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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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所谓“披发左衽”，就是成了野蛮人。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德国俾斯麦首相的政治才能，欧洲人民现在也要堕入无政府和野蛮状态了。相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主义，其结果则是要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适，能狂妄自大、趾高气扬地去欺辱全世界。它所带来的是在南非的布尔战争，是英格兰鼓吹女人参政的妇女，是印度投掷炸弹的无政府主义学生和每年预算六千万英镑的赤字。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在中国，这一公理比在英国或欧洲要有力量得多。中国国家管理中的“宪法”，正如我所说过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纸上的宪法、国家法规或治安条例来约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责有权的人们不敢为非作歹。简而言之，中国的良治完全仰赖我们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因而在中国，当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的所做所为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在中国，像一切专制独裁的政府一样，政府行好行坏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像袁世凯这种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种支配权，那后果便可怕至极。这里，且不谈那种奢侈浪费，为了维持袁世凯及其寄生虫们骄狂恣肆的排场，在天津，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已破了产。在此，我只想从那些灾难性后果中举出一个实例。袁世凯，正如我所说过的，他成为了统治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三头执政的成员之一。三巨头即张之洞、袁世凯和岑春煊，他们乃是当时中国文人士大夫所公认的领袖。已故皇太后正是依靠这三个人，来指导与推行改革运动或中国的欧化新政的，我说过，在1901年銮驾回京后，整个中华民族就决定采取这样一场欧化改革了。张之洞仍是三巨头中惟一有思想和能懂思想的人，他在反对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或欧化，必须首先从改进和变革公共教育入手。袁世凯则毫无自己的主见，他以其粗俗卑鄙的狐狸之智大体上抓住了张之洞的这一思想，然后立即狠命地催迫和促使那个可怜的老人，正如我曾说过的，那个缺乏道德勇气的张之洞，糊里糊涂就答应劝说已故皇太后不等到新的教育体制有个草案或经过讨论，就将整个现行的旧式公共教育机构悉行废除。其结果，是拥有四万万人的整个中华帝国，目前可以说绝对没有任何公共教育可言了。只有在一些大城市的几座造价高的、陋俗的欧式红砖楼房里，还有人在把一些蹩脚的英语和现代欧洲科学术语以及其它学科的日式译文混在一块，向学生灌输着。对这些东西，学生们丝毫也不理解，就被强行塞进脑中，结果使他们一个个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白痴。这就是前文中我所谓像中国的袁世凯和英国的张伯伦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有掌管教育或文化事务任何权力的一个实例。已故的著名法国人内农（77）先生说：“人们健全的教育，乃是达到一定程度的高等文化教育的结果。像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已经发展了为数不少的大众通俗教育，却没有任何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而这种缺陷，就势必长期以他们知识分子的平庸行为，举止粗俗，精神上的浅薄以及普通智识的缺乏为代价。”中国旧式的公共教育尽管可以说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致力于给人们一个像内农所说的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不仅如此，这种严肃认真的高等教育，还造就出像曾国藩侯爵乃至张之洞大人本人这样杰出的人物。
第四章 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5）
三头执政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岑春煊，他是前两广总督，现在在上海做寓公。他是著名的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78）的长予，其父曾被指控与马嘉理谋杀案（79）有牵连。岑毓英是一个厉害人物，他用克伦威尔挫败爱尔兰叛民的严酷手段，挫败了云南回民起义军。像乃父一样，岑春煊也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是德国人所谓容克（80）党的党员，他的家族也来自蛮荒的仍处在半开化状态的广西省，即中国的波美拉尼亚。因此，他跟俾斯麦首相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在其政治生涯之初，他也同俾斯麦一样是个极端保皇主义者——plusroyalistequeleroi。事实上，岑春煊在义和团事变爆发后才崭露头角，他以其极端的保皇主义精神引起了已故皇太后的注意。当朝廷逃至陕西西安时，他赶紧奔去救援，与1848年俾斯麦赶去救护柏林的朝廷一样。
他们两人的相同之处按下不表，且谈彼此之间的相异之点。俾斯麦是一个含辛茹苦、始终不懈地提高自身思想修养的人，而岑春煊则绝对没有任何思想修养。不过，正因为他完全没有文化修养，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的，不像雅各宾党人——诸如卖弄博学和怀有空洞理想主义的康有为之辈。他不是空想家，而是一心一意务实的实干家。他确实没有满洲贵族的优雅之处，但同时也没有暴发户袁世凯那种狂妄自大、庸俗不堪、装模作样讲排场的鄙陋习气。到上海岑春煊的寓所拜访过他的外国人，都可看到，这位伟大的厉害总督的儿子，自己也是总督，他的生活却相当简朴。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君子，不属于那种暴发户买办阶级。
总之，岑春煊是一个坚强有力、忠心耿耿的狂热保皇派。他主张对雅各宾党人和革命派以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迅速处理。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erichWilliam）1848年在谈论俾斯麦时所说的那样，岑春煊在当今中国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目前中国正处在变革时期，需要的是善于妥协与和解的建设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则太过强硬、不屈不挠，因此难当大任。歌德见了同时代的渥瓦茨（81）元帅，说道：“再也没有比缺乏见识的行动更为可怕的事情了。”此刻，像希腊的阿喀琉斯（82）一样，这位厉害的总督离开了所有当权者，坐在上海马卡姆路他的寓所里满脸愠怒，毫不妥协。眼见中国越来越糟，他实在忍受不住气恼的折磨，便到杭州湖畔、普陀海滨逛悠散心去了。
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这位中国的阿喀琉斯可能还要披挂上阵，前去为希腊人作战。然而，正如这位前总督几天前对我所说的，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和每个人来说，将会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刻。
尾声（1）
