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诡计全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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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智慧
博弈是一种策略的相互依存状况，你的选择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取决于另一个或者另一群有目的的行动者的选择。“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涉及自己私利时不要太精明，否则往往吃亏的都是自己。
第34章 保护主义与机会主义（）
保护主义指的是，政府通过限制进口，提高关税，试图增加本国的出口；而自由主义指的是，政府尽量不干涉进出口，比如，把进口关税定得很低等。短期来说，保护主义对本国有利，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每个国家都采取贸易自由主义，对所有国家的整体利益是有益的。下面我们对国家在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应该怎么选择进行分析。
现在，我们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双方都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一种是取消进出口贸易限制，向贸易自由化方向转变；另一种是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同时，还假设两国的决策者不存在信息约束，他们能清楚知道本国制定了相关政策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收益。
如果a、b两国都选择贸易自由，则各获得10个单位的效益，如果两国均选择贸易保护，则各减少5个单位的效益。如果a国对b国门户洞开，b国却对a国封锁门户，则b国获益20个单位，而a国受损10个单位，反之亦然。显然，这样的政策决策过程与“囚徒困境”完全一致。虽然图左上方的数值（10，10）要比（…5，…5）的结果好得多，但从一个两国同时决策的博弈来看，各国为了使自己的决策最优，最终都会选择保护。
在给定b国选择贸易自由政策的情况下，a国选择自由贸易获益为10，选择保护贸易获益为20，显然a国会选择保护；给定b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情况下，a国选择自由贸易受损为10，选择保护贸易受损为5，显然a国仍会选择保护。同样的道理，不管a国做出怎样的选择，b国的最佳选择也是保护贸易。也就是说，只有图右下方的策略组合（保护，保护）才是唯一的均衡解。
所以，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充分自由地选择本国贸易政策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是不可能被某一国家单独执行的，这也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在现实中寸步难行的原因。上述模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两国模型，现实中贸易国数目远远多于两个，但每个国家在进行贸易政策选择时的出发点与我们上述模型中的假设并无二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很多国家都陷入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各国都希望别国施行贸易的自由化政策，那么自己就可以通过贸易保护策略，加大出口，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二战前夕，世界各国都“以邻为壑”，企图通过向国外倾销产品，拉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二战之后，各国都意识到，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对每个国家都不利，所以各国都试图通过成立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建立wto等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2008年经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后，一个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变形政策出现了：国家“投机主义”。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其经济刺激政策却面临着一个类似于“囚徒困境”的陷阱。例如，如果a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推动了本国人从b国进口商品，那么a国的计划实际上刺激的是b国经济，因为它解决的是b国的就业问题。
另外，经济刺激计划本身需要政府付出巨额的财政赤字作为成本。因此，各国政府都希望别国能推出更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便自己从中分一杯羹。这种寄希望于从别人碗里捞肉的行为，不妨称其为“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作祟的情况下，为避免“他人作嫁”，各国在经济刺激计划上有两个选择：要么减少计划的刺激额度，要么加入防止被他国攫取好处的贸易保护条款。
然而，二战前各国“以邻为壑”造成的惨痛教训使得“抵制保护主义”的国际舆论贯穿这场危机的整个“行程”。200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将一条带有明显“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删除了，但是刺激额度却也被削减了。
博弈智慧
出口会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所以，自古至今，很多国家都试图保持国际贸易中的对外顺差，从而增加本国国民的收入。在这样的想法下，政府可能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也可能采取贸易自由主义。
第35章 脆弱的价格联盟（）
现代的商家可谓精明，价格战多半是算计着老百姓捂着的钱袋，但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反而让老百姓得了实惠自己吃了亏。20世纪90年代的家电行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各个行业的本土公司都面临着空前的冲击。在彩电行业，外资企业更是率先抢占了中国的大半边市常与此同时，中国的本土公司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振兴民族工业成为中国企业共同的梦想。1989年，长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降价，发起彩电史上第一次价格战，“价格杀手”一出手就大有斩获，他的这一招让国产彩电夺回了从日本品牌中失去的部分失地。
到了1996年，长虹再一次在全国进行大规模降价，降价幅度一度达到30％。长虹的这股降价风暴顿时在彩电市场上掀起血雨腥风，国产彩电品牌随风跟进。康佳、tcl立即跟进，至此彩电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价格战正式打响。到1996年底，在全国的彩电市场上，长虹、康佳、tcl、熊猫等国产品牌已占到71。1％的市场份额，“洋强国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与此同时，摧枯拉朽式的价格大战也导致整个中国彩电业的大洗牌，由于过于强调市场份额，快速扩张，导致部分企业严重亏损，几十家彩电生产厂商就此退出：金星无光、牡丹花败、凯歌不响，从此销声匿迹。
