周旋。正如他在这年10月7日呈上的一份奏折中所言：“美国尚无用兵『逼』勒之意，但俄人已费巨饷遣将调兵，势必不肯中止，若不图中华，恐遂吞并朝鲜。”作为感谢，薛斐尔留下一名海军中尉军官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官。8月，薛斐尔回国述职。
次年7月，薛斐尔再次来到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鸿章对他说，朝鲜国内新旧两派分歧严重，一时难有结果，需要耐心等待。但是，薛斐尔认为李鸿章并未尽力，因为他并不相信朝鲜“内政外交皆自主”的事实，也不了解朝鲜国内新旧两派间的斗争有多么严重，他以为清廷可以命令朝鲜对外开放。
在李鸿章、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外交官黄遵宪等人的周旋之下，1882年，朝鲜终于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据日本历史学家伊原泽周的分析，在这几个人中间，黄遵宪起的作用可能最大。1880年10月，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一文经朝鲜特使金宏集呈给朝鲜高宗，在朝鲜朝野引起轰动。在此文中，黄遵宪将俄国列为朝鲜最危险的敌人，并以此为基点，提议朝鲜采取“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策略。
在朝美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李鸿章坚持要加入一条写明朝鲜是清朝“属邦”的条款，以“取悦于慈禧太后，而且也可借朝美条约，为其他列强继续与朝鲜立约的蓝本”。但是，李鸿章的这个要求被薛斐尔拒绝，因为后者认为签订条约的双方应该都具有平等地位。双方达成的妥协是，这一事实确定在此条约的附属条款之中。伊原泽周评论说：“李鸿章一心一意所坚持的属邦问题，除维持了封建的大清王朝的‘面子’之外，确无任何的实际意义可言。”没过多久，这一条款就因朝鲜爆发“壬午兵变”而被推翻。
1882年7月，“大院君李昰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发动兵变，且兵分两路，一路攻入皇宫，另一路攻打日本使馆，结果闵妃逃往忠州，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在闵妃的请求之下，中国出兵朝鲜；日本也在花房义质的请求下出兵。最终的结果是，叛『乱』被镇压，李罡应投降并被押往天津，后来被软禁于保定旧清河道署，闵妃则重掌政权。
8月30日，日朝两国签署了《济物浦条约》。这项条约除规定赔款、开港等条件之外，尚规定有“日本公使署兵员若干备警事”，也就是说，日本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此后，中日在朝鲜皆有驻兵。同年，中国亦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
1884年，经日本策划，朝鲜又爆发“甲申政变”。12月4日，以金玉均、洪英植等人为首的亲日的“开化派”（《清史稿》称之为“维新党”）推翻闵妃一派支持的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政府』，控制高宗，组建了新『政府』。三天之后，年仅25岁的“朝鲜总督”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帮助闵妃夺回了政权。洪英植被处斩，金玉均逃往日本。此后十年，朝鲜政局虽然变『乱』频频，政局却无根本动摇，直至1894年。
第45章 战略无奈（）
对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当时的西方媒体多有分析，其中不少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那段不堪的历史。我们将看到，不同的国家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有多么的不同。我们更将看到，如果失去了战略制高点，国家将处于何等可悲的被动境地。这场战争过去一百多年之后，所有有关它的经验和教训仍然引人深思。
1894年8月16日，中日正式宣战后半个月，美国肯塔基州的《黑泽尔格林先驱报》刊登了一篇分析战争原因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来自理查德·哈伯德（richardb。hubbard）。在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cleveland）担任第22任美国总统期间（1885…1889年），哈伯德曾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哈伯德如此讲述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
战争的根源可上溯到15和16世纪。日本曾数次入侵朝鲜，双方有过数次血战，然后中日之间、中朝之间也多次交战，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中国和日本都宣称对朝鲜有宗主权（suzerainty）……弱小而无助的朝鲜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向北京和京都（或东京）承认其附庸国的地位，每年向这两个国家进贡大米或金钱。奇怪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肯让步，直到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签署。这份条约是在台湾问题发生之后签署的。根据这份条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妥协，他们互相承认宗主权，并且规定，如果两国要往朝鲜派兵或屯兵朝鲜，以保护在朝鲜通商口岸的各自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商业安全，应该先行知会对方。而且这些军事行动只能用于这些目的。这个条约承认朝鲜的世袭君主制。
在此期间，日本的发展十分迅速，超越了作为其竞争对手的邻国中国，在朝鲜获得最大商业利益，并夺取了内海，而朝鲜则优待中国，不喜欢迫使其屈服的日本。在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上，朝鲜先前是债务国。后来，朝鲜和中国都内『乱』频仍，毁坏了日本的商业，并且导致了谋杀，不仅谋杀多位其本国朝廷官员，还谋杀了日本商人和官员。中国建议朝鲜赔偿日本数百万，因此避免了战争。随后就是日本的入侵。
可以说，中国的善意行动让中朝之间的关系更为友好。但是，对于日本在朝鲜的商业实力，中国越来越眼红，这是很自然的。在此期间，曾经是朝鲜内阁成员之一的金玉均（kimokim）卷入了一起推翻朝鲜『政府』、谋杀国王的阴谋，导致了朝鲜的无『政府』状态。金玉均逃亡日本，并受到日本『政府』的庇护。
日本拒绝了朝鲜引渡金玉均的要求。中国则同情这个“隐士王国”（hermitkingdom）。后来，金玉均在上海被朝鲜人和中国人下毒暗杀。中日之间的恶感开始加剧。最近，朝鲜又爆发反抗国王及其朝廷的起义。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之中，日本人的商业又遭到掠夺和破坏，一些日本人在租界中被谋害。