现在，我必须结束这个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了。我并不想在世界公众面前，去批评现任摄政王统治下的帝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作为现政府的一个下级官员，我认为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我对于现政府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还是宁愿说给自己的同胞听。其实，两年以前，在给帝国已故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陛下的一封长长的上书中，我已经把关于中国目前局势的所有想法都陈述过了。但在这里，在结束这篇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之前，我很想，也确曾承诺过，要说明目前的摄政王也是一个受益于中国牛津运动影响的人。摄政王的父亲是已故的七王爷（83），中国牛津运动非官方的保护人。他是已故光绪皇帝的父亲。这位七王爷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就如同英国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在英国所处的地位一样。英国那位已故的女王夫君，在试图指导当时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散漫和无政府主义势力中丧了生，同样，中国的七王爷，在发现他指望着能与李鸿章及其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之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斗争的中国牛津运动最终失败和崩溃的时候，也因极度伤心而过早去逝。现任摄政王，当今中华帝国的实际代理人，便是这位尊贵的七王爷——这位中国牛津运动的支持者和非官方保护人的第三子。因此，已故七王爷对孩子们的教育，是完全置于牛津运动者们的影响之下的。最后的一个王府教师，便是已故帝国大臣孙家鼐（84）。由于有这种因素，中国的牛津运动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仍然施加着影响。
这里，我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帝国的亲王之中，已故皇太后认为配做她继承人、堪当指导民族命运之大任的只有两位。她心中牢记孔子所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最初，她看中的是有“拳匪”臭名的端王，并把他的儿子指定为大阿哥。如果义和团事变没有发生，今天中国的摄政王便是端王。端王是一个狂热型的人，如果他摄政，他会毫无疑问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有所进取。但是义和团事变招致了外国列强的干涉，使他无法当摄政王了。于是已故皇太后不得不选择目前的摄政王，他是那种有所不为的偏执型的人。如果他不是为了去创造新秩序而做得那么多，他一定能获得更多的荣誉的，因为这些事情做得越多，反而使中国的事态越糟。不仅如此，目前的摄政王正严格执行着已故皇太后的政策，这一政策就是：如果中国一定要闹一场革命——目前的欧化实际上就真正等同于一场革命，它必须是“一场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现任摄政王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满族的高贵灵魂和自尊自傲品质的年轻人。当外国人指责中国在他的统治下发展缓慢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位满洲亲王克己的力量是多么值得称赞。因为这种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纯洁无瑕，无可挑剔，使得他在国家事务中，情愿不以个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导革命。其实，谈起这位摄政王，我们可以同说过这样一句聪明话的智者一道说：“不轻易发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风要好，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比攻城夺池还难。”
本书就要结束了，我想说的是，在讲这个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过程中，我已尽力说明，自从欧洲人进入中国以后，我们中国人怎样努力与那现代欧洲那强烈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坏力量战斗，使它不致于危害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业，然后我们又如何遭到失败，率领我们战斗的中国牛津运动的领导人现在都已亡故。眼下的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我们是只能听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扫除净尽呢？还是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在此，正如马修·阿诺德要说的，我觉得此刻我的敌人正以一种急不可待的喜悦，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但我却要避开他们。
尾声（2）
我说过，义和团事变之后，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的统治阶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面对现代欧洲各国那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文明的应战能力不足，无效无用。我还表示过要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统治阶层、中国的文人学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错误的。在此，我将兑现我的诺言。在我看来，一个人或一国人用以反对和试图消除一个社会错误或政治错误，存在着四种方式。下面，我想对此做出具体的说明。假设在上海地区有一个纳税人，他诚心诚意地相信上海租界运行的有轨，电车对于上海人民来说不仅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很坏的、不道德的、伤风败俗、导致混乱的设施。怀着这种念头，他首先可以以一个纳税人的名义，抗议在上海街道上铺设有轨电车道。如果抗议无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几个志同道合者站到马路中央，逼迫有轨电车司机要么停车，要么从他或他们身上碾过去。如果电车司机拒绝停车，他就用拳头和血肉之躯去与电车对抗，这时候，如果没有警察和市政人员来干预，愚蠢的纳税人就会粉身碎骨，而上海的电车道也仍将原封不动。端王及其义和团员用来抵御现代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到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上海的那位纳税人，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阻止电车的运行。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伙创办一个对立的电车公司。从财政方面或其他方面设法搞垮这家电车公司，终使其无法存在，无法开业。到这个地步，人们能够想象出上海将会是一幅什么景象。然而，这就是已故的张之洞主张采取的，用以防止欧洲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进入中国并带来恶果的办法。上海纳税人能够用来阻止电车运行的第三种方式，正如我曾说过的，是消极抵制，洁身自好。但消极抵制和洁身自好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会弊端方面决不会有效。而这就是伟大的俄国道德家托尔斯泰伯爵在给我的一封公开信中，劝告中华民族阻止现代欧洲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