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金枝玉叶-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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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奶奶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我知道还有许多奶奶教我的东西，现在我还不那么明白，要等到将来，我才会慢慢知道它的价值。她最多的，是告诉我，人一定会遇到许多事，那时候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我知道这一定对我很有用。〃
媚现在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了，在葬礼上她拉着戴西的手不肯放开。她一直忍不住用自己的手去暖奶奶变得冰凉的手，那是她从小就熟悉的，手指都变了形的手，希望它们能暖过来。她有了一个男朋友，他们想要生一个孩子。在戴西去肚以后，媚说，回美国她就考虑生孩子的事了，她希望自己生一个女孩，名字就叫戴西。
1976 六十七岁 再婚
They would make an appointment to the tea house at a park；or to a friend's place。 Daisy would always be together with Mr。Wang。
与在外贸职工业余大学时期的同事，英国牛津毕业生汪孟立结婚。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汪孟立常常帮助处在困境中的戴西。他们非常谈得来，静姝好像又看到了从前妈妈和爹爹在一起聊天时滔滔不绝的情景。汪先生的四周的人都说，静默的先生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这是一个与吴毓骧甚为不同的男子，他很静，接近于古板，让小孩子害怕。
回到上海以后，他们开始商议结婚的事。中正曾经表示反对，他说自己一定可以养活妈妈，不愿意妈妈为了依靠别人而结婚。
静姝则赞同妈妈结婚，她以为戴西是为了生活的趣味。
于是他们结了婚。结婚的前夜，戴西在汪家的房间里准备得晚了，就预先留宿在她的新房里，当天夜里，戴西坚持要开着房门睡，表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结婚以后，戴西与汪先生一起常常去旅行。
〃文化大革命〃后期，社会对又老又病的资本家不再注意，他们从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开始聚会，他们总是约好一起去公园的茶室，或者去一个人家里，戴西总和汪先生一起结伴而去。
以后，戴西回忆起第二任丈夫，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不像第一任丈夫那样，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说，没有那么多的fun。这么多年过去，她还是用当年常用的那个老词。
四年以后，发现汪先生患了癌症，戴西开始奔波于医院，直到两年以后，汪先生去世。
戴西再次独立生活，直到去世。
六十八岁 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
They suddenly woke up something in my heart； just like those worn out buildings of the colonial age； which stand along the streets in Shanghai。 These buildings would wake up the history of a city。
在十年中随处可见的大字报，让街道充满不安，人心浮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管是当时打倒刘少奇的，还是后来打倒〃四人帮〃的，这时都已经在江南潮湿多雨雾的湿润空气里褪色，变旧，像破棉絮一样一丝一缕地挂在墙上。用油漆画在墙上和广告板上的毛泽东肖像，那红光四溢，下巴带有一粒痣的脸，这时也已经渐渐露出了从前覆盖了的墙面的底色，那是一〃些灰色的水泥墙面，是上海城市惯常的颜色。
这一年，国家当真动用了印〃毛选〃的纸，印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全国的大学在停止了十年考试以后，又要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决定谁可以上大学了。
整个中国立刻被席卷在一股像陈景润那样忘情学习的潮流里。而上海的鲜明特点，就是青年对英文马上表现出来了热情，不少单位也马上觉悟到英文的重要，在单位里开设英文补习班。这时的英文，不再是从前上海学生开玩笑说的〃English，阴沟里去〃，而成为热门学科。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低潮，直到现在。
弄堂口的墙上，小街拐角的树杆上，还有电线杆上，六十年代常常贴着揭露别人隐私的小字报的地方，九十年代初贴老军医包治花柳病广告的地方，在1977年时常常能看到私人老师补习英文的广告纸，那时没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写，只是老老实实地用娟秀的小楷写着地址和老师的名字，那时也没有老师敢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写在上面，常常只是写一个姓而已。当时甚至没有一本英文教材可以用，有的老师用的是自己在老式的手动打字机上打下的文章，常常是《Match Girl》，那时上海的文具店里没有改正液卖。老师打错了，就把纸再卷过来，用调键一个一个复打过去，就把错的那个单词覆盖掉。
有的老师则是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课本。常常是许国漳英语，还有老师偷偷使用夹带来中国的《英语900句》。很快的，最时髦的青年嘴里腼腆而欢快地出现了简单的英文句子，像〃How do you do〃。
戴西在这一年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这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公家单位恭敬地邀请去做老师，她第一次受到了在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外的尊敬，对一个好的英文老师的尊敬。这也是她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她的学生们，日后她回忆起来时，总是说，他们是最好的学生，那么聪明，那么勤奋，那么恭敬，对英文和用英文的世界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从这一年，戴西像许多她这个年龄的上海英文老师那样，开始了学校外教授英文课的生涯，她除了去研究所以外，还在家里收了一些学生，开始他们大都为了考大学，后来，他们为了出国留学。在家里靠窗的小圆桌上教英文的生活，戴西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从未停止过。她教过几十个学生，有医生，学生，职员，无业青年，包括邻居家的孩子，甚至还有从前郭家司机的后代，陆陆续续地，他们都出国去了。当戴西八十九岁的时候，她还计划过，想要找到一个传说中已经九十岁还在教英文的老先生，也是燕京毕业的，向他讨教。
