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900-第4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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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牲口的损失。本来就会让没有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效率大大降低，大集体制度下失去了劳动激励后，普遍的偷懒让耕种质量也会大大降低，同样的播种，过去富农会把庄稼当做祖宗一样伺候，而现在的集体农庄职工随随便便洒上种子也就完事了。
本来失去了最懂得耕种的富农。耕种质量就已经降低，加上集体制度下的怠工，生产流于表面，这些情况苏俄高层不可能不清楚，史达林很快就知道了结果。但他并没有思考深层次的原因。
于是史达林想过要缓和，真理报当即批判了两万千人大队在农村的工作，违背了‘自愿’原则，开始允许农民脱离集体农庄。
史达林太乐观了，他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自愿加入的，只有小部分才是被那些积极工作的同志用错误的手段请进去的，结果他猜错了，当政策公布之后，大量农民离开集体农庄，秋收之后，更是基本上都要走光了。
史达林这个政客明白，他是被底下的人蒙蔽了，不是少部分人被强迫加入，而是所有人都不是自愿加入的。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进行改良，而是改变了他之前的政策，不再允许农民脱离集体农庄，并且开始强行推行集体化，他提出了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史达林不在幻想，明白他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可是明知道自己的政策不得人心，为什么还要推行呢？是这个人残忍吗？
不，这不是道德层面的，就好像后世的某国明知苏俄的历史教训，还要学习苏俄的集体化运动，这是发展工业的必然手段。
集体化之后，苏俄的农业发展是大大退步的，产量还赶不上沙皇时代，但是粮食征购量却比集体化之前翻了四倍，这就是一切的原因：可以更方便的榨取农民的剩余价值。
通过建立集体农庄，苏俄完成了一种严密的征购制度，他们用远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征购粮食，农民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积极性，加上消极对抗，屠宰牲口，造成粮食耕种面积大减，可是征购额却没有降低。
结果导致老百姓不得不把自己的口粮低价卖给国家，然后在黑市上购买维持生计的粮食，黑市面粉的价格比国家征购的高6倍。
在这种情况下，饥荒是必然要发生的，可悲的是，乌克兰在沙皇时代，拥有整个俄国谷物耕种面积的90％，甜菜耕种面积的85％，这样一个富庶的流淌蜜糖的地方，竟然也出现了饥荒。苏俄后来表示，这是自然灾害，可是离奇的是，一河之隔，同样住着乌克兰人的被波兰控制额西乌克兰土地上，却没有发生什么灾害，苏俄这边的乌克兰人游过河去就能得到同族的救济。
更可悲的是，一面有人饿死，一面苏俄却在大量出口粮食，派警察、军队到农村去征购粮食，拿走农民的种粮，造成欧洲粮仓乌克兰饿死了400万人，后世也有统计说是800万人，甚至乌克兰政府说有1000万人。
有多少人不重要。只要出现了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那么基本上整个民族都在挨饿，人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饥饿，这种记忆会伴随整整一代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阿道夫的纳粹军队打进乌克兰的时候。会受到乌克兰人普遍的欢迎，直到戈林那个愚蠢的种族主义胖子，在乌克兰推行灭绝政策后，乌克兰才出现了大范围的起义。
后世的乌克兰将这次饥荒称为苏俄的种族灭绝政策，是有意的认为制造饥荒，有意的灭绝乌克兰民族，为此和俄国打了很多次口水官司。
但何止是俄国，全世界都知道此时，英国知道。法国知道，美国也知道，但是丘吉尔，罗斯福都保持了沉默，因为死的都是俄国佬，站在国家的角度，没有人希望别的国家强大，俄国人在饿死自己人搞工业化。在当时的英美看来，这是崩溃的前兆。
但是他们失误了。苏俄硬是利用自己老百姓的性命为代价，堆出了一个超级工业体系，最终让俄国第一次拥有了可以跟世界第一强国抗衡的经济力量。
史达林当然知道农民吃不饱，知道国家在压迫农民，知道农民将集体农庄称作第二次农奴化，当然也知道农民在大批饿死。但是工业计划不能停止，已经下达的订单必须采购，机器设备必须进口，可是钱从何来？当然要从农业中来，通过向欧洲市场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从中国购买机器设备。
所以无论乌克兰农民积极不积极，他们都必须要出那么多粮食，无论他们饿死人不饿死人，他们都必须拿出这笔工业化资金。
史达林敢这么压榨农民，把农民当成工业化的奴隶压榨，是因为他知道没有组织的农民是不能跟有组织的暴力机器对抗的，集体化中出现了上万次农民起义，无一不是被镇压。据统计，苏俄最多时候劳教人员高大5000万，占四分之一的人口。
农民不但要提供工业化的资金，还要承担工业化的劳动力，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跟军事有关的机器制造业比沙俄时代增加了9倍，大工业的工人数量从300万增加到了600万，人从何处来，不言而喻。同时农村中2000万户农民编入了集体农庄中，建立了2000多个拖拉机站，用机械生产来代替损失的人力。
可以看出，这其实就是工业化，农业劳动机械化，农业人口工业化，只不过跟英美走了不同的道路而已，付出的代价多了些而已。
当然这种事情，也只有史达林这种文化观念的人才做得出来，换成丘吉尔做不出来，换成罗斯福做不出来，换成杨潮同样做不出来。
因为丘吉尔、罗斯福这种豪富阶层出身的社会精英，他们的世界观跟史达林这种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他们面对的竞争压力不同，丘吉尔家族是大贵族出身，丘吉尔本人出生在一个宫殿式庄园中，罗斯福家族可以追溯到美国第一代移民，他叔叔就当过总统，罗斯福本人在银行业中工作过，他继承的遗产高达数百万美元。
罗斯福、丘吉尔比之史达林，就好比是住在主人豪宅中的宠物狗跟外面草原上的野狗，宠物狗之间也有冲突，也有竞争，不过在他们眼中，竞争的目的不过是你吃肉还是啃骨头的区别，而史达林这种野狗的眼中，竞争就是你吃一口我就得饿死的区别。
因此一个倾向于让自己过的好也让别人过得下去，一个是则认为自己要活下去，别人就得死。
所以罗斯福等人至少做不出为了工业化而让十分之一人口饿死的恐怖事情，而在史达林眼中，这些都不是个事儿，他对乌克兰等地饿死人的情况心知肚明，但他认为“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不在乎死人多少。
