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红学--红学故事新勘、红学历史十讲 作者:土默热-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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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妻理典
回到家乡的洪昇,在料理了弟妹们的后事之后,马上让妻子黄蕙,把昔日姐妹们在“蕉园诗社”中的旧诗稿找了出来,夫妻相对仔细阅读吟唱,心中涌起了万千感慨——
当日秋雪庵的风流韵事,早已化作过眼烟云;当日姐妹们的音容笑貌,却仍然历历在目。洪园虽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但姐妹们的身影,似乎仍在绿树红墙中徜徉徘徊,令洪昇夫妇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洪昇下定决心,要把姐妹们的事迹,比照杨贵妃的事迹,参照自己的《长生殿》结构,用“金钗、玉合”作载体,创作一部文学作品,以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
山庄接驾
康熙三十八年(1699),当朝皇帝玄烨第四次南巡,驾临杭州,下榻昭庆寺。时已“致仕”的朝廷老臣高士奇,盛情邀请皇帝到他新建的“西溪山庄”游幸,皇帝爽快地答应了。
高士奇曾任朝廷南书房侍读,是皇帝的贴身近臣,皇帝 对他言听计从。康熙朝党争激烈,高士奇是“南党”领袖之一,为官贪黩,“有万国金珠贡澹人”之说 ——澹人是高士奇的字。
高士奇与洪昇同年生,同年死,同为杭州人,又同时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几乎又同时回到故乡,可谓一生形影不离的朋友。高士奇的“西溪山庄”,就建在洪园附近,洪昇随帮唱影,参与了接驾。
皇帝自昭庆寺乘马至木桥头,弃马登舟,只率几个宫人太监,来到“西溪山庄”,亲自做“十里清溪曲”诗一首,并亲笔为山庄题两个大字:“竹窗”。皇帝登舟的地方,从此名“御临镇”,一至于今。
其实这是洪昇第二次见皇帝了。第一次是在国子监学习期间,皇帝驾临视察,洪昇随祭酒、博士们叩头而已,并未亲聆御音。这次见皇帝面,是在受到朝廷“斥革”十年后,心中滋味,无以言表。
千古绝唱
洪昇的后半生,生活倒也安逸。由于他名满天下,青年才俊纷纷拜他为师,杭州的熟人故旧也多,在西湖边的孤山修建了一所稗畦草堂遮蔽风雨,日子倒也不难打发。
洪昇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文学创作。除了那部四折杂剧《四婵娟》外,主要以自己的一生经历,穿插弟妹们的事迹,写一部《洪上舍传奇》。经过十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脱稿了。脱稿后,曾拿给著名诗人朱彝尊看,朱的诗中记载了此事。
康熙四十三年(1704),应曹寅的邀请,洪昇到江宁织造府,“畅演”了三日《长升殿》。洪昇是带着一部作品的手稿到曹府去的,意图求曹寅赞助出版,曹寅的诗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洪昇在归途中,不幸失足落水、葬身龙宫了。这天是七月一日夜,一个恰恰没有月光的漆黑夜晚,这天是洪昇的忌日,也恰恰是杨玉环的生日,可谓不解之缘了。从此,洪昇这部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失去了踪影。
余韵绕梁
斗转星移,一晃六十年过去了。康熙朝的悲壮,雍正朝的悲凉,都已化作了历史的青烟,时间进入了乾隆中期的盛世。
洪昇的孙子洪鹤书,此时也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他在整理自己的诗集《花村小稿》时,不住地喃喃自语:祖父的遗作手稿究竟流落到哪里去了呢?曹寅没有实现祖父的遗愿、为作品出版,江宁织造府随后被朝廷查抄了。父亲洪之震、姑母洪之则,先后到南京寻找,但去时早已人去楼空,杳如黄鹤,难觅踪迹了。
也就在此时,北京西山一个茅棚中,一个叫曹雪芹的年轻人,传出来一部小说——《红楼梦》。一经传抄,很快风靡天下。曹雪芹是谁?他是江宁织造曹家的后人么?《红楼梦》是谁写的?大家都说是曹雪芹写的,可他为什么只承认自己是“披阅增删”者?
