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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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兵家
兵家之书，汉志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几。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者，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几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汉志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齐孙子八十九篇。今所传者，乃吴孙子也。史记孙武传云：“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则今所传十三篇，实为原书。汉志八十二篇，转出后入附益也。此书十之七八，皆论用兵之理，极精。
史记曰：“吴起兵法世多有。”韩非子五蠹篇曰：“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则二家之书，在当时实相伯仲。汉志有吴起四十八篇，今仅存六篇。其书持论近正，而精义甚少。且皆另碎不成片段。盖原书已亡，而为后人所掇拾也。又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汉志出之兵家，入之于礼。此书太史公盛称之。司马穰苴列传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明二家兵法，当以司马为主。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襃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亦褒司马而贬穰苴也。今所传者五篇。精义亦少。盖亦后人掇拾佚文，加以联缀者也。（昔人辑佚之书，往往不注出处；又或以己意为之联缀。后人遂疑为伪书。其实书不尽伪，特辑佚之法未善而已）
汉志：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兵家，尉缭三十一篇。今尉缭子二十四篇，皆兵家言，盖兵家之尉缭也。二十四篇中，有若干篇似有他篇简错，析出，或可得三十一篇邪？又今本六韬，凡五十篇。题周吕望撰。世多以为伪书。然标题撰人，原属后人之谬。至著书托之古人，则先秦诸子皆然。史记所谓“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齐世家）也。汉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中有兵八十五篇。疑今之六韬，必在此八十五篇中矣。六韬及尉缭子，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如阴符篇曰：“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正可考见古制。乃四库提要谓“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饰以为此言”。然则此篇之外，又有阴书，又缘何而伪撰邪？）惟言用兵之理者较少耳。（兵家言原理之书，存于诸子书中者，有荀子之议兵篇；吕氏春秋之孟秋仲秋季秋三纪；及淮南子之兵略训。其持论之精，皆足与孙子相匹敌。又墨子书备城门以下十一篇，亦兵技巧家言之仅存者）
兵家之言，与道法二家，最为相近。孙子曰：“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又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虚实篇）此道家因任自然之旨也。又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又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军形篇）此道家守约之说也。又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又曰：“后人发，先人至。”（军争篇）又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此道家以静制动之术也。又曰：“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兵势篇）又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此则将至变之术，纳之至简之道；又自处于至虚之地，尤与道家之旨合矣。
至其用诸实际，必准诸天然之原理，亦与名法家言合。故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军形篇）“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兵势篇）皆名法家先审天然之条理，立法而谨守之之意。而以整齐严肃之法，部勒其人而用之，如所谓“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通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者，尚其浅焉者已。
第46章 先秦学术概论（18）（）
