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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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杂家
杂家者流，汉志曰：“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体者，四支百体之体，诸子之学，除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不名一长外，余皆各有所长；犹人身百骸，阙一不可；故曰知国体之有此。杂家兼容而并苞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道家专明此义，杂家则合众说以为说耳。虽集合众说，亦可称为一家者。专门家虽有所长，亦有所蔽。如今言政治者或偏见政治之要，言军事者或偏见军事之要，不惜阁置他事以徇之。然国事当合全局而统筹，实不宜如此。惟杂家虽专精少逊，而闳览无方，故能免此弊而足当议官之任。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参看第五章）
杂家之书，存于今者，为尸子及吕氏春秋。尸子仅有后人辑本（以汪继培本为最善），阙佚已甚。就其存者，大抵为儒、道、名、法四家之言。吕氏春秋，则首尾大略完具，编次亦极整齐。不徒包蕴弘富，并可借其编次，以考见古代学术之条理统系，诚艺林之瑰宝也。
史记吕不韦传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县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其述作之时，规模之闳大，去取之谨慎，可以想见。高诱注此书，多摘其中事实误处，谓扬子云恨不及其时，车载其金而归。（见慎人适威二篇注）不知古人著书，重在明义；称引事实，视同寓言；人物差违，非所深计。增损及于一字，庸或传者已甚之辞，亦非古人著书之体。然当时之集思广益，不惮博采周咨，则概可见矣。此其所以能成此包蕴弘富，条理明备之作欤？若高诱之言，则适成其为高诱之见而已。旧作读吕氏春秋一篇，可见此书编纂之条理。今录于后，以见当时“集论”之法焉。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凡为纪者十二，为览者八，为论者六。其编次，实当以览居首，论次之，纪居末。史记本传称此书为吕氏春秋，汉志同，盖此书之本名。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又称此书为吕览。盖以览居全书之首，故有是简称，一也。古书自序，率居全书之末，今此书序意，实在十二纪后，二也。有始览从天地开辟说起，宜冠全书之首，三也。毕氏沅泥礼运注疏谓以十二纪居首，为春秋所由名。（说本王应麟，见玉海）梁氏玉绳，初本谓览当居首，后乃变其说，自同于毕氏，非也。礼运郑注，并无以春秋名书，由首十二纪之意。古人著书，以春秋名者多矣，岂皆有十二纪以冠其首邪？
此书二十六篇，汉志以下皆同。（庚仲容子钞、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十六，三盖误字。文献通考作二十，则又夺六字也）今本诸览论纪之下，又各有其所属之篇，都数为百六十，与玉海引王应麟之说相符。卢氏文弨曰：“序意旧不入数，则尚少一篇。此书分篇极为整齐，十二纪纪各五篇，六论论各六篇，八览当各八篇。今第一览止七篇，正少一。序意本明十二纪之义，乃末忽载豫让一事，与序意不类。且旧校云，一作廉孝，与此篇更无涉。即豫让亦难专有其名。窃疑序意之后半篇俄空焉，别有所谓廉孝者，其前半篇亦脱，后人遂强相符合，并序意为一篇，以补总数之阙。序意篇首无六曰二字，于目中专辄加之，以求合其数。”案卢说是也。古书之存于今者，大率掇拾于丛残煨烬之余，编次错乱，略无法纪。此书独不然。即就此一端论，已为艺林之瑰宝矣。