1999年4月，长虹为扩大市场，突然宣布彩电降价，发起了第三次价格战，这给彩电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随即，康佳、tcl、创维达成默契，建立彩电联盟。直到4月20日下午，康佳仍表示不降价，但当晚康佳突然改变主意，搞得tcl、创维措手不及。4月24日，本来三方准备坐下来商讨降价后的进一步策略，结果又是康佳爽约，至此三方的攻守同盟即告破裂，价格战立刻蔓延开来。
如果说家电行业的前两次价格战是以树立民族品牌，振兴民族工业为目标的一场策略战，那么截至1996年底，国内的几家大的品牌就已经基本控制了70％的市场份额。巩固和维护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其利润应该是国内家电企业最重要的任务。但是以长虹为首发起的第三次价格战却不得不让人质疑：据统计，1996～2000年，彩电行业连续发生8次降价战斗，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彩电行业进入全面亏损。据有关部门测算，彩电价格战使国家损失147亿元；而一位彩电企业的老总则说，整个行业的实际损失最少200亿元。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对于扩大各自的市场其实并无多大帮助，反而削减了各自的利润。
价格战于人于己都不利，为什么家电厂商还乐此不疲呢？
我们用简单的囚徒困境模型分析来看：假设家电市场上现在只有两个竞争对手：长虹与康佳。他们面临的选择是降价或者不降价。如果长虹率先降价而康佳不降价，那么长虹会因为扩大了市场份额增加赢利100单位，康佳会因此而市场萎缩减少利润120单位。反之，如果康佳率先降价而长虹不降价，那么康佳会增加赢利100单位，长虹会减少120单位利润。如果两企业都降价，则都会减少80单位的利润；都不降价，就可以保持原来的销售利润。
运用我们在前面的矩阵分析，可以看出，“降价”是每个企业的优势策略：假定对方不降价，我降价可以增加100单位赢利，不降价可以增加0单位，故降价合算；假定对方降价，我降价会减少80单位利润，但是不降价会减少120单位利润，所以还是降价合算。因此，无论对方降价还是不降价，自己的最佳选择都是降价。
大家也许会想，如果这些企业联合维持价格不下降的话，共同的利润岂不是更高？现实中，这些企业也在努力突破困境争取合作。2000年6月9日，tcl、海信、创维、厦华、乐华、金星、熊猫等九家彩电企业“歃血为盟”，召开了第一次具有“垄断”意味的彩电联盟峰会，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价格联盟。结果到联盟的协议生效之时，大多数彩电商家仍然继续降价，使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当年8月，为了响应长虹，康佳在全国范围降价20％，撕毁本无约束力的联盟协议，价格联盟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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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场上，价格战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现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无论家电还是食品行业，我们周围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场接一场的价格战。
第36章 怎样才能产生合作（）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人们很长时间。大家都知道人不是天使，他们往往首先关心自己的利益。然而，合作现象到处可见，它是文明的基矗那么，在每一个人都有自私动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产生合作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在与他人的社会、政治、经济交往时的思维和行为。
最著名的回答是由托马斯霍布斯给出的。他悲观地认为，在有政府存在之前，自然王国充满着由自私的个体的残酷竞争引发的矛盾，生活显得“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浅北。按照他的观点，没有集权的合作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一个有力的政府是必要的。
曾经有一位人类学家写了一个关于伊克人的故事：伊克人从前是在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民族，政府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国家公园，于是，他们为法律所迫，不再在山谷间打猎，而成了耕种于山岭薄地的农民。
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摧毁了他们原有的社会规范，伊克人因此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他们六亲不认、极端自私、毫无爱心。
这些人似乎生活在一起，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
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他们常常笑，也就是常常有人倒霉。
伊克人因此成为文学上的一个象征，用来代表整个人类失去信心、失去人情味后的命运将是什么。
今天，世界各个国家在没有统一领导（联合国只是个协调机构）的情况下交往。因此，产生合作的必要条件就与国际政治的许多中心问题有关。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困境：国家往往通过那些威胁到其他国家安全的手段来寻求自身的安全。这个问题体现在区域冲突和军备竞赛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问自己还要请多少次那些从来不回请我们的客人来就餐。一个机构中的管理者为了得到一些回报而给另一位管理者提供帮助。一个得到绝密消息的新闻记者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消息而对来源保密。如果只有两个公司同时生产一个产品，一个公司定较高的价格是为了期望另一个公司也能保持高价，因为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当然消费者吃亏了）。
合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两个工业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自由贸易能给双方带来好处，因此，如果两个国家消除这些贸易壁垒都能受益。问题是，无论谁单方面采取行动消除自己一方的贸易壁垒，它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于本国经济的贸易状态下。事实上，不论一个国家如何做，另一个国家保持它的贸易壁垒总是比较有利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利益动机来保持贸易壁垒，尽管由此带来的结果比双方都合作差得多。
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损害整体的利益。为进一步了解大量的具有这类性质的情况，需要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