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家国五部曲-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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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给我看。我当时太天真，为了使猪能健康成长，就把图钉当作打蛔虫的药喂了猪。当饲养员抓住我时，你们家老三早没影儿了。我出于哥们儿义气没揭发他，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是老三偷了驴，让我拔橛子……”
谁都知道王主任家的老三是个傻子，绝不可能跟袁军他们混在一起，更不可能指挥袁军干什么坏事，从来只有傻乎乎被指挥的份儿。袁军这么说，分明是在胡说八道，故意拿王主任开涮。王主任气得直哆嗦，他猛地一拍桌子：“袁军，你少和我胡扯，避重就轻，这件事不算完，你回去好好给我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谈。”
袁军偏偏不罢休：“还有那次爬大烟囱的事，也是我和你们家老三……”
“滚……”
第三章（）
什刹海冰场是当年最时髦的去处，到了这里你就别太张扬了，因为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份儿”大的主儿有的是。你要是在冰场上看见一个不起眼的家伙向你叫板，可千万不要轻敌，闹不好这家伙在他家门口那一带就是个赫赫有名的顽主。
钟跃民就见过一位，这位老兄每晚必到，他穿得衣衫褴褛，头戴绍兴式的破毡帽，腰上还扎了个破蓝布围裙。他的冰鞋也很奇特，居然是一双东北地区常见的毡靴，一副黑龙牌球刀用麻绳横七竖八地绑在毡靴上。此人的滑冰技术极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各种高难动作，引来一群群围观者。有一次他和钟跃民一伙打冰球，他单手持冰球杆带球像泥鳅一样满场乱窜，在钟跃民等七八个人的围追堵截下如入无人之境。在此之前钟跃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高手，这回可把他打傻了，打了半天连球也没摸着。后来他得知，此人绰号“三元子”，是西单一带的顽主。他是个垃圾清扫工，每次冰场散场后他还要去上夜班，他的工作是用铁锹将垃圾铲到卡车上，然后跟车到郊外的垃圾场卸车。此人很有些“垮了的一代”的风范，以破烂的工作装为时髦，在一片将校呢军装之间显得标新立异。别看这三元子是个垃圾工，“老兵”和流氓们都买他的账。有一次冰场上来了一伙初来乍到的顽主，他们见三元子穿得像个乞丐，便想拿他寻开心，结果犯了众怒，被百十号顽主打得抱头鼠窜。
1968年的北京顽主要是不去冰场的话，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自称顽主。冰场除了具备玩耍和拔份儿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社交。顽主们既是江湖中人，总要结交四方好汉，你认识的人越多，份儿就越大。想做顽主中的成名人物，除了讲义气，结交人广外，自己也要心毒手狠，不然谁服你？像《水浒》里的宋江，光知道练嘴假仗义，自己没半点儿拳脚功夫，这种人到1968年可就吃不开了。
钟跃民每次来冰场，头半个小时不能去滑冰，他得先应酬。他的熟人太多，礼数得尽到了，和这位握握手，和那位抽根烟，要是有他同时认识的两伙顽主碴起架来，他得去做和事佬，给双方说和说和。他的自尊心比较强，要是有一方不给他面子，执意要打，钟跃民就会觉得对方不太懂事，连钟跃民的面子都不给，这不是找揍吗？他往往是劝着劝着就参加了战斗，帮助一方和另一方干起来。
袁军是个纯粹的好战分子，一见别人碴架他就激动得难以自抑，至于跟谁打并不重要，若干年后的那句口号“重在参与”，袁军早就身体力行了。
钟跃民在冰场的入口处碰见几个住在红霞公寓的哥们儿，正在寒暄，这时郑桐兴冲冲滑过来：“跃民，那两个妞儿又来了。”
钟跃民连忙向那几个哥们儿告辞：“哎哟，对不起了，我那儿有点儿正事儿，一会儿见吧。”
红霞公寓的李延军开玩笑道：“你丫能有什么正事儿呀，不就是拍婆子吗？留点儿神，别拍炸啦。”
周晓白和罗芸互相搀扶着，正在小心翼翼地练习滑冰。钟跃民一伙人从远处以冲刺的速度飞驰而来，在姑娘们面前猛地横过冰刀停下，冰刀在冰面上刮起一道道白色的冰雾。周晓白抬头看见钟跃民，微微一愣，继而又露出了顽皮的笑容。上次耍了钟跃民一把，她有些不好意思。
钟跃民看着周晓白摇摇头，叹了口气：“不够意思，真不够意思。”
周晓白假装不明所以，笑着问：“怎么啦？”
“那天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好歹我也算是你们的教练吧？我的学生受人欺负，我这个当教练的能不管吗？结果教练挺身而出，差点儿挨了一顿揍，可学生呢，却连影儿都没有了。太让人寒心了，以后谁还敢做好事？”
罗芸笑道：“你们不是说要给人家办学习班吗？又不是去打架，怎么会挨揍呢？”
袁军解释说：“我们和那几个坏小子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帮助他们改邪归正，可那几个小子根本就油盐不进，还要揍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奋起自卫了。”
周晓白十分不解：“说了半天还是打架嘛，我真闹不懂，你们这些男孩子究竟是怎么啦？简直把打架当成一种乐趣，还特别残忍，动手还不算，还要动刀。我想问问，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钟跃民搔搔头皮想了想：“这个问题没想过，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别人就会来欺负你，你要不想打架就只能选择挨揍。比方说，你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群人，你看了他们一眼，你猜他们会怎么说？”
“怎么说？”
“‘犯他妈什么照，找抽呢是不是？’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周晓白叹了口气：“真野蛮，现在的男孩子怎么都像好斗的公鸡？我记得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在学校里大家都比谁功课最好、谁品学兼优，谈得最多的是理想。”
钟跃民心中暗笑，这傻妞儿，这都哪年的皇历了，这年头儿谁还谈理想？他冷笑道：“那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时候吗，现在谁要是说我是乖孩子，我听着就跟骂人差不多。”
袁军也摆出一副历经世事的样子：“现在讲的是谁能打架、谁敢玩命、谁手黑，谁就有份儿。”
钟跃民接着说：“当然了，打架是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是挺敬业的。业余时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吗？那本书写绝了，不看一辈子后悔。”
周晓白点头表示赞同：“我看过，我们家有这本书，是挺好看的。”
钟跃民一听，眼睛一亮：“你们家有？太好了，能借我看看吗？”
“你不是刚说你看过吗，你到底看过没有？”
“有个哥们儿借这本书给我，只能看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得还。我看了整整一夜，只看了一大半，后面的故事就不知道了，急得我直拿脑袋撞墙。”
“噢，是这样，那么我可以考虑，要是你表现好，我就借给你。”
