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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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谢有顺
这套丛书里的六位作者，都是国内的文学名家，因为他们在2003年度里出版或发表了重要作品，荣获由《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现在，将他们的作品集结在一起出版，不仅是为了留存一种语言记忆，也是为了展示一种文学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六位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见证了文学的某种创造性和自由精神。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宗旨正是“自由、独立、创造”。我记得，当《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程益中先生于2002年秋天提议创立该奖时，我并没有立即响应，而是足足犹豫了好几个月，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文学奖已经够多，文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如何才能在这种芜杂的情形中，真正遴选出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作品，并在评奖中自觉维护文学的独立和自由精神，实非易事。但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个文学奖做起来了，并制定和实施了一些不同于其他评奖的新规则，使这个奖拥有了最大限度的公正和民间色彩。这个奖目前已颁发两届，随着十二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分别站在广州和北京的领奖台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影响力日渐扩展，俨然已成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重要事件。有意思的是，这个由大众传媒主办、国内年度奖金最高的文学大奖，为人所称道的，一直以来都是它的专业精神和公正程序。因为主办者一直记得，创设一个新的文学奖，决非张扬一种文学竞赛，而仅仅意味着一种提醒，一份备忘，其真正的目的是渴望借此建立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使被遮蔽的优秀文学被发现，使昏暗的艺术良知被复活。因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无意于为文坛的喧嚣助兴，它的梦想是对华语文学的年度状况作出新的描述。它崇尚艺术创造，见证时代精神，努力反抗低级的利益诉求、暧昧的人情文化和庸俗的思想压迫，更反对居高临下地以泛意识形态的东西粗暴地践踏文学———主办方相信，具有这种理想的文学实践，确能重新塑造读者的文学眼光。
正如程益中先生所说：“一个民族要尊重自己的遗产，留下自己的记忆，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和高贵的表现。文学是继承民族传统、留传民族记忆的重要形式。《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份新锐主流媒体，愿意而且也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中国的语言文字拥有广阔无垠的美感和韵味，对它的传承和传播使《南方都市报》获得意义，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感到很自豪。”程益中和其他主办方领导共有的文化远见和信守承诺的美德，在我们这个惟利是图的传媒时代，是并不多见的。正因为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从这里出发，它一定可以做得更专业，走得更久远。
