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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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大夫等至他国，或有他预备之馆舍，或即供宿其贵族之家，所谓馆于某氏也。觐礼：“天子有赐舍。”曾子问曰：“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觐礼又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盖无特设之客舍，故各就其家馆之。民间往来，亦当如是。＇公家经营之歇宿，平民本亦可止息，观汉世之亭，犹官民公用可知。但行路多，势难遍给，于是有民营之逆旅，其事略见商君书。至后世则虽欲官营，而不可得矣，见晋书潘岳传。
古代之用人
古代之用人，大抵大夫以上，多属世官，征服之族中执政权者为之。士则出于选举（选举与世官为对待之名词），＇遽古之世，公产之群，群之公事，必有人焉治之，则必举其贤者能者，此即孔子所谓“选贤与能”也（礼记礼运）。后为黩武之群所征服，百战所得，视同私产，遂行世官。然旧有之事，征服者初不甚干涉之，故选举之法仍存。＇其法有二：（1）如周礼所说，乡大夫以下治民之官，平时考察其民之德行道艺，三年大比（查轧人口及军用品）之时，与其贤者能者。（2）如礼记王制所说，乡论秀士，升于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升之于司马，然后用之。大约两法都有些事实做根据。
至于学校，在国中者谓之学，为宗教哲学之府，初与明堂合一，后乃分出，欲知其说，须看惠栋明堂大道录、阮元明堂说。（在揅经室集中）在乡间者为校、（见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注曰：“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孟子所谓：“校者，教也。”＇）庠（行乡饮酒礼。＇孟子：“庠者，养也。”＇）、序（行乡射礼。＇孟子：“序者，射也。”＇），乃兴教化之处，非讲学问之处。汉人言兴乡学者犹如此。
此等学校中，并无应用之学（看礼记学记可知）。应用之学，则从办事之机关中来，汉书艺文志推论九流之学，皆出于王官者如此。封建制度破坏，官失其守，遂变为私家之学，平民之能术学问者渐多，教育之权，移于私家，学术亦散布于社会矣。战国之世，上级官吏，渐不能专用贵族，于是游士兴，贵族政治，渐变成官僚政治。
战国时，社会剧变有二：在经济上，（1）井田之制大坏。（2）商业大盛。前已言之。在政治上，则（1）为官僚阶级之兴起。（2）为国民军之编成。古大夫以上皆世官，士以下乃出选举。选举之法有二：（1）如周礼所言，乡大夫以下，治民之官，皆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之时，与其贤者能者，盖即用为比（五家）、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之长，所谓“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也。＇见周礼。俞正燮乡兴贤能论曰：“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2）如王制所说，乡论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成，升诸司马，司马辨其才而用之，则与贵族同其作用矣。战国时，士之干求进用者，不限一国；君之用之，亦不拘常法，于是游说之事盛行，此辈浸代贵族之地位（在朝及治理地方），而官僚阶级之兴（此事于封建破坏，大有关系）。
古正式军队，限于征服之族。故周礼出兵，限于六乡；齐有士之乡与工商之乡；（见国语管子）楚庄王亦“荆尸（一种出兵之法）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邲之战）。非士乡之人，只令保卫本地方而已。故左传鞌之战，齐顷公见保者而勉之也。＇成公二年＇至战国时，则此等守卫本地方之兵，悉数调上前线，故其数骤增，论者谓“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也。＇苏秦说齐宣王之辞。＇中国兵制，近乎通国皆兵者，莫如此时若。而此制秦人行之，尤为有效，读荀子议兵篇可知。
第82章 中国文化史（6）（）
先秦诸子学术
先秦诸子学术，史记自序述其父谈之言，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盖以纵横、农、杂家、为十家。其中去家谓之九流。＇此外古书论及先秦学术者甚多，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要略等，皆为近人所征引。＇古学术之分类，似以汉志为最完全，因其系根据书籍分类，其他皆一学者之见，一人不能遍通诸学也。
先秦诸子之学，汉志以为皆出王官之守；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此二说实可并存，盖一言其来源，一言其兴起之由也。诸子之学，根据各有不同：（1）所承受之学说不同。（2）所兴起之社会不同。虽各能阐发一种真理，＇不能兼顾全局。＇然并非皆通于其时之时势。此点似颇紧要，＇我国人向有崇拜古代之心理；而先秦诸子之学，去今复远，不易发见其弊，故人多誉之。实则衡以学术进化之原理，自应不如后世之学也。＇
依鄙见：先秦诸子之学，其能综揽全局者（如纵横家、兵书略中之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当依新旧分为五派：
最旧者：农家。
次旧者：道家。
又次者：墨家。
较新者：儒家、阴阳家。
最新者：法家。
名家与法家颇相附为用。
而杂家则自专门渐趋于会通焉。
农家之学，书并不存；只许行之说，见于孟子滕文公上篇。其说，乃主张：（1）人君与民并耕而食，饔餐而治。（2）卖买论量不论质。此盖以隆古农业小社会之文化为根据者，断不能行于是时。
道家主无为。为，旧训化。野蛮之族，恒因文明之输入，而社会组织随之改变，风俗因以薄恶。而文明之输入，则（1）由君主之以此为文明而加以提倡。（2）由其慕效淫侈。道家戒之以无为，犹今戒中国人勿欧化，戒西南土司毋汉化耳。其实文明之传播，终非可以人力阻也。故其说亦陈旧。淮南要略言：“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弃周道而用夏正。”其说是也。吕氏春秋言：“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史角盖知夏政者也。然墨子主兼爱，既非其时之社会组织所能行。主上同亦然。反对战争，而但以攻守为是非之准，说亦嫌粗。天志、明鬼之说，欲借助于迷信，而不悟迷信已破，非可以人力建说也。故其说亦不能行。
