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红学--红学故事新勘、红学历史十讲 作者:土默热-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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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靖皇帝到万历、天启、崇祯皇帝，明朝最高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统统昏庸固执，以至宫廷中连续出现“红丸”、“梃击”大案，朝臣中出现日甚一日的“党争”，社会上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终于把三百年基业断送了事。造成这个悲剧结局的原因，虽然有政治、军事、民生等多方面，但都与这一时期混乱荒谬的宗教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崇祯十六年，明朝灭亡前夕，崇祯皇帝在焦头乱额之余，还请张天师在北京搞了一场“护国罗天大醮”，乞求“国家绵久，万子万孙”。可笑的是，这个张真人，刚刚从北京跑回江西龙虎山，就不得不为下江南的清朝大军准备符瑞了。
清政权建立后，对宗教一度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满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入关前，又信奉了喇嘛教（藏传佛教），所以对中原宗教采取了一种既不排斥、也不信仰的放任政策。当道教张天师为多尔衮“进符瑞”时，就遭到了冷遇。顺治皇帝似乎对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甚至天主教都有兴趣，民间传说他到五台山当了和尚，似乎没有道理，如果他当了喇嘛，似乎还说得通。五台山在北方信奉藏传佛教各民族心目中，主要是个喇嘛教圣地，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康熙大帝对各种宗教都“俳优蓄之”，并不排斥，但他的兴趣似乎更集中在儒学精神和文章诗词上，他曾经有这样一首御制诗：“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更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才。”“二氏”即释道两教，他认为其“颓波”已经不可逆转了，不必要泥古不化，何如多研究点作诗绘画。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对宗教采取了与社会一样的严峻政策，曾杀过几个和尚道士，但对于佛道二教，总的说还能优容。从他把自己的“潜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一事看，似乎他最崇奉的，仍然是藏传佛教。
清朝宗教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是在乾隆朝。据《会典》记载，乾隆四年（1739），他就下旨“永行禁止”道人“往各省开坛传度”，一经发现，严厉治罪。并把“正一真人”由正一品降为正五品，道教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信仰并推行“理学”的最高统治者，从他打击宗教，倡导理学、大兴文字狱、借修篡《四库全书》抽毁异端学说等行为综合看，这些举措都是强化封建正统思想的不同侧面。道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教事物更趋混乱，那是近代史的事情，与《红楼梦》无关，就不再涉及了。
三、《红楼梦》展示的是明末清初的特殊宗教背景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中展示的宗教背景，不可能是明朝嘉靖以前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清朝乾隆以后的事情，只能是从明朝嘉靖到清朝康熙年间的事情。而这一时期，在历史分期上，正是广义的明末清初。广义的明末清初，在明清大约都延续一百年左右，在这二百年的漫长时期内，《红楼梦》又是展示的哪一阶段的事情呢？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文前面归纳的《红楼梦》宗教背景的四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僧道不分，亦僧亦道。在嘉靖以前和乾隆以后，由于宗教管理严格，一般很少有这种事情。广义的明末清初，僧道不分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最严重、最风行的年代，是在狭义的明末清初。所谓狭义的明末清初，就是指明清两朝的改朝换代时期，也就是清军席卷大江南北、南明四个小朝廷先后苟延残喘的二十年左右时间。
这一时期，明王朝大厦倾覆，以忠君爱国为基本人生理念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以杀身取义为荣，以变节侍敌为耻，多数对新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加之异族统治者在军事上和社会管理上都采取了严厉甚至残酷的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令人谈虎色变；“剃发易服”的推行又使这些正统文人感到莫大耻辱。无奈之下，多数正统文人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就是向宗教寻求庇护和对抗办法。
朋友们不妨去翻阅一下这一时期文人的作品，他们拒绝出仕为新朝服务，也拒绝剃发易服，而拒绝的最好理由，就是“入道”。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出家”当了和尚、道士，没有出家的也多数以“居士”自居。正像明朝大文学家张岱记叙的那样，这些人不分佛道，有妻有子，喝酒吃肉，不宣佛号，根本不读佛道教义，更不遵守宗教戒律。他们把奉佛和奉道统统称为“入道”，其实际目的仅在于避世，说到底是不分佛道，亦僧亦道，不僧不道，与佛道二教都没有什么关系。
当时的著名文人钱谦益、吴梅村、朱彝尊等，都是这样“入道”的。最著名的“入道”例子是杭州的陆圻，他的同乡洪昇这样记载他的“入道”经历：“君问西泠陆讲山，瓶钵漂泊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荡间”。“瓶钵漂泊”是和尚的行为，“化鹤乘云”是道家的说法，“天台雁荡”山僧道皆有，你说他入的是什么道，当了和尚还是道士？
在这些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社会其他各界的人士也纷纷效仿，就连秦楼楚馆的妓女也都纷纷“入道”。著名的“秦淮八艳”，后来基本上都走上了这条路：卞玉京、黄皆令、陈圆圆、李香君，都成了僧道不分的“女道士”。特别是那个柳如是，按照佛经“如是我闻”的意思，为自己取名“如是”，为居所取名“我闻室”，应该是个女尼身份吧？可她偏偏一身道人装束，自称也是“道人”，同《红楼梦》中的妙玉，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楼梦》中展示的“庄禅”思想，严格说并非宗教教义，而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思想，“悟”与“不悟”，并没多大关系。这种思想，在明清改朝换代期间非常流行。他的起源，在于“王陆心学”。明代嘉靖朝以后，明代士大夫中开始流行“王陆心学”。所谓“心学”，就是披着儒学外衣，搀杂了佛家禅宗思想、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和老庄哲学的一种封建儒学的变种思想。到了改朝换代、天崩地裂时期，这种哲学思想恰好成了人们消极避世的最好口实。此一时期，“谈禅”成为一种时髦，不仅士大夫阶层谈禅，一般文人学子谈禅，就连平头百姓，也不时打几句禅语，以示自己大彻大悟。究竟悟没悟，只有天知道，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他的姐妹那样。这就是《红楼梦》中宗教背景第三个特点的真实来源。
