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绝代武神-第5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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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见先帝欲开西城，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建初五年（80年），发兵千人就班超。
东汉建初七年（82年），疏勒王忠与龟兹密谋，遣使诈降班超。班超知其内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猗诣超。超密勒兵待之，为供张设乐，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
东汉建初九年（84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立白霸为龟兹王。
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
《晋书·西戎》“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
晋武帝太康中（285年），龟兹王遣子入侍。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坚之大将吕光率兵七万伐龟兹，龟兹王白纯不降，吕光进军讨平龟兹。
北魏高祖孝文皇帝延兴五年（475年）龟兹等国遣使朝贡。太和二年（478年）龟兹国献名驼龙马珍宝。三年（479年）吐谷浑、龟兹、粟特等国遣使朝贡。5世纪后，龟兹先后沦于嚈哒、吐蕃、回鹘之手，佛教文明曾受摧残。
《隋书·龟兹》“龟兹国，汉时旧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龟兹王姓白，字苏尼咥。都城方六里。胜兵者数千。风俗与焉耆同。龟兹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座。龟兹国土产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麖皮、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隋大业中（615年），龟兹国王遣使贡方物。”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龟兹、吐蕃、高昌、女国、石国遣使朝贡。贞观十六年（664年）唐太宗派遣昆丘道副大总管郭孝恪讨伐龟兹，破都城，郭孝恪自留守，龟兹国相那利率众遁逃。那利等率众万余，与城内降胡表里为应攻郭孝恪。郭孝恪中流矢死，将军曹继叔收复都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设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
唐高宗麟德四年（667年）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陷龟兹拨换城，之。罢安西四镇。上元中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名马。
宋朝咸平四年、大中祥符三、六年、天禧元年、四年、天圣二年、七年、九年、景佑四年、宁熙四年、五年、绍圣三年，龟兹前后遣使朝贡十二次。
11世纪末，回鹘的黑汗王朝改宗伊斯兰教，对西域诸佛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圣战”。14世纪，改宗伊斯兰的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对龟兹的佛教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佛教寺院庙宇被拆毁，佛像被捣毁，佛教经典文献被焚烧，佛教教徒被屠杀，具有千余年历史的龟兹佛教文化被破坏殆尽。当地佛教僧侣或被迫接受伊斯兰教，或逃往异国他乡，或抗拒被杀。
龟兹语属于印欧语系中centum语组的吐火罗语方言b，用印度的婆罗米文字brahmi书写。由于在语言学分类学上吐火罗语与其近邻—印欧语的主要东方分支satem语组的印度…伊朗语indo一iranian的距离较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的centum语组的拉丁一凯尔特语与日尔曼语有较近的关系，故它在印欧语分类学的研究中占有举世公认的重要地位。这使得龟兹成为古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地名之一。
克孜尔千佛洞的塑像和壁画都绘在支提窟内，虽然塑像多已毁坏，但壁画尚保存约有5000多平方米。壁画的题材主要是佛传、因缘和本生故事。
一类是描述佛的传记，主要布置在方形窟的四壁，以连续性的方格画面，将佛的一生从头到尾绘出，从而加以表现。
另一类是说法图，主要布置在中心柱窟主室的两侧壁，虽多采用方格画面的形式，但却是单独成幅，一幅有自己的一个主题，幅与幅之间没有相互承接的关系。因缘故事主要表现了众生对佛所作的种种供养和显示了佛的神通广大。本生故事则是表现佛前世行菩萨道时的种种难行和苦行。
这些因缘和本生故事，除少数绘于方形窟的四壁，其它大都布置在中心柱窟的主室和方形窟的券顶上，采取单幅构图的形式，将券顶划分成许多的菱格，每一菱格绘一则故事。由于菱格的空间较小，所以画面采用少量的人物和衬景，并选取最能概括故事内容的典型情节来表现，从而显得十分简洁明快。第17号窟的窟顶就绘有38种本生故事画。
此外，壁画中也有反映当时生产、生活和民间习俗的内容，如第38窟所绘的伎乐图，图中乐工或弹琵琶，或抱箜篌，或吹横笛，千姿百态，妙趣横生。第175窟中的耕地、制陶图，则是展现出了当时生产劳动的场景，是研究新疆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宝贵的实物资料。克孜尔千佛洞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研究龟兹社会的历史、佛教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同享中国“四大石窟”之美誉。但是克孜尔石窟是全国开凿最早的石窟，始建于公元3世纪，比莫高窟还要早。现存已编号的洞窟236个，其中窟形完整的135个，尚有壁画的80个，壁画总面积1万余平方米。其风格独特之窟形和壁画，均可代表龟兹文化的水平，有很高的研究价值。1961年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佛教很可能是最初由龟兹传入中国的。法国汉学家列维在《所谓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考》一文中指出据中国最早的2世纪佛经译本中的佛教用语如“沙门”、“沙弥”不能对比梵文的sramana、sramenera，但与龟兹语的samane、sanmir很近，由此断定中国2世纪佛经必定是从原始的龟兹语翻译而来，龟兹语作为佛经传入中国的谋介，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着名的佛经翻译家如龟兹国师鸠摩罗什于401年到长安，组织译场翻译佛经。来自龟兹的高僧还有龟兹王世子帛延、帛尸梨蜜、帛法炬、佛图澄、莲华精进等。