儒家之学，较为广博。易言原理，春秋言人事。春秋先示治乱世之法，次言治升平世之法，末言治太平世之法，是为张三世。又言夏、殷、周三种治法，当更迭变换，故王者必封前二代（如夏、殷之于周）之后以大国，使得保存其治法，以备取用，此为通三统，与阴阳家五德终始相似（五德谓有五种治法，当求之于民）。五德终始亦谓有五种治法，当更迭用之耳。二家之学，皆非博闻广见不能，故较新。
法家之学，细别之，又包含法（治民）、术（治治民之人）两派（见韩非子定法篇）。而狭义之法亦有殊：商君主农战，管子言轻＇价贱＇重＇价贵＇敛散是也。此派最能造成一强有力之国家，故在战国时为最适，秦卒用之以取天下。
秦、汉时之新局势
1。内战乍息，＇秦末之乱为例外，通常可谓息内战矣。＇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前此国际间并一国内之交通，皆有种种限制，观周官之夏官秋官可知。至是则关津虽存，而讥察无矣。＇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
2。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然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蒙古高原之游牧民族。黄河流域之戎、狄皆居山，如今西南诸族，所谓山戎也。＇居山戎、狄，远不若骑寇之强盛。＇）＇前此中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间，为山戎所隔。其时，游牧民族之不南侵者，固由其本身未臻强盛，而其南向之山戎之不足侵，实一大缘故也。至战国末而北方诸国拓地与游牧民族相遇矣。＇
3。封建制度告终。秦尽废封建。＇“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无尺土之封。＇秦亡后，诸侯相王（此语见史记自序），＇分王诸侯，决非项籍一人所能为。＇义帝犹周天子，西楚霸王犹春秋时霸主，其余之王犹列国，其下为侯，犹战国时之王封其臣民为侯（王侯列爵二等，汉亦沿之），乃恢复东周时之局面也。但封建之基础，（各区域内之自足经济。＇封建非政治力之所为；实政治随经济情形而如此耳。＇王制等之经济计划即如此。）业已不存，故卒不能持久。经（1）楚、汉之争。（2）汉初之剪灭异姓。（3）吴、楚七国之乱。而封建之实，遂荡然无存焉。
此时之政情
1。民主政治之废坠。此由（1）民意无表见之方法，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2）民意之表见为习惯，习惯愈不适于时势，则拘束之力愈弱。又列国问罪大夫叛变等事皆无之。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两汉、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节与西方颇相似。＇
2。地方自治之废坠。古之国，等于后世之县。＇古国方百里，而汉县亦方百里；汉县名多仍古国名，皆可见也。＇国君等于县令，大夫等于乡镇长，士则保甲长矣。汉世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体制最尊＇）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威权尤大。＇至人只知啬夫，不知复有县令者，观两汉书可知＇）游徼（主徼循，禁盗贼），犹存此意。然左雄谓乡亭禄薄，多取于民，（后汉书本传）则其弊必有为吾人所不知者。＇且人心必日趋于民主之心理，对啬夫等服从之传统观念，必日趋淡薄。人心对啬夫等既渐变，则啬夫等之威权必渐不行，以至于废坠。＇又丧乱之际，官吏及割据者，每向此曹压迫，人莫利为之，而其职遂废。＇两汉时存此制，魏、晋时而废坠。东晋元帝尝问臣下削掠者之众，即有对以亭、邮（两亭间有一邮）之废之所致，可见也。＇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而地方公务悉废矣。
3。放任政治之形成。贵族既倒，处于治者之地位者，为官僚阶级，＇幕友、吏胥、衙役、绅士、读书人（官僚之后备军）亦属之。＇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阶级无不自利者。世有不自利之个人，无不自利之阶级。此阶级中，仅有少数之不自利者，亦救于其阶级之自利。只有铲除阶级，无法改良阶级——欲实行良好教育已造成整个阶级之各不自利，为不可能之事。——而此时于官僚阶级，非铲除之时也，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领，理宜加以监督。但监督者少，被监督者太多，势不能给，则惟有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使其无所借以虐民。中国之良吏，每劝人民早完国课（或“自有组织”义图等），少打官司，免得与吏役接触，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只重监督官僚阶级，不使虐民，兴利治国，固在其次也。＇自汉以来，中国之政治向如此。＇
儒学之专行及其效果。九流之学，农、道、墨、儒、阴阳，皆太陈旧，或迂阔；惟法家见用于时，前已言之。统一之后，法家之“法”，已不宜再用，仅其“术”当施诸官僚，政治一味放任，尚非汉时所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此乃中国旧日政治上最主要之格言，一切放任政治，皆由此出。然此乃积累年之经验而得知，固非汉初人所得知也。＇斯时对于人民，则有富与教两问题，此为理论上当然之结果，故儒与阴阳二家，处于必兴之势。＇汉世儒与阴阳二家，实相混杂。＇秦始皇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儒学言。使始皇不死，而其时之内治外攘，始皇认为已无问题，亦未必不用儒家，以图足民而兴教化，特未及而早死耳。汉高、惠、高后，皆未及有所作为，文帝一用公孙臣，旋因为新垣平所欺而罢。＇帝实非贤君，其真相见应劭风俗通义载刘向语。＇景帝本无能为之主。故至武帝而儒术兴焉。此乃事势之自然。或谓武帝之崇儒，乃利其明君臣之义，可以专制：此乃数十年前梁启超等之议论，有为言之，非事实。汉世儒家，明民贵君轻之义者极多，最甚者如睦孟，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便于专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仅十六，赵绾、王臧、田汀人狄猿缛迨酰故碧又撸质导春罄捶炊匀迨踔继螅ê笠匀迨跣校邪馄葜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