古有所谓仁义之师者，非尽虚语也。盖系虏之多，残杀之酷，攘夺之烈，皆后世始然。此等皆社会之病态有以致之。社会病态，亦积渐而致，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古所谓大同小康之世，国内皆较安和。讲信修睦之风，亦未尽废坠。偶或不谅，至于兵争，必无流血成渠，所过为墟之惨矣。即吊民伐罪，亦理所可有。后世土司，暴虐过甚，或兵争不息，政府固常易置其酋长，或代以流官也。其行军用师，诚不能如古所谓仁义之师者之纯粹；然议论总较事实稍过，太史公所为叹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者也。然则设使社会内部，更较古所谓三代者为安和，则其用兵，亦必能较古所谓三代者为更合乎仁义。不得执社会之病态，为人性之本然，而疑其康健时之情形为夸诞之辞也。义兵之说，吕览而外（参看第五章。淮南兵略，略同吕览），又见孟、荀二子。荀子曰：孙吴上势利而贵变诈。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故可诈也。仁人在上，为下所仰；犹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扞头目。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见议兵篇）此则制胜之术，初不在抗兵相加之时，而其用兵之意，亦全不在于为利，可谓倜乎远矣。
第十三章农家
农家之学，分为二派：一言种树之事。如管子地员，吕览之任地辨土审时诸篇是也。一则关涉政治。汉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君臣并耕，乃孟子所载。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之说。神农二字，乃农业之义，非指有天下之炎帝其人。“为神农之言”，犹言治农家之学耳。汉志著录，首神农二十篇。注曰：“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今管子揆度篇，实引神农之教。揆度为管子轻重之一。轻重诸篇，有及越梁事者，正六国时书。则轻重诸篇，皆农家言也。又有宰氏十七篇。注曰：“不知何世。”案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引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而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下引范蠡传曰：“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字文子，葵丘濮上人”，近人谓据此则唐人所见集解，辛氏本作宰氏。案宰氏果即计然，刘班无缘不知。或后人正因汉志之书，附会计然之姓。然必计然事迹学说，本与农家有关乃启后人附会之端。则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生计学说，又多农家言矣。
盖交易之行，本在农业肇兴之世。农业社会，虽一切多能自给，而分工稍密，交易已不能无。又其时交易，率由农民兼营，尚未成为专业，故食货两字，古人往往连言。至东周而后，商业日盛，“谷不足而货有余”（汉书货殖列传语），附庸已蔚为大国，而农商二业，犹视为一家之学也。
管子轻重诸篇，所言不外三事：（一）制民之产；（二）盐铁山泽；（三）蓄藏敛散。制民之产，为农业社会制治之原。然东周以后之政治，有不能以此尽者。盖人民生活程度日高，社会分工合作益密。则日常生活，有待于交易者日多，而兼并因之而起。兼并之大者，一由山泽之地，渐为私家所占。二则工官之职，渐归私家所营。三则“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于是“蓄贾游于市，乘民之急，百倍其本”，遂使“知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管子国蓄）矣，土地任人私占；一切事业，皆任人私营；交易赢绌，亦听其自然，官不过问。此在后世，习以为常。在古代则视为反常之事。故言社会生计者，欲将盐铁等业，收归官营，人民之借贷，由官主之，物价之轻重，亦由官制之也。此为农家言之本义。以此富国而倾敌，则其副作用耳。汉世深通此术者为桑弘羊，读盐铁论可知。惜其持论虽高，及其行之，则仅为筹款之策。王莽六筧及公司市泉府，所行亦此派学说。惜乎亦未有以善其后也。
此派学说。必深观百物之盈虚消息，故用其术亦可以富家。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计然、范蠡、白圭之徒是也。计然之说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此盖深观市情，以求制驭之之术。其观察所得，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故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也。其行之之术，重于“择人而任时”。故“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鸷鸟猛兽之发”。白圭又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其术则可谓善矣。然徒以之富家，终非治道术者之本意也。
轻重一派，深知社会生计之进化，出于自然，无可违逆。史记货殖列传曰：“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誇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此极言日趋繁盛之社会，断不能以人力挽之，使返于榛狉之世也。社会改革，当从组织加之意。至于生利之术之进步，人民对天然知识之增加，暨其享用之饶足，与风气之薄恶，了不相干。恶来世之浇漓，遂欲举一切物质文明，悉加毁弃，正医家所谓诛伐无过；不徒事不可行，本亦药不对证也。此义论道家时已详言之。观史记之言，则古人久知之矣。
轻重一派，近乎今之国家社会主义。许行之言，则几于无政府主义矣。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其徒陈相则曰：“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云云。此等说，今人无不闻而骇。而无庸骇也。郅治之极，必也荡荡平平，毫无阶级。而阶级之兴，首由生计。政治既成职业，从事于此者，势必视为衣食之图，其利害遂与民相反，政治总无由臻于极轨，论墨学时已言之。许行必欲返诸并耕，盖由于此。其于物价，欲专论多寡，不计精粗，亦欲率天下而返于平等。孟子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谓精粗同价，必无肯为其精者。而不知许子之意，正欲汰其精而存其粗也。此似举社会之文明而破坏之者。然至全社会之生计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