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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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于是,人类死亡了,但想法持续传播。根据这种说法,文化并不是某些人为了剥削他人而设计出的阴谋,而是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所出现的心理寄生虫,从出现之后就开始剥削所有受到感染的人。
这种说法有时称为“『迷』因学”(memetics)。『迷』因学假设,就像是生物演化是基于“基因”这种有机信息单位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迷』因”(meme)这种文化信息单位的复制。{67}而所谓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别善于复制其『迷』因,而丝毫不论这对于其人类宿主的成本或利益。
多数人文学者看不起『迷』因学,认为这只是非专业人士用了一个粗糙的生物学模拟,试图解释文化的进程。然而,同样这批人文学者却有许多人拥抱了『迷』因学的双胞胎兄弟: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来说,文化的基石不是『迷』因,而是“话语”。只是他们也同意,文化传播时并不考虑人类的利益。例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将民族主义形容成一种致命的瘟疫,于19世纪到20世纪在全世界流传,引起战争、压迫、仇恨和种族灭绝。只要有某个国家的人受到感染,邻国的人就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虽然民族主义病毒让自己看起来对全人类有利,但其实主要还是对自身有利。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博弈理论也常有类似的论点。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有多位参与者的时候,某些概念和行为模式可能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害,但就是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军备竞赛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很多时候,各国的军备竞赛只会拖垮所有彼此对立的国家,并不会真正改变军事力量的平衡。巴基斯坦买了先进战机,印度就立刻跟进。印度发展核弹,巴基斯坦也有样学样。巴基斯坦扩编海军,印度就立刻仿效。在这一切过程结束的时候,双方权力平衡很可能根本和过去没什么改变,但原本可用于教育或医疗的数十亿美元经费就这样浪费在武器上了。然而,这种军备竞赛的发展势难抗拒。这就是种行为模式,像是病毒一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伤害了所有人,只对行为模式本身有利,符合演化论上繁衍、复制的要求。(在此一提,军备竞赛也像基因一样,本身并没有意识,并不是自觉地在寻求生存和繁殖。其传播是在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下,出现一个意外的结果。)
于是,无论我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称为博弈理论、后现代主义或『迷』因学,“提升人类福祉”绝不是其主要目标。并没有证据显示史上最成功的文化就一定是对智人最好的文化。而就像演化一样,历史的演进并不在意生物个体是否幸福。至于对个别的人类来说,即使受到了历史演进的影响,但通常一方面太过无知,一方面又太过软弱,因此无力改变。
历史就这样从一个岔路走到下一个岔路,选择走某条道路而非另一条的原因总是神秘而不得而知。大约在公元1500年,历史做出了最重大的选择,改变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我们将它称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始于西欧,这里可以说只是亚非大陆的一个巨大半岛,在这之前并未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但为什么科学革命是出现在此,而不是中国或印度?又为什么是第二个千禧年的中叶,而不是两百年之后或是三百年之前?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学者已经提出数十个理论,但都不特别具有说服力。
历史有太多的可能『性』,而许多的可能『性』最后都未成真。我们不难想象,历史其实很有可能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过去,而从未发生科学革命,就算没有基督教,没有古罗马帝国,没有金币,历史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
第38章 发现自己的无知(1)()
假设有个西班牙农民,在公元1000年沉沉睡去,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0年,虽然这时哥伦布的水手已经登上新大陆,但他看看四周的世界,还是会感到十分熟悉。这时的科技、礼仪和国界都有许多不同,但这位做了个李伯大梦的中世纪农民仍然能有家的感觉。然而,如果是某位哥伦布的水手做了这场梦,醒来的时候听到的是21世纪的iphone铃声,他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很可能会问自己:“这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在过去500年间,人类的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长。公元1500年时,全球智人的人口大约有5亿,但今天已经到了70亿。{68}人类在1500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共约合现值2500亿美元,{69}但今天每年人类生产的价值约为60万亿美元。{70}在1500年,全人类每天总共约消耗13万亿卡路里,但今天每天要消耗1500万亿卡路里。{71}(看看这些数字,人口增加了14倍,生产增加240倍,消耗的能量增加了115倍。)
假设有一艘现代战舰回到了哥伦布的时代,只要几秒就能摧毁整个哥伦布的船队,更能轻松击沉当时所有世界强权的海军,自己连个刮痕都不会有。只要有五条现代的货柜船,就能承载当时全世界所有船队所运的货物。{72}只要有一台现代计算机,就能储存中世纪所有图书馆里全数抄本和卷轴的信息,而且还剩下许多空间。就算把所有前现代王国的财产数量全部相加,也比不上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银行。{73}
在公元1500年,有几个城市人口已经超过10万,多数建材使用泥土、木材和稻草;只要有三层楼的建筑,就已经算是座摩天大楼。街道是有车辙的泥土路,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不堪,街上满满的是行人、马匹、羊、鸡,以及少数的运货马车。城市里最常听到的噪音是人声和动物声,偶尔还会听到锤子和锯子的声音。日落时分,城市景观是一片黑,只有偶尔能见到的几点烛光,或是火把闪烁。如果这种城市的居民看到了现在的台北、纽约或孟买,他会怎么想?
