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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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磁晒淄蹀叁�、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
至此，清『政府』终于有了专门的机构及大臣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无论其目的是为了“借夷剿贼”，还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总理衙门的设立意味着洋务运动即将进入正轨。随着1864年太平天国被灭，“借夷剿贼”策略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但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清朝统治者总是难得要领。
事实上，“师夷长技”起初也并非为了“制夷”，仍然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才基本成为国策。
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呈上的《购买外洋船炮一折》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份奏折写道：“臣去冬覆奏一疏有云：‘金陵发逆之横行，在陆而不在水；皖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系属实在情形。至恭亲王奕䜣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现在看来，曾国藩所说的“第一要务”，主要分作三步进行。第一步是『政府』出钱买船炮，交由外国人指挥。
第41章 魔鬼战士：华尔和他的“常胜军”（）
前文提到的华尔应运而至。这位美国人被他的同胞、军事历史学家卡尔称为“魔鬼战士”（devilsoldier）。
华尔生于1831年11月。根据卡尔所著《魔鬼战士：华尔的故事》一书，华尔从小就十分叛逆，喜爱冒险。他不到16岁就跟船去过香港，18岁时进入美国文理军事学院学习。20岁时，他作为大副跟船到上海，从事货物贸易。次年，他开始从事劳工买卖，将中国劳工贩卖至墨西哥。在从事劳工买卖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臭名昭著的美国冒险家威廉·沃克，并跟随后者掠夺、屠杀墨西哥土著。
1860年，华尔再度从洛杉矶来到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冒险生涯。他在墨西哥的征兵、训练战士及战争经验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在苏松太道吴煦的资助下，华尔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洋枪队，成员既有中国本土人，也有西方人和菲律宾人。值得一提的是，吴煦之所以提供资金援助，并非出于贯彻彼时尚未成形的“师夷长技”国策，仅仅是为了缓解上海之围。而华尔等人之所以不辞辛劳，是为了获得资金。双方各取所需而已。
在几次上海之战中，华尔的洋枪队都有积极参与。1862年3月，在岳父、盐运使杨坊的保举下，华尔加入了中国籍，他的洋枪队也奉命改为了“常胜军”。但是，4个月之后，他在浙江慈溪被李秀成的军队击毙。
继华尔之后担任“常胜军”指挥官的，是大名鼎鼎的戈登。戈登最有名的战例是，在1863年12月，成功地利用太平天国苏州守城将帅之间的不和，使郜永宽、汪安钧等将领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最终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苏州。但是，因为李鸿章杀害了郜永宽等降将，戈登与之决裂，并将“常胜军”的控制权交给了英军。双方在意识形态及军事思想上的差异暴『露』无遗。1864年5月，清军攻陷常州之后，“常胜军”被解散。
根据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伊恩·希斯（ianheath）及迈克尔·佩里（michaelperry）的记录，1863年时，“常胜军”已拥有一支炮兵，其重型炮炮队及轻型炮炮队各有5名外国军官，共有19名中国军士，120名至150名炮手。它还拥有一支由12艘武装明轮船、30～50艘中国炮舰组成的海军。
除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还得到另外一支由清『政府』出资购买军火但由英国人担任指挥官的军队的帮助。这支军队的创建，是贯彻“师夷长技”国策的结果，也是英国放弃中立政策的结果。
1862年7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塞尔发布了一项文件，他完全抛弃了中立政策，突出了已经实施的干涉原则。这份发给所有在中国的英国官员的文件写道：
我们追求的理『性』路线是，保卫我们自己的贸易，保护通商口岸，鼓励清朝『政府』武装足够的炮兵、步兵和骑兵以打败太平军，迫使他们臣服。只要租界受到太平军的威胁，你们要调动驻上海的军队。宁波应该被帝国『政府』（指清『政府』）收复。当他们有足够的兵力完成这个目标时，他们将全力以赴对付南京。
根据英国议会的资料，1862年8月底，枢密院发布一项命令，废止了外国服役法（theforeignenlistmentact）的规定，授权海军少将谢拉德·奥斯本及李泰国为中华帝国征兵，并装备兵船。
下议院议员哈蒙德是支持者之一。他在写给海军部长克拉伦斯·帕赫特的书信中提到，英国『政府』应该在中国建立一支欧洲海军，以恢复整个中华帝国的秩序。
据这些资料的提供者伯克说，中国从英国买了一支武装舰队，并把它交由谢拉德·奥斯本指挥。购买这支船队的资金全部来自海关税收，共计65万两白银，其中，广州海关提供了25万两，上海海关提供了20万两，厦门海关提供了5万两，其余15万两来自以福州海关收入为抵押的贷款，年利率为8％～10％，以进出口关税抵偿贷款本息。“外国资本家很喜欢这种形式，因为它简单，并且能够节约他们的成本”。
在1863年7月之前，中国从英国『政府』手中购买了3艘炮舰，还在英国的私营船坞订购了另外3艘。相应的法律也制定了出来，比如士兵的薪水和口粮，伤员的退休金和补偿金，甚至还设计了一面黄绿条纹的军旗。但是，在这面军旗之下的这支军队，并非为皇帝而战，而是为李泰国和外国人的通商口岸而战。
1863年7月6日，伯克在下议院演讲时说：
很难确定这支军队的具体目标，因为『政府』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任何明确的概念。李泰国提出的在英国征兵的正式申请中说，这支军队将用于重建清『政府』在扬子江的权威，保护内河的商业安全，并且在公海镇压海盗。
伯克质疑哈蒙德所谓的“恢复整个中华帝国秩序”的野心，“恢复中华帝国的秩序的指令是一个相当大的指令。因为这支军队只有400人，而中国人口大约有4亿，相当于每个人要恢复一百万人的秩序”。
第42章 奕䜣之忧：垂帘听政（）