不过杨潮并不反感史达林，因为他知道史达林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甚至还有些欣赏史达林的统治手段，因为史达林真的很精通东方权术。（。）
第五百八十八节 史达林的权术（）
第30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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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命其实真的是数字。
杨潮也当过总统，他很清楚当你坐到了那个位置，你的心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杨潮当年当总统的时候，险些差点迷失了自我。
到了那个位置，财富、美女，这一切出于生理需求那样的生物本能完全得到满足，然后心理就开始变化，变得想做一些事业了。
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喜欢征战天下，喜欢开疆拓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容易得到的时候，就真的想做些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这个时候，自然人的‘人’的方面开始减退，慢慢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象征，会不自然的将自己当做是国家，法国的太阳王说‘朕既国家’这不是自大，而是一种国王真切的状态。
杨潮曾经险些有过这种状态，他相信，史达林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他会将自己看做是国家的化身，人性变得没那么重要，这时候他做事的方式方法，只跟他的文化和知识有关，跟道德什么的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突破了哪一个层面，已经不再受到道德的约束了。
既然自己都是国家的化身了，那么还在乎那些组成国家的个人吗？
当然史达林依然是人，他确实把自己看做国家，但他要维持这种状态，就需要别人的帮助，他需要有支持者，如何让别人支持自己，显然告诉别人自己就是国家，这是不够的。自己把自己当做国家，可普通人还达不到这种境界，因此需要物质刺激。
史达林利用了这一点。
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
弗拉基米尔建立了苏俄这种制度，因此也打开了**的根源，在弗拉基米尔时代，苏俄的**就开始显现。苏俄内部有识之士对此十分愤怒，九大上，许多代表纷纷指责各种**，“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本家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检察院委会主席古比雪夫抨击，“几乎每个机关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高官“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的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等行为层出不穷，新兴的权力阶层完全模仿了过去的沙皇贵族做派。
另外还有特权**，苏俄建立的疗养中心中也充满了不公，苏俄大员捷尔任斯基批评，“现在主要是那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得到了创维？是苏维埃的太太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其他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更是司空见惯。
弗拉基米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难以容忍这种**，立刻发布了《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开始大力打击**行为，仅仅21年一年。就判处了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这些都是有据可查记录在案的，显然漏网之鱼恐怕更多，可以说在弗拉基米尔时代苏俄的**就已经很普遍了。
史达林上台后。根本就不在乎这种**，反而开始利用这种现象，利用这种人心之中的私yu来控制手下。
史达林不但不制止**，反而将**制度化。
他规定官员根据不同级别，拥有不同的特权，具体有宅地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
所谓宅地权，就是根据不同的级别，给官员建豪华别墅，弗拉基米尔时代，规定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不能超过一个房间，但史达林给他的支持者莫洛托夫整整一层楼，普通群众绝大多数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中。
所谓特供权，各级机关都设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不同的特殊供应。手持供应证可以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甚至包括国外的奢侈品，而普通人是见都难以一见的。
特教权则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培养他们的专门学校。特继权是指高级官员死后可以将自己的高级住宅和豪华避暑留给自己的子女终身享用。特卫权是指给高级官员配备警卫人员，维护他们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莫洛托夫这种级别的高官，每年开支可以达到几百万卢布。
最重要的是特支权，凡是到了顶层的官员，在国家银行中都有敞开户头，可以不受限制的随意提取款项。
这些制度化特权，可不是史达林后期才形成的，而是在弗拉基米尔·列宁同志病种卧床不起的时候，史达林利用个人权利创立的制度，弗拉基米尔死后，史达林能够上台，这个制度的贡献可谓卓绝。
那些得利的官员，为了继续享受特权，就必须将这项制度的建立者史达林推上高位，然后为了不失去这些特权，就不得不一直效忠于史达林。等史达林上台之后，当他变得残暴的时候，这些人后悔也来不及，只能继续听从于史达林的命令，第一是惧怕他，第二是有利可图，一手大棒一手蜜枣，史达林将整个苏俄的权力阶层玩的团团转。
其实这种特权并没有什么神秘，中国宋代就实行过这种制度，当官的后代可以不用通过科举就去当官，高官的后代，可以直接叠加上一定的品级。但是这种制度对苏俄这种毒菜一般的制度，确实非常有效。
只要有效，史达林就用，这就是他跟弗拉基米尔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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