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女儿-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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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一起执行任务时才会碰到一起。”
“她教什么课？”
“心理学。”他又补充道，“她曾是心理学硕士。”
“她现在仍然是。”我说。人们在谈论死者时总不可避免地犯时态上的错误。我问肯特：“教官们经常有值勤任务吗？”
“一般没有。但安·坎贝尔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册上，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要给大家树立个榜样。”
“明白了。”军队确实为所有的男女军官准备了一些名册，这些名册都是由军官们自己填写，不过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值勤，为军队尽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时间，巡逻这类任务的名册上曾经取消了女军官的名字。可是后来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年轻女军官深夜巡逻要冒险是无法改变的。因为男人的野性难改，为了发泄，他们可以置军规于不顾。我问：“她带武器了吗？”
“当然带了。她总是随身带着手枪。”
“说下去。”
“哦，大约在清晨1点，坎贝尔对圣·约翰说她要开吉普车去查看哨所——”
“为什么？难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军官和中士的职责吗？值勤军官的任务只是守着电话机嘛。”
肯特回答道：“据圣·约翰说，哨所的指挥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上尉，乳臭未干。坎贝尔上尉又是那么热情，作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亲自去查看哨所。另外，来回的暗号她也知道。”肯特把车开上了步枪射击场的道路，接着说，“圣·约翰说，大约3点的时候他开始有些担心了——”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档的是个女人——也许他认为她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并因此而吃醋，也许他急着上厕所，但又不能离开电话机。”
“圣·约翰多大年纪了？”
“56岁左右吧。已婚，夫妻关系很好。”
“他现在在哪儿？”
“被我软禁在宪宾司令部的大楼里。”
我们的车驶过了4个步枪射击场，它们都位于一条弯曲的土路右边，地势很开阔。我已经大约20年没来过这儿了，但对这儿的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肯特上校接着说：“后来，圣·约翰给哨所打了电话，坎贝尔不在那儿。他又让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联系，看是否有人见过坎贝尔，可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回话，都说没见过她。圣·约翰只好让哨所的中士派了一个人到总部替他守着电话，他自己开着卡车找遍了所有哨所，还去士兵俱乐部、军官俱乐部等地方找过，就是不见坎贝尔上尉的踪影。4点钟的时候，他把车开向最后一个哨所所在地——一个弹药库。终于，他在第6步枪射击场看到了她的吉普车……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果然，前方不远处，在这条狭窄的小路的右边停着一辆吉普车，据估计它就是安·坎贝尔生前开的那辆。吉普车旁停着一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
我问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么位置？”
“和这儿隔着一个路口。哨兵是一个叫罗宾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车前灯的亮光，但什么也没听到。”
“你审问过他吗？”
“应该是她。她叫玛丽·罗宾斯。”肯特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也不能怪你，保罗。因为‘一等兵’这个词并不显示性别。”
“谢谢。罗宾斯现在在哪儿？”
“也被软禁在宪兵司令部的大楼里。”
“这么说宪兵司令部大楼现在还挺拥挤呢。不过，这办法不错。”
肯特把车停在吉普车和红色野马牌汽车之间。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我看到了守卫现场的6个宪兵——4男2女，分站在各个角上，把现场包围起来。路的左边是一个露天看台，座位都面朝着步枪射击场。军队上前线之前就是在这里操练的。在左边的看台上坐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风衣的女人，她正在一个小本子上急速地写着什么。我和肯特下了车，他对我说：“那是森希尔小姐。”他把“小姐”说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别上的错误。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问肯特：“她怎么会在这儿？”
“是我打电话把她叫来的。”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办强奸案的律师。”
“可被害人已经死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
“是这样，”肯特解释说，“森希尔小姐也负责调查强奸案。”
“是吗？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么？”
“你听说过一个叫尼利的女护士的事吗？”
“只在报纸上见过。难道这两个案子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联系。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网了。”
“昨天什么时间？”
“大约下午4点，是森希尔小姐将罪犯捉拿归案的。5点钟我们就审出了口供。”
肯特又补充说：“本来森希尔今天还有别的任务，但她自愿留下来办这个案子。”
“我们很幸运。”
“是的，这类案子需要女人参加。况且森希尔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
我留心观察了那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可能是辛西娅的，车牌和我的私人汽车一样，也挂着弗吉尼亚的牌照。由此可以断定，她也是在福尔斯彻奇供职，和我一样，现在也是在外边办案。然而，命运并没安排我们在家乡见面，却让我们在异地他乡，而且是在这种场合下相见了。既然是命运的安排，便不可避免了。