八览、六论、十二纪之分，必此书固所有。其下各篇细目，不知其为固有，抑为后人所为？然要得古人分章之意。四库提要谓惟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意，其余绝不可晓，谬矣。今试略论之。八览为全书之首，有始览又居八览之首，故从天地开辟说起。其下应同，言祯祥感应之理，因天以及人也。去尤听言谨听三篇，论人君驭下之道，务本言人臣事君之理。谕大言大小交相恃，犹言君臣交相资。此篇盖总论君若臣治国之道，而本之于天者也。孝行览言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孝。其下各篇，多论功名所由成。盖从创业时说起，故追念及于始祖也。慎大览言居安思危之义。所属各篇，言人君用贤，人臣事君及治国之道，皆守成之义。先识览专从识微观变立论。审分览明君臣之分职。审应览言人君听说之道。离俗览言用人之方。恃君览言人之乐群，由于群之能利人；群之能利人，由君道之立。因论人君不当以位为利；及能利民者当立，不利民者当替之道；并博论国家之所谓祸福。凡八览，盖本之于天，论国家社会成立之由，及其治之之术者也。六论：开春论言用人之术。慎行论明利害之辨。贵直论言人君当求直臣。不苟论言当去不肖。似顺论言百官之职，无可不慎；因及谨小慎微之义。士容论首二篇言人臣之道，下四篇言氓庶之事。六论盖博言君臣氓庶之所当务者也。十二纪者，古明堂行政之典。礼记月令管子幼宫淮南时则，皆是物也。后人以吕氏书有之，疑为秦制，非也。古代政事，统于明堂。明堂出令，必顺时月。故举十二纪，则一国之政，靡不该矣。所属诸篇：孟春纪言治身之道，春为生长之始，故本之于身也。仲春季春二纪，论知人任人之术，因身以及人也。孟夏纪言尊师，取友，教学之法。夏主长大，人之为学，亦所广大其身也。（礼记文王世子：“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郑注：“于读为迂。迂犹广也，大也。”）仲夏季夏皆论乐。乐盈而进，率神而从天，故于盛阳之时论之也。孟秋仲秋二纪皆言兵，显而易见。季秋所属顺民知士二篇，乃用兵之本；审己者，慎战之道，精通者，不战屈人之意也。孟冬纪皆论丧葬。葬者藏，冬阅藏物也。仲冬季冬二纪，论求知及知人。人能多所畜藏则知，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抑知莫大于知人也。览始于天地开辟，而纪终之以一国之政，先理而后事也。序意一篇，当兼该全书，而但及十二纪者，以有缺脱也。始乎理，终乎事；条其贯，纲举目张。古书之编次，信无如此书之整齐者已。
第49章 理学纲要（1）（）
序
本书计十五篇，乃民国十五年（1926）予在上海沪江大学讲中国哲学史时所手编之讲义也。今略加修改，以成是书。
理学行世几千年，与国人之思想关系甚深；然其书率多零碎乏条理，又质而不文，读者倦焉。虽有学案之作，人犹病其繁重，卒不能得其要领也。是书举理学家重要学说，及其与前此学术思想之关联、后此社会风俗之影响，一一挈其大要，卷帙虽少，纲领略具，读此一编，于理学之为如何学问，可以知其大概矣。故名之曰理学纲要。
自宋迄今，以理学名家者无虑千人；然其确有见地、不与众同者，不过十余家耳。兹编即以是为主（其大同小异者即附其人之后，如慈湖附象山后是也），其无甚特见者，总为一篇，叙其名氏传授，以见斯学之源流派别而已。诸贤事迹，限于篇幅，未及详叙；如欲尚论其世，固有史传及诸家学案在也。
理学与古代哲学及佛学皆有关系，近人类能言之，然所见者似皆非真也。兹故别为一篇论之，虽似旁文，实为斯学来历，了此则理学中重要之说，皆迎刃而解矣，不可不细读也。
数术非中国哲学正宗，然亦自成一派，且与社会思想关系颇深，世多目为索隐行怪，甚或斥为迷信，非也。数术家之所言，虽未必确，以为迷信，则实不然。真知数术家之所言，乃知迷信之流自附于数术者，悉非其实耳。兹总为一篇叙之。邵子虽以数术名，实于哲理发明为多，数术非所重也，故别为篇。
