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红之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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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桂战争桂军总指挥黄绍竑的回忆：
滇桂战争是云南唐继尧因不得志于四川而改图两广。所谓“不得志于四川”，在表面上看是军事政治，而幕后则与鸦片烟土分不开的。民九（1920年）以前，滇黔都归唐继尧统治。滇黔的特产烟土则是分南北两路遍销长江以南各省及海外，北路是经四川、鄂西、湘西分销长江流域各省，南路是经广西分销珠江流域。护国之役，滇军出兵四川，因而滇黔烟土更易畅销，收入更大。
可以说唐继尧以云南一个穷省，民九（1920年）以前之能连年扩军用兵，是得力于鸦片烟土。以后，滇军被川军击败退回云南，也可以说川滇战争是由于川土、云土的冲突。唐继尧被顾品珍回军撵走，以贫瘠的云南当然养不了这许多兵。因此反顾拥唐的人乃不得不走广西依附孙中山以图生存。民十（一九二一年）唐继尧背叛孙中山，纠合在广西桂林、柳州的滇军，回滇杀死顾品珍，重复统治云南。拥顾反唐的人如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则又走广西，相应孙中山讨伐陈炯明。
这些反反复复的云南变化，都说明云南因为鸦片烟土没有出路，军队不能生存，不得不向外发展。唐继尧既重新统治了云南，而三杨范蒋也盘踞广州。那时川军力量已经长成，唐继尧不敢再向四川问津。又值旧桂系已经崩溃，新桂系尚未起来，两广局面正在纷乱。唐继尧认为是他恢复“霸业”的大好机会，也就是为烟土向南打开出路的大好机会。于是借着讨伐驻粤滇军为名，希图把力量伸张到两广。驻粤滇军虽然上层将领表面上是反唐的，内幕里则是千丝万缕血肉相连的，而贩烟土、发洋财更是彼此可以联合的主要因素，也就是唐继尧出兵两广的主要原因。
而尽管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战场上把滇军打得稀里哗啦，但是事实上当时新桂系也打到了“几乎全军要断炊”的地步。黄绍竑不得不把追击滇军残军的任务交给白崇禧，自己回梧州筹款。但就在这个时候，上天垂青于新桂系三巨头，黄绍竑竟然缴获了滇军的烟土。
原来滇桂战争爆发时，不但滇军自己携带了许多烟土作为军饷，也有很多云南商人带着大批鸦片跟随滇军入桂。希望滇军军事进展顺利，一帆风顺的把鸦片带到广州，获取那十倍厚利。谁知道龙云、胡若愚部队，被围困于南宁，唐继虞、张汝骥部队又被打得几乎全灭。被困在南宁的滇军，见战事前途无望，把烟土带到广州销售发财的计划破产，于是想勾结广西当地的鸦片商人把手里大约20万两鸦片处理了，可没想到这批烟土被桂系军方缴获。
按照黄的话讲“这就等于最后的胜利。这批烟土就是决定新桂系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12章篇 名谦与胡刮皮黑话翻译（）
胡刮皮急于摸底，不由先提起话题：“吴长官到一月有余，竟是扫平三股顽匪，实在是后生可畏，老朽今日得见，不虚此生啊。”
名谦举杯回敬道：“胡老爷过奖，晚辈立志从军，此身托与国家，保境安民乃是分内之事。”
“吴长官建此奇功，想必回去定要加官进爵，老朽也跟着沾光呢？”
“胡老爷谬赞了，土匪未灭，不敢回还。”
“残匪而已，老朽家丁百余，不出三月必献匪首于长官。老朽已准备劳军大宴，为劳苦功高的弟兄们送行啊。”
“不敢劳烦胡老爷，顽匪剿灭，我军自退。”
“古人云，劳师远征，与国不利，老朽担心得紧啊。”
“胡老爷过滤了，区区残匪，一月足矣，只是我军归途路远，粮饷确是不够的。今有烟土百斤，不知胡老爷可否换些粮饷。”
胡刮皮大笑：“好说！好说！不知长官需要多少粮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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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如下：
胡：你这么能打，想干什么？
吴：没啥打土匪而已。
胡：那也打的差不多了，回去请赏吧。
吴：还有些油水要刮，暂时不走。
胡：行啦，给你点东西，你走吧。
吴：想这么点东西打发我，没门。
胡：你老赖在这也不行啊，总要告诉我还要多久吧。
吴：你给我把烟土换成粮饷我马上就走。不然我就再淘换几个月。
胡：行！你说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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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小分析。
1、为什么胡刮皮要摆鸿门宴？
名谦拉起了队伍，扫灭了土匪，胡刮皮有些不安，怕名谦对他不利，影响他的生意，于是想把人叫进来，如果有机会就抓起来。
2、为什么名谦要去吃这顿饭？
查勘地形，查探敌方兵力，观察城墙厚度，观察胡刮皮的抵抗力量与抵抗决心。
3、胡刮皮为什么不抓或者杀人？
名谦的身份没搞清楚，暂时不方便动手，而且人家大军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自己也就一百多家丁，动起手来生死未知，他不愿意冒险。席间胡刮皮看到了名谦大衣下的手榴弹，自然也不好把话说死了。
4、马克沁机枪的来历。
北洋军、南洋新军都进口过马克沁机枪，属于马克沁m08型，带有棱镜式瞄准镜。
5、1919年烟土贸易。
烟土是云贵军阀的主要收入，过路费则是桂系军阀的主要收入，占财政收入的60％以上。一两普通的烟土可以买到三块大洋，而好的云土价格可以达到5块。一支德国原产盒子炮包括子弹不过70大洋，一支汉阳造也不过30大洋（不包括刺刀）。
6、民国时期的土围子。
地主自保用的小城堡，可以防御大股土匪，当然碰上张作霖这种上千人的巨盗还是认命吧。实际上经过了清末民初的几十年劣币驱逐良币，良绅基本上都变成了劣绅。
7、升平村。
确有其地，土地面积不变，人口按比例缩小。
8、茶洞岭。
确有其山，位于广州至湛江高速公路，茂名段附近。
外围资料——北洋修约外交（）
在20世纪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众列强包围的境遇中。包括英，法，德，日，美，等等。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却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外交形势——修约外交。这种外交政策的实施，不光在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还在于中国与各列强的关系亲疏，更在于其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大动荡。
在20世纪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众列强包围的境遇中。包括英，法，德，日，美，等等。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却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外交形势——修约外交。这种外交政策的实施，不光在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还在于中国与各列强的关系亲疏，更在于其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大动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奥，英普遍被削弱，日美崛起，强大。而在这些列强中，美国被当时的民国政府看作是比较“友好”的。的确，当时的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还没有很多的侵略中国的历史，可以说，还“没来得及”进行深层次的侵略。