龟兹的佛教石窟是中国佛教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包括六个主要石窟群：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托乎拉克埃石窟。其中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中建造最早的，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有编号的洞窟达236个。龟兹石窟在伊斯兰教征服西域后被埋没于荒沙蔓草之中近千年，直至被后人所发现
根据历史学家向达考证，龟兹琵琶七调起源于印度北宗音乐。龟兹乐娑陀力（宫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shadja，般赡调（羽声）来自印度北宗音乐的p调。龟兹音乐传入中国，在唐代演变成为唐代佛曲。
龟兹人苏祗婆、白明达两位着名的音乐大师，把龟兹乐传入中原，作为隋唐九部乐之一，深受中原帝王和广大民众的喜爱。隋唐宫制的10部乐曲中就有《龟兹》乐部。后龟兹乐器、乐曲和舞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印度、缅甸等国。高丽乐器有14种，其中弹筝、笙、筚篥等就是由中国传去的，筚篥源于龟兹，在朝鲜至今仍然还在流行，已达千余年。日本乐曲大曲和中曲中的《春莺啭》、《感皇恩》、《苏莫遮》这些乐曲，都源自龟兹乐曲
龟兹文化涉及的乐器种类很多，有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筚篥、腰鼓、羯鼓、都昙鼓、铜拔、弹筝等十九种之多。龟兹乐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隋书》：舞曲《小天》、《疏勒盐》《旧唐书》：舞者四人，红摸额，绯祆，白布裤，帑乌皮鞋。新疆龟兹歌舞团代表中国民间艺术团赴欧洲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进行了近百场艺术演出，荣获”文化的使者”赞誉。大型乐舞《龟兹一千零一》，沿用龟兹地区流传久远的乐舞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以龟兹地区石窟壁画中的故事与情节为主线，以多种文化在龟兹的碰撞融合为基础，在独特的龟兹”菱形格”中以”苏幕遮””胡腾舞””胡旋舞”等为表现内容，艺术地再现了龟兹文化的独特魅力。2007年10月，《龟兹一千零一》大型乐舞赴上海参加第八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进一步提升新疆阿克苏龟兹故地的知名度。
《龟兹一千零一》这台大型乐舞的名字，其寓意着深刻的含义：相传在古代，一位工匠为了得到心爱的公主，按照国王的要求，在山崖上凿了999个窟，当他凿到第1000个窟时，累竭而死，公主闻讯赶来，看到心爱的人死了也哭竭而死。至今，这里还有一眼泪泉，滴滴水珠穿成线。根据这个美丽的传说命名的，大型乐舞《龟兹一千零一》，还寓意着千佛洞之外的一个“龟兹艺术之窟”，“龟兹乐舞之窟”
新疆阿克苏区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元初年前后，印度佛教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东北部）、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并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传入龟兹。龟兹佛教以小乘为主，兼及大乘。公元3世纪中叶，龟兹佛教进入全盛时期，《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西晋以后，龟兹的佛教已经相当普及。唐贞观元年（627年）着名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在《大唐西域记》纪述屈支国（即龟兹）的佛教：“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
早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旧石器时期，龟兹人已能用石器、骨器制造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发明了弓箭。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后，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温宿县北部天山包孜东乡小库孜巴衣发现的岩画中，可以看到龟兹原始社会狩猎、放牧及兽类被追逐的生动画面。它位于龟兹天山北麓和静县哈尔莫敦乡察尔乎沟一号墓地，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畜牧业用具、牲畜骨骼和大批装奶用的带流嘴的陶器，有一件残陶罐上绘有一只骆驼。由对这些距今3000～2000年左右的出土文物分析来看，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群以畜牧业为主，同时还兼营农业、狩猎和手工业。
在罗布泊以北库鲁克山兴地岩画上，便可以看到当时行猎及游牧业发展的盛况。其中一幅牧驼图上，刻绘有11只骆驼、一只山羊和两个牧驼人，另一幅骆驼驮运图上则刻绘有五只正在驮物的骆驼，另跟随一个骑驼人、一匹马及一条狗。说明自远古时期起，从罗布泊通向龟兹的大道上，骆驼就是龟兹人祖先的重要驮运工具，也暗示在龟兹，绿洲文明和游牧文明很早就发生了接触和融合。
东西融合的史前文化，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不同人种、不同血缘和不同人文地理背景的居民往往创造出不同类型的文化。细石器时代后的铜石并用时代，以船底形石核石器为代表，具备中原文化特征的细石器的“东方型文化”与以几何形石器为代表、具有中亚文化特征的石器文化，一齐进入龟兹地区，两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形成了古龟兹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在龟兹古国境内，至今发现的铜石并用的遗址有四个：柯坪遗址、阿克苏城东遗址、喀喇玉尔衮遗址和库车县南郊的哈拉墩遗址。
龟兹国境内的天山和确勒塔格山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矿带分布广、埋藏浅，极利开采，为早期铜矿开采和冶炼—也为青铜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斧、铜镜、铜勺、纺轮、锥、扣、项圈、耳环等小型生活用具和装饰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