历史就是这样的迷离、迷茫,似乎有那么明显的蛛丝马迹,但又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记录证实。埋在历史废墟下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
作者
2006年1月于长春
第一节 元妃省亲
“元妃省亲”是《红楼梦》的重头戏,对“元妃省亲”的解读,也是胡适红学的立论基础所在。胡适先生断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故事是以曹家在南京担任江宁织造期间的真实生活为原型创作的,其主要根据就是认定《红楼梦》书中借元妃省亲描写康熙皇帝南巡,史料记载曹家一共接驾四次,书中赵嬷嬷对王熙凤也说甄家接驾四次,因此,胡适先生断定,书中的甄家就是贾家,其原型都是曹家。朋友们不妨重新翻阅一下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便可清楚地知道对“元妃省亲”的解读在胡适红学中的重要地位。
“元妃省亲”对胡适红学的重要性可谓大矣。可以说,今天红学主流派几乎所有的学说,都根源于胡适先生对“元妃省亲”与曹家接驾的认定,正是由于对“元妃省亲”就是隐写曹家接驾的认识为基础,才开始了对曹寅祖孙三代任江宁织造期间事迹的研究,才确立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才创立了所谓的“曹学”。
胡适先生解读“元妃省亲”的方法,恰恰犯了他自己痛诋的“猜笨谜”的弊病,陷入了“附会”的泥潭。他看到《红楼梦》书中赵嬷嬷说甄家当年曾接驾四次,在清史资料中又发现曹家当年确实接驾四次,两者是如此偶合,因此就毫不犹豫地说:看,曹雪芹在写自己家当年的事情!每个认真的读者,只要精心阅读和思考,不难发现胡适先生附会的漏洞。
其一,《红楼梦》书中描写元妃省亲的过程,并非千里迢迢从北京远赴南京,而是从同一城市的宫中到大观园,路上时间不过一两个时辰而已,考虑到当时轿子的行进速度,也就走了十几里路程吧,距离并不远。省亲结束后,元妃并未在大观园居住,而是与祖母和父母依依惜别后,含泪连夜又回到宫中。这与曹家接驾的场面根本不同,康熙皇帝远途跋涉来到南京,长驱三千里,路上需要几十天时间,一两个时辰如何能到达?曹家以织造府作为康熙皇帝的行宫,皇帝在南京期间是住在织造府里的,也不可能连夜又回到北京皇宫。
其二,《红楼梦》书中用于接待元妃省亲的大观园,“芳园筑向帝城西”,可见位置在城市的西边。南京为六朝古都,可以称为“帝城”,但曹家的织造府及其附属的西花园,位置无论如何也谈不到在这个帝城的西面!书中大观园的形势是“芳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既离开红尘滚滚的城市,又与城市相距不远,就在“帝城”西边不远的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曹家的织造府在南京城中,所在位置并非“别红尘”的“仙境”。书中大观园“衔山抱水建来精”,“山水横拖千里外”,园子周边衔山抱水,形势壮阔,这与江宁织造府的形势更是相去甚远,在织造府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横拖千里的“山水”,更看不到高起五云的“楼台”!
其三,《红楼梦》书中王熙凤与赵嬷嬷对话说,甄家接驾四次是“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时候的事,接待的是“太祖”,并非元妃;接驾的是甄家,并非贾家,这四次接驾与元妃省亲根本不是同一时期的事情。王熙凤当时尚未出生,只是听说过,并未亲见,所以感叹自己生晚了。但距离元妃省亲的时间似乎也就是五六十年,不会太久远,因为赵嬷嬷当时“刚记事”、也就是十几岁吧,曾亲自见识过;现在她“七老八十”了,距当时应该有五六十年了,所以只能凭回忆发一大通“罪过可惜”的感慨。康熙皇帝四次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是前后相继的事情,中间没有几十年的间隔,如果《红楼梦》是借元妃省亲写曹家接驾,时间上根本就不对。假如“元妃省亲”是隐写康熙南巡,那么,就是从康熙第三次南巡的康熙三十八(1699)年上推五六十年,也反推到了1639—1649年之间,这是明清交替时代的事情。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清朝的“太祖皇帝”南巡之事,曹寅的父亲曹玺还在东北和西北领兵打仗,根本没有到江宁织造任上。
其四,有一个很奇怪、也很重要的情节,红学家们很少注意到,就是《红楼梦》作者把“太祖皇帝”巡游比作“舜巡”。这可是大有奥妙的说法!古代舜帝巡视三山五岳,死在了巡游途中,他的湘江边上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哭舜帝的斑斑泪水,染红了湘竹,此竹便由此称为“斑竹”,毛泽东先生诗中曾有过“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说法可证。如果《红楼梦》作者敢把康熙南巡比作“舜巡”,那简直是诅咒皇帝在巡游中死去,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曹雪芹因为家庭败落,可能对查抄他家的雍正皇帝心存不满,但康熙皇帝对曹家可是恩重如山啊,曹家的富贵荣华可以说都是康熙皇帝给的!曹雪芹怎么能盼望他死在南巡途中呢?