当时的民国政府正式基于这一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外交”。修约外交主要有三个基本修约策略——以夷制夷，联美修约；援引公法，以理折冲；以子之盾，攻子之矛。以下分别简单阐述一下这三种修约策略。
一、以夷制夷，联美修约。夷，是我国古代中原正统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称呼。这里的“夷”这是指侵略我国的列强。这个策略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因为各个列强在华利益有所不同，也是因为他们实施的策略有所差异。顾名思义，这个策略就是抓住时机，联合一个国家来对付另一个国家。由于当时的中国一直处在弱势，所以这使“以夷制夷，联美修约”的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成为了可能。中国要想在国际上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助他国的力量，而在这些他国里，只有美国还未对中国造成较大的伤害，而且是当时新崛起的大国，并且一贯提倡公理外交。这就使联美成为可能。联合美国，可以使中国在美国的强大实力的笼罩下方便的行动，也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达到限制他国的目的。由于美国是当时新兴的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为中国的修约外交政策提供了良好的世界环境。当时的美国就象一把巨大的保护伞，使得当时的中国有进行修约外交的机会。在一战结束以后，中国北洋政府马上采取了联美政策。希望通过联美达到迫使日本放弃“二十一条”的目的，希望日本能够正确解决中国山东问题。而对日本的“整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美国的意图。日本在一战前急剧扩大了在华势力，并且提倡“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也容忍不了的。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自然要扩大本国在其他国家的力量。而日本提出的原则严重影响了美国在华势力的扩大，这成为了美国愿意限制日本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一战以后，美国领导召开了列强重新划分世界范围中各国势力的“巴黎和会”，并且制定了，维持世界新秩序的“十四点原则”。这些都大大鼓舞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联合美国的做法是极其正确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与众列强都有亲密的条约签订，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而美日不但没有条约的签订，并且在在华势力等方面的问题上还有分歧和矛盾。这就使中国的联美政策成为可能。就算在上冻问题方面，中国并没有成功，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了联美的政策。虽然“巴黎和会”的结果不尽如中国人之意。但是美国国内的态度还是提升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信心。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联袂政策一直延续到北洋政府修约外交的后期，末期的时候，甚至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后，还有些军阀对联美政策念念不舍。但是最终由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转移，和其他列强的阻挠和破坏，“以夷制夷，联美修约”的政策还是没有得以实施。
二、援引公法，以理折冲。北洋政府一直都坚持“通过正常渠道谈判”。而这些谈判所要坚持的原则则要出自“公法”，这个“公法”，就是指当时的“国际公法”。就是通用的国际法规则和程序。一直以来，中国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并不能跟随时代的脚步，更不了解国际法的概念。只是列强利用这一点，同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有违背国际法的条约，至于中国，还被蒙在鼓里。直到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派学生出国留学，也是由于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人，中国政府渐渐了解了国际法。而在了解的基础上，中国人发现了条约中大量不合理之处。这也使列强十分恼火。首先被援引的公理就是：情形变迁原理。国际联盟规约：大会可随时请联盟会员重新考虑已不适用之条约，以及国际情形业已变迁，或危及世界之和平者。中国则是利用了这一规定，对当时危害中国的一系列条约进行了修改。那山东问题作例子。中国要求解决山东问题就是根据了这个原则。表示：日本强迫签署的“二十一条”已经过时。当时的中国已经对德国宣战，中国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中德之间的一切条约应该在中国对德宣战的同事一并撤销。而不应再遵循。这就说明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野心。更证明了帝国主义的野蛮。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同情。另外一例，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中，中国代表多次提出要废除列强在华特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也迎合了“援引公法，以理折冲”的原则。中国代表表示，当初个列强形成在华特权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晚清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有效控制国内局面，控制政权，导致了各国列强在中国纷纷形成特权的局面。这大大的破坏了中国国家的统一性，无情的剥夺了中国主权。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情形了。所以，当初各国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应当废除。尤其是各国的租借地，更应当归还给中国。在此原则中，北洋军阀还确立了引用其他公法的惯例。例如，中国提出，各国在中国享有关税自由权是不合国际法的。按国际惯例，关税应当互交互换，而不应当只一方享有，而在当时的中国，关税受惠的只是列强一方。中国致使承受负担。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关税的制定应当体现两国的利益，像当时的关税方案时非常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