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红之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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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源公司在黄志信的精心经营下，从1863年到1893年的30年间不断有所发展，从而成为爪哇地区主要的华侨商行之一。
糖王黄仲涵与建源公司的黄金时代
黄志信在三宝垅娶一侨商之女为妻，生有三男（其中一个夭折）四女。黄志信把选贤任能的思想也用在他的孩子身上。他经过多年的考察，认为黄仲涵天资聪颖，是他的事业的理想接班人。因此他蓄意加以培养。1890年，他开始把建源公司交给黄仲涵主持。1901年黄志信病逝，留下1750万荷盾的遗产（约合700万美元）。他逝世前，分给他的另一儿子黄仲鹏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但不要他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
黄仲涵于1866年出生于爪哇三宝垅，1890年他接管主持建源公司时才24岁。19世纪末，世界和荷属东印度的形势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从1895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财政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财政资本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1890年荷印政府取消了甘蔗强迫种植制。1905年它被迫进一步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在欧洲商人及广大华侨的强烈反对下，荷印殖民政府于1910年前后陆续取消了华侨“通行证”、“居住区域条例”及“警察裁判”等殖民制度，因而华侨人口迅速增加。1890年荷印华侨人口总数为461089人（其中爪哇和马都拉有242111人，占总数的52。51％）。至1920年，华侨总数已增至809039（其中爪哇、马都拉有381614人，占47。42％）。1914年至1918年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上述社会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给黄仲涵的建源公司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黄仲涵接办建源公司以后，1893年即把它改组成“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并且立即扩大经营范围，同时先生在荷印各地及欧洲等地增设分行、办事处。在黄仲涵主持的34年间，黄氏家族的事业获得空前的发展。
随着甘蔗强迫种植制的取消及自由贸易的发展，黄仲涵积极从事蔗糖的生产及贸易。他经营了甘蔗种植园，并从1894年起先后接办了5家糖厂。这5家糖厂是：巴基斯（pakies），年产糖13000吨；里约阿贡（rejoagung），年产35000吨；丹卡尔朗径（tanggalangin），年产20500吨；波奈（ponen），年产12000吨；克列贝特（krebet），年产21000吨。5家糖厂总计年产101500吨糖。
这5家糖厂的总面积为7082公顷（17500英亩），总投资约达一千万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是印尼最先电气化的工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碳化”糖厂。从1910年至1914年，建源公司每年平均出口糖15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影响，出口量下降至6万吨。1919年至1925年间又增至7万吨。战后由于欧洲等地砂糖较缺，需求量大，糖价由1913年的每百公斤11盾6角5仙涨至1920年的53盾4角5仙，因此建源公司经营的糖业空前扩大，远销世界各地，获得巨额利润，1923年，全荷印有糖厂179间，其中华侨办的13间。黄仲涵的5间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黄仲涵因而有“爪哇糖王”之称。
1918年黄仲涵又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一家木薯粉厂，兼生产酒精，厂址占地为2000公顷（约5250英亩），连同种植园共有33万亩，年产量达270000担。它拥有工人3700名，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家木薯粉厂，产品远销欧美各地。
黄仲涵除了主要经营糖及木薯粉外，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木薯干、胡椒、玉蜀黍、花生、蓖麻籽、香茅油等。
为了适应上述贸易的扩大及发展，黄仲涵先后在荷印的雅加达、泗水、井里汶、日惹、梭罗、楠榜、锡江、万雅老、万隆、玛琅、棉兰、坤甸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伦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贸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10…1911年度至1914…1915年度的5年间，伦敦分行已出售72万5千吨爪哇糖，平均每年出售约14万5千吨。
