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赋评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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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讽刺之实的情形一致。又其文字生动简练，夸张中带有幽默。可惜已经残缺。

　　　　从东汉初年至明、章朝的赋作承西汉末期的风气，摹拟的现象比较明显，并且在赋的体式演变中，留下了印记。对答客难的摹拟起于扬雄，而对枚乘七发的摹拟起于傅毅。傅毅作七激依瓢画葫芦，即使有新意，也给人以东施效颦之感。然而其后崔骃作七依，刘广世作七兴，李尤作七款，张衡作七辩，崔瑗作七苏，马融作七厉、崔琦作七蠲，刘梁作七举，桓麟作七说，桓彬作七设，郦炎作七平，皆踵而效之，乐此不疲。

　　　　但总体来看，东汉初赋创作上题材更广，抒情性更强，而且抒怀之作多贴近现实，表现也细致而深刻；语言重写实而少虚夸，带有明显的骈俪倾向。应该说，东汉初期的赋作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的，并且也具有一定的特色。

　　　　六

　　　　东汉中期的赋作者有贾逵、黄香、李尤、苏顺、葛龚、刘陶、张衡、崔瑗、马融及王逸、王延寿父子等。当时即所谓“天下承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时政渐损，权移于下”，后汉书张衡传。宦官外戚争夺权柄，加上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东汉王朝已见衰微之势。张衡作二京赋，一则想要超过班固的两都赋，以显示他的学问与才华，二则寄托讽谏之意。事实上不少方面有独到之处，因而也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二京赋所写规模更大，篇幅也更长，揭露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为班固所不及。作者的目光注意到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是历来骋辞大赋的视线所未到之处。民间的百戏艺术，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与朝廷庄严肃穆的仪典为异类，而作者竟加以生动的描述，展示了一幅幅引人入胜的民俗画面。这些都反映了骋辞大赋视角的转移，相当程度上违背了骋辞大赋歌功颂德、劝百讽一的创作命意之旨。东汉中期赋作中，题材内容与之稍近的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这篇赋虽然是写宫殿，但用了“述行赋”的写法，随作者观览的路线，据作者眼中所见，从外到里，从大到细，依次展示，一改此前宫苑大赋纯客观地铺排，不见作者影子的写法。这对后来的游记文有一定的影响。张衡的羽猎赋、马融的梁将军西第赋、黄香的天子冠赋、李尤的辟雍赋均散佚残缺，可以不论。张衡又有南都赋，当为早期表现对家乡热爱之情的作品。李尤的函谷关赋继班固的终南山赋而写关山形胜，从题材上说，也有所转变。黄香的九成宫赋虽然想象奇谲，也善于炼字，末尾颇有气势，然而题涉于谶纬，带有东汉意识形态的特色。以描写京都、宫苑、游猎为主的京都大赋，形式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题材上摆脱了以帝王为中心组织材料的状况，描写上也由虚夸进一步转向写实，转向表现作者的直观的感受。

　　　　东汉中期咏物赋比较多，但大多散佚。从今天所存的篇目来看，题材范围也很广。马融有长笛赋围棋赋樗蒲赋琴赋。其长笛赋自言“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仲武箫、琴、笙颂”，唯笛无之，故聊赋以备数。此赋虽摹拟前人，但语言上有突出的特色：整齐之中有所交错，几种句式并用。特别是有的段落每句以“也”字煞尾，将经师的训诂句式用于赋中，反而增加了抒情的意味，显得简洁而活泼。其围棋赋写下棋看子之法，以军阵为喻，而又往往借以言人事世道，意在言外，也是别具一格。著名的楚辞学者王逸的机赋咏织机，描写织机的结构情况。西京杂记卷一载汉昭帝之时巨鹿陈宝光之妻能织蒲桃锦、散花绫，“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王逸机赋同西京杂记此条同为我国纺织史上的重要文献。