在这张最初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因为胶片和药水的不匹配而色彩失真的彩色照片上，记录了英文复兴时代的戴西，她脸上终于出现了真正的笑容。这笑容，让我依稀想到在锦霓沙龙时代，她的笑容。只是那时，她的脸上没有眼镜，她的头发没有白，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狡黠的神色。四十多年过去以后，才又看到了她由衷的微笑。在戴西家里，到现在还留着一只有两个大黑喇叭的老式笨重的三洋录音机，它让我想到了老师家冬天用来暖手的玻璃茶杯，老师家陌生的烹饪气味，还有老师老式的英国口音和句型，中规中矩的〃Yes〃，而不是后来我们习惯的美式的一声大大咧咧的〃Yea〃。
那个时代的年老的英文老师的脸上，有种表情很奇怪，不同于语文老师的举子气，也不同于数学老师的严肃，不同于政治老师的报纸头版气，也不同于音乐老师的浪漫。戴西的笑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里面，你看到了谦恭收敛的同时，也看见古典欧洲般的精美，那是只有那个时代的老年英文老师才有的神情。
那时候，一个年老的英文老师真正受到许多青年的尊敬，英文老师向我们展开的是另一个世界。他们从来不是只教课本上的英文句子和单词。我想那时的戴西，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老师。
这样的老师，通常他们会在12月的课上，用刚刚进口的三洋大喇叭录音机，给学生听自己录的圣诞颂歌，然后做一个关于圣诞的口语对话。他们会在11月的课上谈到火鸡。也许还会带着好学的学生一起AA 制去淮海路上仅存的西餐社吃一一次饭，告诉学生吃西餐时，不能像吃中餐那样分享，而要自己吃自己盘子里的一份。他们就这样渐渐地，不由自主地把一个用英文的世界，尽量完整地交到了学生的心里。因此，在以后，她最好的学生会在她生日的那天，带着一个小蛋糕和一小盒蜡烛来上课，他们在一起吃她的生日蛋糕，帮她一起吹灭蜡烛。她会告诉他们，怎样可以做一只最好吃的，带着俄罗斯点心风味的蛋糕。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英文老师也这样教学生，回想起来，在我的1978年，我在英文老师的课上，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的踢踏舞到底是怎么跳的，我的英文老师，当时是七十多岁的燕京毕业生，算起来，他还是戴西的校友。
那个时代突然迷上英文的青年，除了很少的人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大多数人同时是被自己的好奇心和自己遇到的英文老师迷住了，他们突然唤醒了我们心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上海街上的那些风尘仆仆的殖民时期的老房子，会唤醒一个城市的历史一样。有一次。我的英文老师从他的字典里找出一张过去的圣诞卡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的圣诞卡，告诉我〃merry〃这个词的解释，和圣诞节的意思，当然，他说是为了教《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是要让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穷孩子的生活。当他说到圣诞歌和圣诞树上的大星星时，他的眼睛里发出了明亮的光，照亮了他的整张线条谦卑的脸。
等学完了英语语法部分以后，老师会找更复杂一些的课文来上课。会在课文里学到一些英语的俗语。我记得老师在一个下午教了《New capt English》里的一课，在1980年，这是中国青年可以买到的第一套从外国进口的英文教科书，在戴西家我也曾看到，她用牛皮纸包了书，里面的书页已经完全黄了。一个已经忘了季节的下午，老师在课文里教到一句话〃就是乌云，也有它的金边〃，老师说，这是非常美丽的天象，也是一个人美丽的生活，虽然这个人的生活像乌云一样，可他还是能拥有一条太阳照耀的金边。那一天，老师握着书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是导师，而不仅仅是英文老师。
戴西说，总有许多人来找她，只要学口语，有人是出国在即，有人是找到了急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还有人是觉得用多少就学多少。戴西从来不收这样的学生，她会马上拒绝说：〃我不会教口语，我不知道只学口语应该怎么教，学英文是接受一种教育，不光是学会用一只工具。〃
还有一个圣约翰大学的英文老师，到英文课结束以后，学生问到他的学校生活，圣约翰的学生，在学英文的上海青年心目中，是中国人说比英国人还要文雅的英文的神秘典范。老先生马上换了英文说：〃要是你还当是在跟我学英文的话，我就用英文告诉你。我们学英文，总是要找一些话题来说，你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的话题。要是你这算是问我问题，我是不回答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句著名的话，用来形容老的英文教师这样的人：〃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在我们充当请教徒的小时候，看到他们怎么看也不合适地穿着人民装，说着怎么听也拗口的革命语言，小心翼翼生活，像紧关着大门的教堂一样。而一旦可以说英文了，英文教学就像一双最有力的手，帮他们剥去了罩在外面的烂叶子。
他们在一代七十年代末学习英文的上海青年心里，有着不能代替的连接者的影响。我想，除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人，还没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那些突然在青年面前大放光芒的英文老师本人。应该说，是他们，将已经消失了的对西方世界的联系与亲切的感情，重新种回到我们心里。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后的十年中，上海青年出国的人大大多于其他中国城市的原因吧。这也许是为什么又过了十年，旧上海的生活方式能被新一代人逼真地模仿，上海变成了中国对自己的异种文化最念念不忘的都市的原因。
1982 七十三岁 英文顾问戴西
That was like the feelings of islanders； who stepped onto a vast continent ；which they had seldom been upon。 The islanders would suddenly discover that they such colorful prospects； and would be obliged to quickly forget those old drawbridges that they first used to escape from the islands。
上海开始慢慢恢复了和国外的贸易联系。最初是上海的工业系统发现自己需要向外国的机械制造商买新型机器，也需要输出自己生产的工业机械。于是上海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直接与外商打交道的机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职员看不懂英文的商务信函，也不会写，常常带来许多沟通上的麻烦。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四十年前的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上海老人，作为顾问来帮助他们与外国商人联系。当时，有一批老人被恭敬地请到办公室里，帮助职员们修改英文信，帮助总经理们判断和谈判。
戴西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