在16世纪前,从没有人绕地球航行一周。一直要到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历经72000公里的旅程,终于回到西班牙,完成了环球壮举。这趟旅程耗时3年,几乎所有探险队员都在途中丧生,麦哲伦也是其中一员。而到了1873年,在科幻小说家凡尔纳(julesverne)的想象中,富有的英国探险家福格(phileasfogg)已经可以只花80天就环游世界一周。而到了今天,只要有中产阶级的收入,任何人都能够在48小时内轻松又安全地完成环球大业。
在公元1500年,人类还被局限在地面上。虽然可以盖起高塔、爬上高山,但天空仍然是专属于飞鸟、天使和神的领域。而到了1969年7月20日,人类登陆月球。这不只是一项历史成就,更是一项演化上甚至是宇宙间的壮举。在过去40亿年演化期间,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离开地球大气层,更不用谈要在月球上留下手印或足迹。
在地球上,微生物占了全部有机体大约99。99%,但人类要到非常晚,才对微生物有所认识。这并不是因为微生物与我们无关,相反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数十亿个单细胞生物,而且还不只是搭搭便车的关系。微生物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致命的敌人。有些微生物可以帮助消化、健胃整肠,而有些则会导致疾病、造成感染。一直要到1674年,才有人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微生物。当时安东·冯·列文虎克(antonvanleeuwenhoek)自制了一台显微镜,用来观察一滴水,他看到里面有许多小生物动个不停,这让他大吃一惊。在随后的300年间,人类才开始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微生物物种。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治疗大多数由微生物造成的致命传染病,也能够将微生物用于医疗和产业用途。像是我们可以用细菌来制造『药』物、生物燃料,或是杀死寄生虫。
然而,如果要在过去500年间挑出一个最重大、具代表『性』的一刻,一定就是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就在这一秒,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将人类带到阿拉莫戈多、带上月球的这段历史进程,称为“科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类因为将资源投入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新力量。之所以说这是一场革命,是因为一直到大约公元1500年前,全球人类还不相信自己能在医疗、军事和经济方面再有什么突破。『政府』和富有的赞助者虽然也会将资金投入教育和作为奖学金,但一般来说只是为了维持现有能力,而不是取得新的能力。典型的前现代统治者会赞助牧师、哲学家和诗人,目的是请他们让他的统治合法化,并且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要他们发明新的『药』物、武器,或是刺激经济成长。
但在过去的500年中,人类越来越相信可以靠着投资科学研究提升人类的能力。而且这不只是盲目的信仰,而是经过了反复的证明。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手中握有资源的富人和『政府』也就越来越愿意投入科学。如果没有这些投资,人类永远不可能在月球上漫步,不可能『操』纵微生物,更不可能分裂原子。以美国『政府』为例,最近数十年投入数十亿美元从事核物理研究。靠着相关研究,美国得以兴建核发电厂,为美国产业提供廉价的电力,而产业又能纳税给美国『政府』,『政府』再拨其中部分继续研究核物理。
科学革命的回馈循环。科学需要的不只是研究本身要有进展,更需要科学、政治和经济彼此相互强化。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组织提供资源,科学研究几乎就不可能成功。反过来说,科学研究也为赞助者带来新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取得新的资源,而部分就会再用来研发新的能力。
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靠着研究取得新的能力?又是什么促成了科学、政治和经济的结合?本章先着重在现代科学的独特『性』,以提供部分解答。接下来的两章会再探讨科学、欧洲帝国、资本主义经济三者之间如何形成联盟。
不知为不知
至少在认知革命之后,人类就很希望能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的祖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希望能找出支配自然界的法则。然而,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
1。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现代科学的基础就是拉丁文前缀“ignoramus…”,意为“我们不知道”。从这种立场,我们承认了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2。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承认无知之后,现代科学还希望能获得新知。方式则是通过收集各种观察值,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成全面的理论。
3。取得新能力。光是创造理论,对现代科学来说还不够。它希望能够运用这些理论来取得新的能力,特别是发展出新的科技。
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
对于像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儒教这些前现代知识体系来说,它们假设世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已经为人或为神所知。这些全知者可能是某些伟大的神、某个全能的神或是某些过去的智者,通过经典或口传,将这些智慧传给后人。而对于平民百姓而言,重点就是要钻研这些古籍和传统,正确加以理解,就能获得知识。在当时,如果说《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居然漏了某些宇宙的重大秘密,而这个秘密又居然能被一般血肉之躯的人给发现,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对古老的知识体系来说,只会承认两种无知的可能。第一种,“个人”可能不知道某些重要的事。要取得必要的知识,他该做的就是去问那些更聪明的人,而不是去寻找什么还没有人知道的事。例如,如果有一位13世纪的英格兰农夫,想知道人类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会认为基督教知识体系一定能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他该做的就是去请教当地的牧师。
第二种,“整个知识体系”可能不知道一些“不重要”的事。就当时的定义来说,伟大的神祇或智者都懒得告诉我们的事,一定是不重要的。例如,假设我们这位英格兰农民又想知道蜘蛛是怎么结网的,他去问牧师也没用,因为任何的基督教经典都不会提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这绝对不代表基督教有什么缺陷。反而是代表蜘蛛怎么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