　　　　这一阶段赋的创作在表现形式上有些新的探索。其中张衡之作较为突出。张衡的髑髅赋由庄子至乐中一段化出，表现了作者对于政治的强烈反感与厌倦，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张衡又有冢赋，写贵族经营陵墓的情形，描写了墓圹的结构，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张衡的归田赋实开汉代抒情小赋的先河，也以短小、清新和浓郁的抒情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总的说来，东汉中期的赋家同西汉末、东汉初期的一样，在摹拟的创作意识的笼罩下，尽量作创造的努力，有的作者也能跳出于藩篱之外（如王延寿）。张衡是最好摹拟的，但无论在题材上还是构思上也都有所探索与开拓。此时的骋辞大赋也基本上摒弃了以类堆砌、夸张失实的作风，描写一求合于实际，二求能引起读者的想象与联想，做到材料真实与艺术剪裁的统一。后汉书张衡传言张衡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应不只是说苦思文字、锻炼词语，而主要在于考求故实，希望能真实展现其种种景致。京都大赋在东汉甚至至魏晋以后社会较安定的情况下仍有人写，也有人愿读，以至于因抄录者众而“洛阳纸贵”，原因就在于它们翔实可信，有“京都导游手册”或“京都形胜说明”的作用，欲访其地者可按图访古，不能至者借以了解，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它的功能。

　　　　七

　　　　东汉末年先是宦官外戚争夺权柄，轮流把持朝政，后来是宦官专权，同一些士族出身的官僚形成尖锐对立。由于宦官们缺乏最起码的统治经验，而又贪婪、凶狠，一般士人很自然地拥护较开明而且一定程度上能遏制和打击宦官势力的正直官僚。由此而引起朝廷两次大兴刑狱，禁锢党人。社会各方面矛盾极端尖锐化。与这种情况相应，汉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第4章　汉赋概述（4）（）　
首先，在这段时间没有鸿篇巨制的骋辞大赋，赋的篇幅普遍变小。今存可归入宫室宴乐一类的作品唯边让章华台赋，而这篇作品不是铺叙汉室帝王将相的宫室排场，而是借历史上的人物来表达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评价，谈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赋中极叙楚灵王之耽于歌舞淫乐。末尾写因为伍举的劝谏，“惘焉若酲”，“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穑之艰难将超世而作理，焉沉湎于此欢！”但历史上的楚灵王暴虐而愚蠢，刚愎自用，后来众叛亲离，其子被诛，身不能归都城，自缢于外。边让此赋实际上是说，即有如伍举之能言敢谏，欲使如桓灵之君悔悟，也只是空想。表现了当时人们对汉王朝已完全失去信心。这篇赋不长，它是骋辞大赋在东汉末年脱胎换骨、另找出路的结果。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从外到内，由前到后，从整体到局部，依游览所见层层写去，对楼的布局、结构，在楼上向外眺望及在楼内依次所见，以至墙上壁画，都有细致、生动的描绘，完全不同于东汉中期以前宫苑赋细线条的铺陈描写，有很高的文化史价值。灵帝之时，在宦官们的把持下创立鸿都门学，收买了一些文人，以书画、辞赋、为务，以与正直知识分子相对抗，企图借以抵消清议与对贪官败政的抨击，分化士人集团。但这些人编造的脱离现实，甚至违背历史的文化垃圾没有一篇留下来，连题目也为历史的长河涤荡无存。可见客观的社会现实对辞赋创作的强烈制约作用。汉代的骋辞大赋，到此时随着汉王朝的气数便寿终正寝了。边让章华台赋正是对当时社会矛盾无比忧虑，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无比愤慨下的真情流露，只是鉴于党锢之祸后文人的心有余悸，不敢直接指斥而已。