我又向步枪射击场扫视了眼。现在还是清晨，射击场的上空笼罩着一层薄雾，土路边上有许多靶子，都是些用纤维板制成的假人。这些假人个个身挎步枪，面容丑陋不堪。这种生动的靶子取代了那种古老的轮廓靶。在我看来，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要给射手们提供一种真切的临敌感。但就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只有真正上了战场并开始杀人后才能真正产生这种临敌感。靶子毕竟是靶子，第一排士兵开始射击前，假人身上经常落满鸟儿，这就影响了它们的真实感。
当年我在步兵营训练的时候，射击场还是光秃秃的一片，什么植物也没有，看上去跟沙漠差不多。而现在这里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草木，使射击场绿意盎然，几乎看不到战火的痕迹了。我对面大约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像靶，周围长满了杂草。它的两边分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宪兵。在人像靶脚下躺着一具尸体。
肯特上校说：“这家伙准是有毛病。”他怕我不明白，补充道：“他单单选择了这个地点作案，好让那个丑陋的人像一直低头看着她。”
要是这个人像能说话就好了。我转身向四周看了看，看到在指挥塔和看台之间有一个厕所。我对肯特上校说：“你们没搜索一下附近有没有别的受害者？”
“没有……嗯……我们只是不想破坏现场。”
“可能还有别的人遇害，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活着，正需要抢救。手册里不是讲过吗？救人第一，证据第二。”
“是的……”他四周环视了一下，命令一个宪兵中士：“马上吹号叫富勒姆中尉带全排士兵和警犬来。”
中士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看台上有人说道：“我已经通知过了。”
我抬头看了看森希尔，对她说：“谢谢。”
“不必客气。”
看来不理她是不可能了。我转身向射击场走去，肯特在后面跟着。
走了一会儿，肯特的步子越来越慢，渐渐落在后边。两位宪兵此时正稍息，眼睛不再盯着安·坎贝尔躺着的地方，开始向四周观望。
我在离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死者仰面躺在地上。肯特说得不错。她全身赤裸，只在左腕上戴着一只运动表。离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件颇时髦的内衣——她的乳罩。她的军装不在现场，靴子、头盔、枪和枪套都不在现场。更有意思的是，安·坎贝尔被四肢分开地固定在地上，手腕和脚踝都被绑在桩子上。用来捆绑的绳子是绿色的尼龙绳，桩子是绿色的乙烯塑料棒，都是军队用的。
安·坎贝尔30岁左右，身材很好。尽管她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认出了她。她的脸很漂亮，轮廓分明。一头浓浓的棕色秀发披在肩上，头发的长度可能比军队规定的要多出几英寸，但现在这已不算是什么问题了。
缠在她脖子上的尼龙绳跟手上和脚上的尼龙绳同样粗细，但脖子上的绳子没有勒进肉里。罪犯把她短裤的一条腿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垫在绳子底下。在场的人中只有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辛西娅来到我身边，什么也没说。
我在安·坎贝尔的遗体旁跪了下来，看到她的皮肤已变成了蜡色，脸上的脂粉显得格外明显。她的手指和脚趾甲都已经失去了血色，脸上没有击伤、抓伤和咬伤的痕迹。看得见的部位都没有遭强奸的迹象。尸体周围没有搏斗过的痕迹，脸上没有泥和草的碎屑，也没有血污，指甲里没有抓下来的皮肉，头发也不太乱。
我摸了摸她的脸和脖子，因为尸体僵硬通常是先从这两个部位开始的。但当时这两个部位还都没僵，我又试了试她的腋窝，还是热的。大腿和臀部有几处呈深紫色，可能是窒息所致，这就可以说明她是被绳子勒死的。我按了按她臀部上的一块青紫，青紫马上变白了，但手一拿开，青紫马上又出现了。至此，我完全可以断定，死者是在4小时前断气的。
长期的刑警工作使我已经学会，不能完全相信证人的证词。但是目前为止，圣·约翰所说的时间顺序还是可信的。
我又向下探了探身，看到安·坎贝尔那双大大的蓝眼睛正茫然地瞪着天上的太阳，一眨不眨，瞳孔还没有模糊。这就更证实了我的推断——她刚死不久。我翻开她的眼皮，看到眼帘上有不少血红的斑点。这也是她死于窒息的一条证据，到现在为止，肯特上校所述及现场看到的情况似乎都和我的推断相吻合。
我解开了安·坎贝尔脖子上的绳于，仔细查看了绳子下面的内裤，发现上面没有任何撕扯的痕迹，也没被身体或其他外物弄脏。短裤上的身份牌不见了。被绳子勒过的脖子上有一道淡淡的伤痕，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是，这足以证明被害人是被勒死的，只是衬裤减弱了绳子所造成的伤痕。
我在尸体周围转了转，发现她的脚掌上沾有泥和草，这说明她死前至少赤脚走过几步。我凑近仔细查看了她的脚掌，发现右脚大拇指根处有一个黑点，好像是沥青一类的东西。看来她可能是在50米以外的柏油路上，就在她的吉普车附近，被迫脱光了衣服，至少是脱掉了鞋袜，然后就被迫光着脚——也可能光着身子——走到了被害地点。
在我查看现场的这段时间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见树上鸟儿吱吱喳喳的叫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照着路两旁的松树，在射击场上投下了一排长长的影子。
我问肯特上校：“是哪个宪兵先来到现场的？”
肯特叫了一声身边的一位女宪兵，对她说：“向这位长官报告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从她的名牌上看到了她叫凯西，是个一等兵。她向我报告说：“今天早晨4点52分，有人通知我，在第6射击场发现了一具女尸，距尸体50米以外的路上还停着一辆吉普车。我当时就在附近，所以得知后马上出发，于5点01分到达了出事地点，一眼就看见了那辆吉普车。我把车停放好，带上M…16步枪跑到射击场，找到了尸体。我给她试了脉，听了心跳，试了试是否还有呼吸，又拿手电筒在她眼里照了照，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我断定她已经死了。”
我问她：“后来你做了些什么？”
“我回到车上呼叫援助。”
“你来回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吗？”
“是的，长官。”
“除了尸体外，你还碰过别的东西吗？比如绳子、桩子、内衣、内裤？”
“没有。长官。”
“你动过被害人的车吗？”
“没有，长官。除了鉴定被害人是否已死，我没动过现场任何东西。”
“谢谢。”
一等兵凯西行了军礼，转身回到她原来站的位置。
肯特、辛西娅和我面面相觑，好像是在忖度着彼此的心理。这样的时刻能够触动人的灵魂，从而在人们脑海里打上深刻的烙印。我从来不会忘记一个人死了的情景，也不想忘记。
我们回到路上，在安·坎贝尔那辆吉普车周围转了转，看到驾驶室的窗子还开着。许多军队里用的车都没有点火开关钥匙，只有一个启动开关，安·坎贝尔的车就是这样，现在启动开关处在“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