理学特色在于躬行实践，非如寻常所谓哲学者，但厌好奇之心，驰玄远之想而已。诸家之说，各有不同，非好为异也。补偏救弊，立言固各以其时；殊途同归，辙迹原无须强合。又有前人见其浅、后人见其深者，此则思想演进，次第当然；当知其易地皆然，不必存入主出奴之见也。兹编于诸家相承相矫，及其同时分争合一之故，并详析言之，以见学术演进之迹。至于各人受用，则或因其性之所近，或矫其习之所偏，有难范以一律者，非兹编之所能言也。
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二十三日武进吕思勉识
绪论
今之人有恒言曰“宇宙观”，又曰“人生观”，其实二者本系一事。何则？人者宇宙间之一物，明乎宇宙之理，则人之所以自处者，自得其道矣。
哲学非绝人之事也。凡人所为，亦皆有其所以然之故，即哲学之端也。虽然，此特随事应付耳。若深思之，则我之所以处此，与此事之究须措置与否，乃皆有可疑。（如饥而食，特应付事物耳。见在之饮食，是否相宜？食而生，不食而死，孰为真是？凡饮食者，未有能言之者也。一一穷究之，即成哲学矣）恒人为眼前事物所困，随事应付且不暇，更何暇游心于高远？然一社会中，必有处境宽闲，能游心于远者；又必有因性之所近，遇事辄喜思索者。乃取恒人所不暇深思，及其困于智力、不能深思之端，而一一深思之，而哲学于是乎起矣。
然则哲学非随事应付之谓也。随事应付，恒人本自能之。所有待于哲学者，则穷究宇宙之理，以定目前应付之法耳（以非穷究到底，则目前应付之法，无从证为真是也）。然则哲学者，穷究宇宙之理，以明立身处世之法者也。故真可称为哲学家者，其宇宙观及人生观，必有以异于恒人；而不然者，则不足称为哲学家。有一种新哲学兴，必能改变旧哲学之宇宙观及人生观；而不然者，则不足称为新哲学。
吾国哲学，有三大变：邃古之世，本有一种幽深玄远之哲学，与神教相混，为后来诸子百家所同本。诸子之学，非不高深；然特将古代之哲学，推衍之于各方面，其宇宙观及人生观，初未有所改变也。西汉、魏、晋诸儒，不过发挥先秦诸子之学，更无论矣。此一时期也。佛教东来，其宇宙观及人生观，实有与吾国异者。吾国人受其感化，而其宇宙观、人生观，亦为之一变。此又一时期也。佛学既敝，理学以兴。虽亦兼采佛学之长，然其大体，固欲恢复吾国古代之哲学，以拯佛学末流之弊。宋学之中，朱、陆不同。有明之学，阳明、甘泉诸家，亦复互异。然此仅其修为之法，小有乖违；以言乎其宇宙观、人生观，则固大致相同也。此又一时期也。此等大概之迁变，今之人类能言之。然其所以然之故，及其同异之真，则能详悉言之者甚鲜。兹编略述宋明哲学，即所谓理学者之真相，及其与他时代之不同，并其所以然之故。千金敝帚，虽或实燕石而不自知；然大辂椎轮，先河后海，郢书燕说，世固有其物不足贵，而其功不必薄者矣。
理学之源
理学者，佛学之反动，而亦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一种学术，必有其独至之处，亦必有其流弊。流弊不可无以矫之，独至之处，亦不容埋没。故新兴之学术，必能祛旧学术之流弊，而保其所长；谓为代兴之新学术可，谓为改良之旧学术亦无不可也。凡百学术，新旧递嬗之际皆然。佛学与理学，亦何独不然。
又天下无突然而生之事物，新者之兴，必有所资于旧。天下亦无真刍狗可弃之事物，一种学术，一时为人所厌弃，往往隔若干年而又盛行焉。理学之于中国旧哲学则如是。中国旧有之哲学，盖自神教时代，递演递进，至周、秦之际而极盛。两汉、魏、晋，虽间有新思想，然其大体，固不越古代哲学之范围。佛教兴而中国哲学一时退处于无权，然其中固不乏独至之处。宋学兴，乃即以是为凭借，以与佛学相抗焉。故不知佛学之大要，不可以言宋学；不知中国古代哲学之大要，亦不可以言宋学也。
哲学有其质，亦有其缘。论其质，则世界哲学，无不从同；以人之所疑者同也。论其缘，则各民族所处之境，不能无异；所处之境异，斯其所以释其疑者，亦自异矣。此世界各国之哲学，所以毕同毕异也。明乎此，乃可据见在哲学之条理，以求中国古代之哲学。
哲学之根本云何？曰：宇宙观、人生观是已。人生而莫不求知；求知，则凡可知之物，莫不欲尽明其底蕴。人生而莫不求善；求善，则我之所执以为我者，必求措诸至当之地而始安。夫宇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