其五,与上一个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林黛玉与她居住的潇湘馆的称谓问题。林黛玉是个尚未破瓜的妙龄少女,为什么要取“潇湘妃子”的别号?须知“潇湘妃子”就是舜帝的妃子娥皇、女英,就是哭红了斑竹的妃子,潇湘馆的景物特点是“窗前也有千竿竹”,竹影在窗纱上摇曳是引发林黛玉伤感的最通常触媒,与“舜巡”、“潇湘妃子”、“爱哭”联系起来思考,其奥妙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红楼梦》中所写的“元妃省亲”,根本不可能是隐写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接驾四次的事情,也不可能由“元妃省亲”情节来证明《红楼梦》是以曹家旧事为原型创作的,当然更不可能证实曹雪芹的作者身份,胡适红学根本就是建在沙堆上的一座大厦。
胡适先生所附会的《红楼梦》元妃省亲情节是隐写康熙南巡、曹家接驾的传统说法,应该说不攻自破了。《红楼梦》所描写的“元妃省亲”一事,与曹雪芹和他的爷爷曹寅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红楼梦》根本就不是以曹寅家事为原型创作的。红学界那些关于曹家与雍正朝宫廷斗争关系的附会,那些关于曹家与“阿其那”、“塞思黑”关系的猜测,都与小说《红楼梦》毫无关系。那么,《红楼梦》作者精心描写的元妃省亲,其生活原型究竟是谁、是什么时期的事情呢?
根据笔者考证,《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情节,确实是隐写的康熙皇帝南巡,但南巡的地点不在南京,而是在杭州;南巡的接驾人也不是曹寅,而是高士奇;进一步说,能够在《红楼梦》中记载元妃省亲这件事情的人当然也不是曹雪芹,而是高士奇的同乡好友洪昇。
现在红学界有些学者,几乎是在有意误导读者,他们几乎把康熙南巡与曹寅接驾四次等同起来,让读者以为康熙到了江南似乎就只到过南京一地,只住在曹寅的织造府一家。这是严重地歪曲历史!康熙南巡前后凡六次,南巡路线都是沿京杭大运河南行,巡幸的地方有扬州、南京、杭州、苏州、绍兴等诸多城市。曹家接驾四次只是康熙皇帝巡视到南京一地的事情,皇帝巡视到其他城市还有别的官员接驾;即使是同一次南巡中,在不同的城市接驾的人也有好多,曹寅只是若干人中的一个。
《红楼梦》中描写的“元妃省亲”过程,与曹寅接驾四次的哪一次过程也不相同,倒是同史料记载的高士奇在杭州接驾一次的过程完全相同。高士奇就是康熙朝那个位高权重的“南书房侍读”,号称“万国金珠供澹人”(高士奇字澹人)的著名人物,他是康熙皇帝的亲近之臣,也可以说是宠臣。蔡元培先生在《〈红楼梦〉索隐》中对这个人有详细考证。康熙朝朝廷党争严重,高士奇是“南党”领袖之一,康熙二十九年,由于以明珠为领袖的“北党”的攻击,高士奇被皇帝解职归里。
高士奇是杭州西溪人,与洪昇是同乡。说来也巧,二人不仅同年生(1645),同年死(1704),还几乎一起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不过在京期间高士奇当了大官,发了大财,洪昇却只当过国子监监生,一个穷学生,没有一官半职,穷得时常断炊。不过二人之间的友谊却历久弥新,保持终生。洪昇在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朝廷的“斥革”“下狱”处分,康熙二十九年从北京返回故乡杭州,与高士奇返籍时间也在同一年。
康熙皇帝一共南巡六次,其中在洪昇生前南巡四次,分别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和四十四年。《红楼梦》通过元妃省亲隐写的这一次接驾,是隐写的康熙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