如今，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倾听来自南方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花落谁家，及时出版这样一套获奖者的文丛，除了有历史存真的意义，还可以让我们领略这个文学奖业已形成的小小传统———每一个获奖者的坚定存在和优秀作品，如同洪水中的石头，总是沉潜在洪水的喧嚣之下，慢慢的，他们就构成了某一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路标。因此，最需要感谢的是这些作家、诗人和批评家，是他们的创造力，成就了我们的一次次文学旅行；离开他们的努力，任何的评奖都不过是空洞的自我满足而已。同时也要借此机会感谢参与评奖的三十几位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他们的智慧和辛劳，是这个文学奖获得成功的关键。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洁尘女士出于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看重，精心策划了这套文丛，她以自己的认真负责向文学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记得余光中在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说时，曾以一句“在岛上写的文章，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作结，获得喝彩。而我想说的是，发端于广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它的影响疆域必定会超越中原、像文学本身一样辽阔。令人高兴的是，莫言、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和须一瓜等人，率先成了这一文学事件的历史证人。
2004年9月24日，广州
（作者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
二姑随后就到（1）
只要天上出现彩虹，我们就想到那条可怕的谚语，“东虹雾露西虹雨，南虹收白菜，北虹杀得快。”北虹就是出现在北方天际的虹。出现北虹的年头注定是杀人如麻的年头。那年的秋天高密东北乡出现过北虹。北虹与那年紧密相连。北虹是那年的一个惊愕的符号。那年的高密东北乡与二姑的两个儿子紧密相连。那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是二姑的两个儿子用鲜血写成的。二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天，一个叫地。直到如今，我们也搞不清楚是天大、还是地大，据说他们二位也为此争论不休。
天和地进入村子时，是八月里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当时，村里的人正聚集在街道上，仰首向北方，观看着那道鲜艳夺目的彩虹。
2 天身着黑色机织布制服。地身穿白色咔叽布制服。天腰里别着一支德国造大镜面匣枪。地脖子上挂着一支俄造花机关枪。天身材高大、头发金黄、嘴唇鲜红，大眼睛蓝汪汪的、像滴进了几滴蓝墨水。地个头矮小、驼背弓腰、五官不正、牙齿焦黄。英挺和猥琐是他们的不同特征。年轻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正当村人们为天上的虹忧虑重重时，他们一高一矮、一俊一丑地从桥头上走过来。河是东西方向，桥是南北方向。桥头上修筑年久的高大门楼是进入这四周高墙围住的村子的唯一通道。天和地从北虹的方向走来。人们感到他们是从北虹里走出来的。
他们毫不犹豫地逼近了大爷爷。大爷爷不但是族长，也是村长。大爷爷生着一下巴钢丝一样的好胡须。
“二位是……”大爷爷迎上去，问，“二位是从哪里来的？”
天和地对视了一会，好像在用眼睛交流什么信息。人们都满腹狐疑地打量着这两个对比鲜明的怪客。
天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发黄的照片，递给大爷爷，说：“你认识她吗？”
地斩钉截铁地说：“你一定是我们的外祖父！”
天和地手上都戴着又薄又光滑的白绸手套，显得格外扎眼。
大爷爷打量着照片上那团模糊的人影，嘴里支支吾吾，说不出清楚的话语。
天说：“难道连你的亲侄女都认不出来了吗？”
地说：“俺娘可是被你们逼走的！”
大爷爷惊讶地说：“你们是二妞的孩子？”
天说：“是二妞的儿子，我叫天。”
地说：“是二妞的儿子，我叫地。”
大爷爷看着天腰间的匣枪和地脖子上的花机关枪，不由地心生畏惧，从皮肉里挤出来亲热的笑容，说：“啊呀呀，原来是两位大外甥到了，大喜！大喜！你们的母亲呢？”
天和地齐声道：“她随后就到！”
3 饱学多智的父亲对我们说，那年我十五岁半，正是好奇、好动的年龄。听到你们二姑奶奶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表哥到来的消息，兴奋使我浑身哆嗦。由于谁也说不清楚的原因，我们这个在高密东北乡曾经盛极一时的家族，正在走向下坡路。我的十六个叔叔们，生出了四十八个女孩，与我同辈的男孩只有四个，除了我还算伶俐聪明，其余的三个，八叔的儿子德高是个黄眼睛的哑巴，二伯的儿子德重是个先天的瞎子，十一叔的儿子德强，是个活了十三岁没穿过一件衣服的痴呆儿———十一婶多少次为他穿上新衣，都被他即刻脱下撕得粉碎。相反的，那四十八个姐妹们，则一个个如花似玉，既聪明又伶俐。高密东北乡老管家的闺女，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不差，这是方圆三个县都有名的事。