曾国藩所谓“第一要务”的第二步，是从外国购买军火，并培训自己的将士使用这些军火。第三步则是自己制造军火。比如，曾国藩在1861年创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左宗棠于1866年创设福州船政局等。在这两个方面，因为国内相关史料颇多，本书不作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要务”并非“唯一要务”。除了军事方面的建设，洋务运动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莫过于设立同文馆。
在恭亲王奕䜣的努力之下，清廷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引入西方科技，同时便利与外国沟通。1866年12月11日，奕䜣再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以提高机械及军火制造的水平。
但是，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建议遭到保守派的非议。根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1867年1月28日，奕䜣再上奏折，从历史根据与现实需要两方面出发，进一步解释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原因，并提出具体实施建议。原文如下：
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奏。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
……
中国所当学者，固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彻其原，法既明而用将在我。一则权益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孰得孰失，不待辩而明矣。
况六艺之中，数居其一。古者农夫戍卒皆识天文，后世设为历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语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此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奋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谨公同酌拟章程六条，缮呈御览，恭候钦定。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闲，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课功必易。又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
根据《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载，对于奕䜣的这道奏折，“御批‘依议’”。当然，御批者不太可能是11岁的同治帝载淳。1861年11月“辛酉政变”之后，两宫太后——东宫慈安及西宫慈禧——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䜣被加封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不过，4年之后，在翰林院编修蔡寿祺的弹劾之下，奕䜣议政王大臣的职务被慈禧太后免去，保留总理衙门大臣的主职。因此，此“御批”者实际上应该是两位垂帘听政的太后。
对于晚清『政府』所作的这些改革尝试，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西方媒体有过很多报道和评述。
1867年6月，美国波斯顿出版的《生活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伦敦《观众》杂志发表过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的一项改革法案》。这篇文章即是对上述奕䜣奏折所作的报道与评论。文章写道：
在中国，每位官僚候选人都要通过一项以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为内容的考试。中国人的思想近年已经被一个新的、非常令他们不愉快的疑虑（指外国入侵）大大地动摇了……恭亲王与海关总税务司及总理衙门谈过这件事情，最终决定付诸实施。中国的行事模式是法国官僚式的。主子（themaster）——皇帝、摄政王或他们的宠臣——暗示需要某种结果，相关部门就拟定出一份奏折，解释为何那个结果是值得追求的，并且提出一系列实施建议。皇帝用朱笔在这份文件上面写上“准奏”二字后，它就成为了一项新法。
针对奕䜣奏折中西洋各国“互相师法”等语，这篇文章写道，这些语句“明显来自欧洲人的建议，而这些建议能够被正式文件接纳，标志着中国人思想变化的深度。这份文件已经认识到进步是有可能的”。
西方人同时也预见到中国改革阻力重重。
1871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这个帝国的著名学者们嘲笑这个向西方学习的想法，因为他们通常将西人称为‘夷人’（未开化的野蛮人）。内阁成员及御史们团结一致，抨击此举有革命倾向，有辱中国的尊严。”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1858年中美签订《天津条约》之时，他是美国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条约中有关传教自由的条款，即出自他的主张。
在写这篇文章时，卫三畏已经见证洋务运动在19年世纪60年代后期因保守派的凌厉攻势而经历的种种困难。他在文章中给出暗示，随着中外矛盾的升温，仇外情绪必将高涨，改革派将面临更多的压力。
第43章 薛斐尔：李鸿章不懂海军！（）
在所有评述洋务运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文章中，美国特使薛斐尔（robertw。shufeldt）的见解或许是最具洞察力，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
1882年1月1日，在天津与李鸿章讨论朝鲜问题的过程中，薛斐尔给他的朋友、美国加州前参议员萨金特（aarona。sargent）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并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若干建议。两个多月之后，《旧金山晚报》刊登了这封书信的全文。
在书信中，薛斐尔将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称为“奇怪的赘疣”（strangeexcrescence）。“这位英国人（赫德）手下有一批外国官员，他们控制着海关，指挥炮舰和征税巡洋舰，并维护灯塔系统。实际上，从国外渗入中国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要通过这个政治体”。他说，英国人在商业与外交上已经控制住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