1906年，黄仲涵在三宝垅用400万荷盾的资本创建了“黄仲涵银行”，并在泗水设立分行，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后来又扩大经营火水灾及人寿保险，代理经营了7家保险公司的业务。
1911年，黄仲涵把他的经营扩展至航运业。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协荣茂轮船公司”，购有三千吨的轮船“南荣”、“万丰隆”、“极乐谷”、“强盛”、“强安”等，往来于印尼及新、马各地。后来又经营了“顺美轮船公司”，增加“顺安”、“万宝源”等9艘轮船，成为荷印华侨航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黄仲涵经营的事业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890年起，适逢荷印殖民政府改变其殖民经济政策。黄仲涵及时利用这种机会，积极改组其贸易结构，发展甘蔗种植，兴建糖厂，扩大经营范围，大力开展国际贸易，从而使公司业务迅速发展。第二，从其父黄志信手中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资产，也继承了已经形成的商业贸易网和信誉，为其事业的进一步扩展打下了雄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第三，继承父志，用人唯才，重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他多次选派有才干的荷兰和华侨青年到欧洲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他重用外国人和华侨专业人才担任他的各个分行及各部门的领导职务，用高薪聘请德国等国专家到自己的企业中进行指导。他是最先在工厂中采用流水作业法等新的生产流程的企业家，这些在当时华侨企业中都是罕见的。第四，他受学校教育不多，但刻苦自学，除中文外，他懂印尼语，英文荷文的商业书信来往他都亲自过目审阅后才签发。他有敏锐的观察和过人的胆识，这从他上述的经营思想已可见一斑。这里还可再举一例。1920年至1924年间，由于糖业贸易兴旺，吸引了不少华侨商人也进行砂糖的投机买卖，因此一度曾供过于求，糖价暴跌，华侨糖商破产者不少。黄仲涵一度也亏损数百万盾。正在这一时期，有一次他的代理人请示他是否还要买进，结果黄仲涵出人意料地决定继续收购所有要出售的原糖。后来。果然糖价又回升，黄仲涵不仅弥补了原来的亏损，而且还获利。
黄仲涵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兴盛发展，早已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垂涎。1921年，荷印政府以要黄仲涵缴纳三千五百万盾“战争税”及“双重收入税”为由，企图扼杀建源有限公司，同时又企图以七千万盾的价格收购其企业。黄仲涵对于荷印殖民政府的无理要求加以拒绝，最后离开了印尼而移居新加坡。1924年7月，黄仲涵病逝于新加坡，终年58岁。其遗体运至印尼三宝垅，和其父亲安葬在一起。他留下的遗产估计达二亿荷盾，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其产业分别交其子女继承。
黄仲涵前后共娶了8个妻子，生了26个子女（13男、13女）。
黄仲涵在世时，效法其父黄志信，在众多子女中，挑选了他认为有才干、能继承黄氏家族事业的两个儿子黄宗宣和黄宗孝加以蓄意培养，作为他事业的接班人。黄仲涵立下遗嘱，把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产业交给黄宗宣、黄宗孝、黄宗节、黄宗燕、黄宗翼、黄宗诒、黄宗谋、黄宗雄8个儿子继承经营，黄仲涵去世时，最小的儿子黄宗才尚未出世，后来他长大后，其兄弟也培养他参加公司的经营。对其他的子女，黄仲涵另立遗嘱，分别分给他们一定的遗产，但不许他们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过去有不少史料说，黄仲涵去世后，其事业由“长子”黄宗孝继承主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据原三宝垅建源公司经理李金宏说：“当黄仲涵去世时，他没有向荷印政府对华人采取的法律屈服。他也没有被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法律所束缚。他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立下遗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8个妻子所生的26个子女中的9个儿子来继承。
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继续发展和衰落