清军入关后，虽然在军事上采取高压态势，但对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政策却是相当宽松的。实话说，也不一定是有意如此，而是刚刚入关的异族统治者，还不完全明白这些，也没有规范这方面的典章制度。因此，当时所谓“入道”，即当和尚道士，是绝对宽松随便的，只要你自己宣布“入道”了，管你什么“阿弥陀佛”还是“无量寿佛”，都没人提出异议。你想跟着和尚走还是跟着道士走，你跟着道士走却剃掉满头“烦恼丝”，也绝对无人干涉。这不正是《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四个特点么？
至于《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僧尼道士多不是好人，其来源说来也不奇怪，是以上三个方面派生的。我国古代正统知识分子，受儒学影响根深蒂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的观念打得很牢。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他们被迫“入道”、“谈禅”，但他们何尝真的信仰了佛道宗教？他们的心目中，还是以儒家为正宗，以佛道为“外道”的。加之中国历史上，民间就有“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的传统观念，大家不妨看看《三言两拍》诸多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就明白了。并不信教的这些假“入道”者，对真正的宗教中的一些低俗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是很自然的；《红楼梦》中把尼姑、道士描写得多不是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清朝早期，满族统治者从关外带来的萨满教，喇嘛教，在《红楼梦》中也有间接反映。王熙凤说“老祖宗”百年之后，宝玉要顶着她的灵牌“上五台山”，历史上汉族无此风俗；而信仰喇嘛教的满族、蒙古族，此风俗由来已久。萨满教的痕迹，在“太虚幻境”、“祭饯花神”、“马道婆误蛊”中，似乎也有蛛丝马迹。清初，这些习俗在入关的满族人中还很普遍，乾隆以后，由于民族同化的原因，也渐渐淡漠了。不过，在东北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中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故事的宗教背景，只能是明末清初，不能是以前，也不能是以后。红学界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曹雪芹是乾隆时期人，距离明末清初已经一百多年了；曹雪芹是汉军旗人，那种强烈的遗民思想绝对不会具有。就像今天的非洲作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上世纪初欧洲的故事一样。笔者考据康熙朝的洪昇，是《红楼梦》的初作者，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都与上文的分析吻合，他能够写出《红楼梦》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却不能。本文也算是旁证吧。
第四节 “离愁”情结
在中国传统诗坛词苑中，不乏擅写“离愁”的骚人墨客，笔者特别佩服其中两位，一是南唐后主李煜，一是《红楼梦》的作者“石兄”。这两位老兄描写“离愁”的作品，一样回肠荡气，一样缠绵婉约，一样刻骨铭心，一样流畅清丽。试看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与《红楼梦》的“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李后主的“离愁”，是思念故国的愁，“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红楼梦》的“离愁”，表达的是什么愁呢？是思乡之愁，是思家之愁，是思亲之愁，是思骨肉兄妹亲情之愁，是痴男怨女互相思念之愁。可能有的朋友会怀疑：曹雪芹在儿时便因“抄家”离开了南京，对祖籍东北又没任何印象，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北京，乡愁何来？“抄家”后是举家回到北京，亲人并未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思亲思家之愁也没有来由。曹雪芹是遗腹子，无兄弟姐妹，也没听说有过什么缠绵的恋爱，思手足和情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他没有大写特写“离愁”的理由啊！是不是你对《红楼梦》诗词所表达的意蕴理解有误呢？那么，我们就对《红楼梦》中的诗词、特别是主人公名下的诗词，做一番客观的分析，看一看作者笔下，写的究竟是不是“离愁”吧。
《红楼梦》中写“离愁别怨”的经典之作，莫过于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这是一首在苦风凄雨中，洒泪泣血“闷制”的“风雨词”。“秋风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作者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凄苦断肠的画面：在那花谢草枯的深秋季节，一个苦风凄雨的黄昏，黛玉孤身一人，强忍着病痛的煎熬，耳听淅淅沥沥的秋雨，敲打着阴沉的潇湘院纱窗，加之满院深秋残竹，在风雨中发出的阵阵悲苦之音，“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这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的“风雨词”，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泪烛摇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灯前似伴离人泣，”“已教泪洒纱窗湿。”是因悲秋“牵愁照恨”，引发了“离人”悲戚的“离情”，凄凉的秋风秋雨，在助长了绵绵秋思的同时，更加深了游子思念故乡亲人的哀哀“离情”！
黛玉表现“离情”的诗作，在《红楼梦》中可谓俯拾皆是。那首脍炙人口的《葬花词》中，“游丝软系飘春榭，”“红消香断有谁怜？”“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飘泊难寻觅。”“愁绪满怀无释处，”“杜鹃无雨正黄昏。”都是表达的游子在漂泊中，无奈无助的哀思。“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表达的也正是背井离乡、抛家别亲境况中，对自己前途渺茫的感天动地的悲叹！在咏柳絮的《唐多令》中，黛玉表达的也是同一心情：“漂泊亦如人命薄，”“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些句子同《葬花词》一样沉痛。在《题帕三绝》中，表达“离愁”的情绪更加明显：“彩线难收面上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