　　　　其次，产生了政治抒情赋，直接揭露社会的黑暗，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最突出的代表作家是赵壹。他的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是在党锢之祸以后所作。参赵逵夫赵壹生平著作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穷鸟赋以比喻的手段，反映了东汉末年正直文人的危险处境和恐慌惊惧的心情。“网加上，机穽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与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说“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及文献所载一些著名士人被陷害受捕杀的情形一致。刺世疾邪赋是作者在长期腐败政治的压抑下迸发的呼喊。它不仅否定了当时的统治，也否定了整个汉王朝几百年中的所谓圣明政治，以至于回顾春秋以来的历史，认为当权者全部是“唯利己而自足”，而且是越来越荼毒酷烈。“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偃蹇反俗，立致咎殃”，这就是现实。赋中特别指出这种罪恶现象的原因是“实执政之匪贤”。具体的表现是：“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矛头不仅指向宦官，而且指向皇帝。汉代同政治联系密切的赋作，从宣扬汉王朝的强盛、歌颂汉天子的威严、“劝百讽一”的专门体裁而演变为如此深刻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黑暗统治的武器，说明汉赋并不是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的；固然每个时代都有些摹拟、消遣的作品，但站在时代前头的作家，始终在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看法；即便一些有意摹仿前人之作，也不自觉地反映了时代的基本色调。蔡邕述行赋中说：“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入。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似乎即由上引后几句而来。作者在揭露之中，也流露出沉痛的心情。

　　　　再次，传统的儒家思想失去对作家思想控制作用，不少赋表现情感更为直率真切，再不考虑如何扭曲而纳入儒家思想的规范。如蔡邕的青衣赋写一个地位低下的女子，作者在对她的外貌、行动、气质的描述中，寄以深厚的感情。不仅如此，还说她“宜作夫人，为众女师”。结尾竟然说：“我思远逝，尔思来追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这种思想既有背于当时尊卑不逾之礼法，也不合于一般所谓正人君子持正养德的准则，然而作者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他的检逸赋与之相类，其中说：“情罔写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书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这都是以前文人所不敢道的。其协初婚赋已残。有的书录题夺“婚”字，有的误“初”为“和”，以二字隶书形体相近故也。参赵逵夫汉晋赋管窥，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写新婚之夜，描写更为大胆。张超写了一篇诮青衣赋专门指斥蔡邕，并感叹“何德之衰”。然而从魏晋嵇康、阮籍以后文人不拘礼法的作风看，这实在预示了一种时代的潮流，尽管有个别人想阻拦，也无济于事。

　　　　第四，题材方面，更为广泛、丰富，可以说是大呈异彩。如王延寿梦赋借梦以抒情，与张衡髑髅赋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孙赋借猴以喻意，嘲讽轻黠小人，很可深味。两赋均构思奇特新颖，为汉赋佳作。再如廉品的大傩赋，刘琬的神龙赋马赋等，也皆前人未写过的题材。蔡邕的笔赋同东汉初杜笃的书�８澄�汉代仅有的两篇以文具类为题材之作。郑玄的相风赋则是一篇具有科技史意义的赋作。

　　　　东汉末年咏物之赋中，有不少是消遣之作，有的甚至是游戏文字，但是，也不乏借以抒情、意在言外的佳作。如祢衡的鹦鹉赋便是长久传诵的名篇。蔡邕的蝉赋弹棋赋，虽为咏物，实际上也是抒情寄意之作。如蝉赋云：“虽期运之固然，独潜类乎太阴。要明年之中夏，复长鸣而扬音。”似当身处逆境时自宽且以明志之作。弹棋赋云：“乘色行巧，据险用智”，似亦非仅写下棋。然当乱世、文士往往进退荆棘，故蔡邕终不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东汉末年，赋风的转变最大，作者也最多。除上面提到者外，还有崔寔、张奂、边韶、侯瑾、廉品、赵岐、刘琬、张纮等。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个个都是赋的多产作家，但本书将这六人归于曹魏时代，故这里不论及。

　　　　八

　　　　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种题材、内容及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互有消长，显示了作者的探索与思考。如西汉以写宫苑游猎及咏物颂功之作为主流，而东汉以抒发个人情怀及感物喻志之作为主流；武、宣之世骋辞大赋定于一尊，但到后来逐渐低落，至东汉末年则渐时消歇等等。二是各种题材的作品和各种形式本身也发生一些发展变化。从内容上来说，进献之作的讽刺意义越来越明显，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主的骚赋同社会现实结合产生了述行赋；抒情小赋发展到东汉产生了政治抒情赋等等。

　　　　由于一些优秀作家及一些典范性作品影响的强烈，汉赋的内容、题材同各种形式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西汉宣帝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