钟跃民是真喜欢这本书，不过，这可不是他的目的，借书是个最好的借口，有借就有还，这一来二去的，什么事都能办了。他作出兴奋状：“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现，请党和人民在斗争中考验我。对了，《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要公演了，你看不看？”他使出最后一招撒手锏，按他的推算，只要把如此紧俏的芭蕾舞票亮出来，这妞儿就算是摆平了。
果然，周晓白兴奋得脸都红了：“你有票？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芭蕾舞，还去少年班学过呢。”
钟跃民得意地说：“你看，我这个教练没白认吧？又教你滑冰，又带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让你赶上啦，那本书……”
“别臭美了，不就是两张破票吗？不带我去我还不稀罕呢，哼，我最烦别人和我讲价钱。”
郑桐不爱听了：“什么？破票，这票来得容易吗？我们排了整整一宿队，冻得哥儿几个跟孙子似的，后半夜我和袁军困得实在扛不住了，在一个商店门洞里刚眯一会儿，钟跃民这孙子拎着块砖头就过来了，一砖头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
钟跃民连忙打岔：“我说时间不多了，还一个小时就散场了，你们得抓紧时间练练。现在我正式授课，你们要好好学。说句不好听的，就你们俩这水平可真够给我丢份儿的，到时候人家一问谁是教练，有人说是钟跃民，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没办法，就这水平我也得教，谁让我有责任感呢？”
周晓白嘴一撇：“钟跃民，你贫不贫呀，谁稀罕你这破教练？”
袁军匆匆滑过来：“跃民，那边有两拨人碴起来了，是外交部的杜卫东和和平里的*他们。”
杜卫东是钟跃民的哥们儿，他不能不管，这边已经初战告捷，无须留恋，他抬脚就要走。
周晓白知道他们又要去打架，连忙试图制止：“钟跃民，你怎么走了，还教不教我滑冰了？”
“一会儿回来再教。”
“别去打架，好吗？”
“不行，杜卫东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吗？”
“钟跃民，你要非去，以后就别理我。”周晓白赌气地说。
钟跃民只当是废话，这妞儿脑子有病，还没怎么着呢，就管起人来了，这会儿就是钟跃民他爹在他也不能不去。
他没理周晓白，转身和袁军等人向人声喧闹处滑去。
在京城众多的顽主中，杜卫东算个另类人物，首先他的来路很成问题。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谁家老头儿是哪个山头的，这很重要，这关系到你是什么来路的问题。譬如两个以前并不认识的干部子弟，第一次见面要“攀道”，首先就是问问“你爸爸当年是哪部分的”，这一般都是指抗战时期他们的父辈属于哪个部队。干部子弟们把时间的坐标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有道理的，因为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干部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已成气候，到了“*”前，他们的级别一般都在司局级以上。至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参加革命的干部，一是年龄较轻，二是级别较低。在一些高干子女眼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干部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那会儿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其规模已成气候，军队也达到上百万人。干部子弟们开口“攀道”，侃的都是抗战或红军时期的家世。他们“攀道”是有些规矩的，如果你的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对方先要问问是几支队的或是几师的。这种问法是很内行的。你要是张嘴就说“我父亲1938年在新四军五师”，那就是找挨骂呢。因为新四军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变为分水岭。皖南事变之前军部以下的建制为4个支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宣布为“叛军”，被撤销了番号，是共产党自己重建的。重建后的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所以说1938年的新四军还没有师的建制。如果他们的父辈是八路军系统的，则要问问是属于哪个军区的、几分区的，原因是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晋察冀一带，晋察冀军区是八路军于1938年4月在华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后组建的第一个军区，下辖若干个军分区。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军分区，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当年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觉得干部子弟们脑子有毛病，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见面，张嘴就是“你爸是几分区的”，这不是傻逼是什么？由此看来，干部子弟这个圈子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就这么几句简单的对话，你要是没有点儿党史、军史的基础知识，马上就会露馅，大部分干部子弟对党史、军史都是无师自通。
杜卫东的出身和“几分区”并不搭界，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而是个纯粹的日本人。他的父亲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编译局请来的外国专家，长期在中国工作，杜卫东从小就生长在北京，说得一口京油子话。“*”前他不叫杜卫东，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日本名字。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这些外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在北大附中读初二的杜卫东表现得比他的中国同学还要激进，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改叫“杜卫东”，意思自然是要保卫*了。他很执着，不管*是否需要他保卫，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
“*”开始后，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不知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划为“干部子弟”，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勉强也算是“高干”。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成立红卫兵纠察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
“大串联”开始后，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也扛了