日本对此很愤慨，在没有知会中国的前提下增兵朝鲜。这对中国和朝鲜是个打击。在与朝鲜士兵发生几场小冲突之后，日本军队包围了皇宫，并在实际上使朝鲜国王成为战俘。针对日本的这些行动，中国也不顾天津条约的规定，也没有知会日本，就从海路和陆路往朝鲜增兵数千人。日本的巡洋舰拦截了中国船只，命令他们不要增兵朝鲜……日本向这些船只开火了。其中一艘船还悬挂了英国国旗。上千人死亡。战争出现了。
哈伯德提到的《中日天津条约》，指的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1885年4月18日就朝鲜问题在天津签署的条约，又称《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或《朝鲜撤兵条约》。这份条约主要有三项内容：其一，中日两国在条约签订后4个月内从朝鲜撤兵；其二，建议朝鲜国王从第三国聘用军官训练朝鲜军队；其三，在朝鲜发生变『乱』等重大事件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知会另一方，事情解决之后要马上撤兵。
在中方看来，这份条约仅仅是对某些事项的具体规定，而在日本人和西方人看来，这些内容等同于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中日两国在朝鲜政策上的不同高度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不难从哈伯德的评论中看出，在他看来，相对于中国，日本在朝鲜有更多的利益。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保护日本人在朝鲜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违反了条约规定的知会中国的程序而已。而中国出兵朝鲜，既没有正当的目的，又违反了条约规定的知会义务。当然，哈伯德所谓两国没有履行知会义务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对此，后文将另有补充。
哈伯德出使日本的经历多少使他的言论更加偏袒日本。但是，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上看，哈伯德的思路是典型的西方人的思路。
比如，1895年1月15日出版的《旧金山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中日两国都宣称对朝鲜有宗主权，但是，归因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关系，日本有更多的理由宣称其宗主权……日本致力于发展其贸易，并增加其在朝鲜的重要『性』，而中国则是朝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在朝鲜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在朝鲜的日本人比其他任何外国人都要多，因此，日本被迫采取行动保护其国民。”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日本对朝鲜的正面作用要比中国大得多。这些正面作用主要体现在日本对朝鲜的改革措施上，而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对日本有利，也有利于西方国家，而清国一直坚守的保守政策给朝鲜带来的只有愚昧和落后。1894年8月10日，《夏威夷公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描述朝鲜：
朝鲜的八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滋养着大约八百万人口，他们与中国在血统、语言、法律和宗教方面紧密相连……朝鲜人——统治阶级除外——十分贫穷。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一块天然的富庶之地能被邪恶且腐败的『政府』糟践成凄凉的荒野。人民苟活在重压之下，承担苛捐杂税以奉养堕落的官僚阶级。
在理论上，官职授予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精英。而实际上，考试只是一个空样子，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朝鲜有官僚无数，从国王的近臣到各省总督，还有各村庄的要人。他们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向普通百姓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这些钱的大部分都流入他们自己的腰包，作为他们购买官职的回报。尽管对百姓征收重税，『政府』国库却仍然虚空。
尽管在征税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见一致，但是，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看法却不同。朝鲜统治阶级派系纷杂，上流社会的人数比官职要多。在当下，正努力争夺官职的最大派别是国王父亲（指兴宣大院君李罡应）领导下的那一派。他是一位不友好的老绅士，在他儿子年幼的时候，他曾摄政，以铁腕统治这个国家。他对基督徒和所有外国人的迫害，最终使西方战舰突入朝鲜港口，迫使其签订通商条约。
他们憎恨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占据优势的日本人。两个月前，秘密特务（thesecretagents）打出了两个口号：“打倒压迫人民的税务官”，“赶走外国人，他们挣走所有的钱，而我们仍然受穷。”朝鲜农民是急『性』子，他们倾向于使用暴力，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狡猾的政客正要刺激他们的情绪，利用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十五年中已经发生三次。这一次，起义发生在首都周围地区，当然，外国人、随和的『政府』以及总体上善意的国王的大部分利益都直接受到威胁。于是，国王向中国提出出兵请求。
任何读了这篇文章的西方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若清朝继续控制并影响朝鲜，朝鲜毫无前途，对西方国家毫无好处。
文章中提到的“这一次起义”，指的是全奉准领导下的“甲午农民起义”，又称“东学党起义”。起义爆发的时间是1894年2月。他们提出了“诛灭倭夷，澄清世道”、“驱兵入京，灭尽权贵”等口号。因不敌起义军，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政府』出兵相助。
6月6日，清朝『政府』将出兵朝鲜一事通知日本『政府』，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随后率军约两千四百名进入朝鲜。两天之后，日本以保护侨民利益为借口，派出陆军约四千、水军约五百从仁川登陆朝鲜。6月11日，朝鲜『政府』与起义军达成停战协议。13日，朝鲜请求清军撤兵。清军同意退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