我们家女孩太多，牡丹、芍药、月季、蔷薇、玫瑰、兰花、桂花、菊花……几乎把花名都用完了，才刚够为我的姐妹们命名。我们家是半个“百花园”。所以，我在这个家族里虽然比不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珍贵，可也算得上是个“混世魔王”。跟姐妹们鬼混了十几年，纵然她们都是天仙，也令人腻烦。突然听说有两个表兄到来，我兴奋得浑身哆嗦就是很可以理喻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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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随后就到（2）
你们老爷爷辈上，有亲兄弟七个，号称“管门七虎”，他们的各种故事，我已经懒得讲述了，也许等我把二位表兄的故事讲完后若干年，再重翻历史旧账，把他们虎皮抖擞出来让世人欣赏———将来的事难说。犹如一棵树，分成了若干枝杈，我们的家族。虽是分家单过的日子，但由于我的特殊地位，在家族中处处受优待，即便是我的父亲与大爷爷的亲生儿子为了争地边子十分钟前打了肉搏战，十分钟后我到了大爷爷的家，大奶奶也会把她盒子里的酥焦茅草根拿出来给我吃。吃甜茅草根是我们家族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不想讲它。
听到二位表兄到来的消息时，已是掌灯吃晚饭的时辰。我不顾爹娘的阻挠，甩掉了丁香妹妹和桃花妹妹的纠缠，飞跑到大爷爷家里去。我们的家族其时已分裂成几十个独立的经济单元，但住房因为受祖先宅基地的制约而集中在桥头胡同两侧，大爷爷的弟兄们已经因为战斗和疾病死去了五个，活着的是老大和老小———这死法很有趣———二姑姑是三爷爷的儿子，三爷爷死了，所以我那两位表兄就理所当然地下榻大爷爷家。
我奔跑在街上，听到我们家族中的狗发了疯一样地吠叫着。那道令人惊异不安的北方之虹已经消逝，但北边天际上依然有一大片浓重的颜色，好像血溶在了水中。街上模模糊糊地行走着一些人，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但从他们嘴里喷发出来的腐草味儿，证明着他们是我们桥头街管家的人，也许是八叔，也许是六叔，当然也完全可能是我的这位或那位婶娘。
在大爷爷家门口，我停住了奔跑，让喘息声减弱了，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束火柴棍般长短的焦干茅草根儿，塞进了嘴中。大爷爷家门楼檐下悬挂着的玻璃灯放射出的昏黄光芒，照耀着我绿色的脸和不停顿地咀嚼着的嘴巴。那天晚上大爷爷家的大门虚掩着，影壁墙上常年架设着的那尊土炮也撤了。为了防匪，大爷爷把自己的家院修筑得像座碉堡，院墙上、房山上、影壁墙上，连茅厕的墙上，都挖上了方形的射击孔。大爷爷和大奶奶各有一支土炮，还有五支长短不一的前膛装药、打铁沙子的鸟枪。大爷爷和大奶奶随时都准备在他的家院里展开一场保卫阵地的殊死战斗。当然，在我的记忆中，这种战斗从没发生过，那场二十年前的唯一的战斗，与我的二姑姑紧密相连。那场战斗初发时曾是我们整个家族的巨大耻辱，后来竟变成了整个家族的骄傲。毕竟我们高密东北乡老管家曾经出了一个敢于率领土匪攻打自己亲大伯的家院的女中豪杰，这样的女人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中都能随便出现的。正当豪杰的二姑姑愈来愈变成了传奇中的人物、她组织的那次小战斗变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辉煌话题时，她的两个古怪的儿子，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仿佛从天而降、从血一样鲜艳的北方彩虹中走来，而且他们还宣布，他们的母亲随后就到———我们的二姑随后就到。有了上述的闲言碎语，我的兴奋简直是必然的、必须的。
那遵从影壁墙中央的大“福”字的中央抻出的红锈斑斑的土炮被戳在影壁墙后水缸旁边的软泥里，炮根朝天，显得十分狼狈。堂屋里射出的明亮灯光，把水缸旁边那株高过房檐的夹竹桃坚硬的叶片照耀得发出幽蓝的闪闪光泽，两只蓝色的夜蝴蝶在夹竹桃的树冠中翩翩地追逐着，它们时而与那些叶片混为一体，好像千万的蓝色叶片都在翩翩起舞，仿佛整株树都要拔地而起；时而它们又从那些叶片中表现出来，叶片静止，宛若万千的坚挺翅羽，唯有两片柔弱得让人心痛的幽蓝婉转飞行在树中。大爷爷家那条老得几乎不能行走的黄狗是我从小的朋友，那晚上竟然对着我发出警戒的吠叫，这令我愤怒。它的叫声颇似耄耋老人的咳嗽，想威风也威风不起来了。
大爷爷家宽敞的堂屋原本是家族的议事厅，周遭十几把太师椅，围定一张沉重的楸木方桌，沿着四面的墙壁，还摆着一些狭窄的条凳。正北的墙上供着一张标注着祖宗名讳的画轴，轴下点着两支血红的羊油大蜡烛，烛火跳动不安，带动着画轴上的祖宗脸庞也跳动闪烁，画上的人儿仿佛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堂屋里坐着我的大爷爷、大奶奶、七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