黄仲涵逝世后，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即由黄宗宣（25岁）和黄忠孝（19岁）两人主持经营。当时其他六兄弟尚小，在学校受教育，黄宗才则1925年才出生。这个时期，建源公司经历了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1942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统治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印尼获得独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从而结束了三百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等重大历史转变。这时期建源公司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黄宗宣、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以后，首先采取措施在世界各国进一步建立分支机构，扩大国际贸易。1925年在印度加尔各答、1926年在孟买创办了分公司，把过去由伦敦分公司向印度间接经营的糖业改由这些分公司直接经营。建源公司以这两地为据点，进一步把它的贸易扩展至科伦坡、卡拉奇、巴夫纳加尔、奥卡港和布迪奔多尔等地。1928年在卡拉奇又设立一家分公司，作为向伊朗、阿富汗、旁遮普、俾路支土坦及印度西南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除经营爪哇糖外，1930年还从印度孟买、卡拉奇出口羊毛、棉花，1931年从加尔各答出口麻袋。1929年后又先后在中国的上海、厦门、广州、天津以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1932年在泰国曼谷、1948年在美国纽约、缅甸仰光，1950在巴西等地开设了分公司。这些分支机构的建立在组织及经营范围方面，使建源贸易公司继续取得某些发展。
为了实现黄仲涵在祖国建立工厂的遗愿，1933年黄忠孝亲自返国观光，调查了创办工厂的可能性。他返回印尼后，即着手进一步开展与祖国的贸易。一方面建源公司在雅加达和泗水两地举办了空前的“国货展览会”，另一方面着手筹备在中国上海兴建第一间酒精厂。1934年5月10日，设在上海浦东的酒精厂正式奠基，厂地为150亩。建源公司一方面从印尼委派了黄祥贤等专业管理人员及主任化学工程师到上海主持办厂，另一方面从欧洲输入先进的现代化机器设备。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施工安装，工厂于1934年11月16日正式建成投产，日产量为7000加仑，纯度达96％至97％。黄忠孝为了纪念其父黄仲涵的爱国精神，在工厂厂房前的石碑上刻有“继父前辉”四字。中国酒精厂是华侨资本在国内投资和建成投产的较大企业。当时中国的酒精大部分靠外国输入，因此它对祖国的工业也填补了一个空白。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后，酒精厂即被日寇没收，不少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抗日战争胜利后仅剩一个烂摊子。1947年黄宗孝曾派其弟黄宗诒回上海进行整顿，但遭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黄宗诒甚至被诬蔑为汉奸通敌（黄宗诒在印尼曾因提议活动遭日军监禁，直至日本投降后才恢复自由）。黄宗诒气愤地离开祖国，返印尼后曾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直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该厂才逐步恢复，1954年改建为上海溶剂厂。1956年该厂和上海建源公司也参加了公私合营。
1928年，为了适应国际国内贸易的发展，建源公司建立了中爪哇仓库有限公司，在三宝垅、泗水、巴苏鲁安、普波哥等地设立办事处，其仓库除自用外还出租，同时还设立了经营土地及房产的公司。
建源公司这个时期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糖业一度萧条。因此建源公司将其贸易扩大至其它领域，先后经营皮革、橡胶及电影业，并从西方直接输入棉布、消费品及肥料等等。1935年至1942年经济复苏后，建源公司在楠榜、坤甸、马辰、占砷等地大力经营橡胶业，赚不少钱，且曾有“印尼橡胶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个时期建源公司尽管一度有所发展，总的说来，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后却逐步走下坡路了。
1929年经济危机打击了建源公司的经营。1929年至1930年雅加达建源分公司一度关闭。1931年由于经营一再亏损，第一主持人黄忠宣对经营已丧失信心，以健康不佳为由把他的股份让给其他兄弟，退出建源公司。这个异常行动给建源公司的经营和威信以不小的打击。黄忠孝继任总经理，主持公司业务。建源公司在经济危机后刚刚重新发展不久，1942年，日寇占领了印尼及东南亚各地，建源公司的事业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日本投降后，建源公司在黄忠孝领导下重新恢复发展。
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已获得独立。为了适应局势的变化及战乱后建源公司资本大为削弱的情况，黄忠孝准备改组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向外界招股，试图把建源公司改组成原住民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